編者按：網絡空間風云乍起，大國博弈日益激烈。尤其是斯諾登披露“棱鏡門”事件，將美國拉下了一貫標榜的“網絡自由”道德高地，讓各國政要和普通網民都感受到網絡空間霸權文化的殺傷力。為此，抓住這一歷史機遇，認清美國戰略文化的本質，激發中國戰略文化的潛力，探索中美文化博弈由對抗到共贏創新思路的可行性，成為形成對等制衡中美網絡關系的重大戰略課題。

自2013年斯諾登披露棱鏡系統之后，很少有人還能堅持傳統的價值中立、政治中立，拒絕承認網絡，尤其是作為整體性存在的全球網絡空間已經成為了國家大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順理成章的是，這同時意味著理解國家以及全球網絡空間的安全，必須超越單一的網絡技術、信息產業的界別，從整體和系統的國家安全戰略視角出發，來考慮網絡空間的安全問題。這包括整體性的定義目標、利益，判定威脅，確定應對手段，并作出相應的評價。在此過程中，必然涉及的是無形但實質性存在的觀念因素，或者，用某種廣義的提法，就是戰略文化因素的影響。

或許是某種歷史的巧合，就某種意義上來說，今日中美兩國在網絡空間安全問題上的戰略文化博弈，非常類似于中國傳統社會有關“王道”與“霸道”的政論，也很像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出的“柔弱勝剛強”，以及古人曾說過的“爭是不爭，不爭是爭”。

一、自我中心與排他性獨占：美國的戰略文化及其影響

什么是美國的戰略文化？相關的研究、描述，可謂汗牛充棟，但簡單來說，最快速、直觀、準確的了解美國戰略文化的方法，大概是花上幾分鐘時間，認真仔細的聆聽一下電影《巴頓將軍》片頭那段演說：“美國人從來都喜歡打仗。真正的美國人喜歡戰場上的刀光劍影。??當今天在座的各位還都是孩子的時候，大家就崇拜彈球冠軍、短跑健將、拳擊好手和職業球員。美國人熱愛勝利者。美國人對失敗者從不寬恕。美國人蔑視懦夫。美國人既然參賽，就要贏。??美國人迄今尚未打輸過一場戰爭，將來也不會輸。一個真正的美國人，連失敗的念頭，都會恨之入骨。”這就是美國的戰略文化，在這段文字中，清晰的傳遞出了美國戰略文化對進攻的崇拜，對勝利的向往，對實力的推崇。

美國戰略文化中所說的勝利，是克勞塞維茨意義上的勝利，也就是在戰場上通過一場決定性的戰役干凈、徹底、全面地擊敗對手進而獲取的勝利。它遵循著可以被清晰感知而度量的實力規則，遵循著其內在固有的，只有經過職業化訓練的軍人才能體會和理解的實力邏輯，獨立地發揮著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與美國的自由主義為核心的文化密切契合，與美國的自我中心，天定命運，美國例外，相結合，與美國自立國以來，特別是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事實上曾經享有過的獨特地位相結合，共同形成了具有鮮明美國特色的戰略文化。

在這種戰略文化中，實力而非道德，是通用的語言；通行的行為方式，是率先展示乃至實際使用實力；遵循的行為原則，是力強者勝，贏者通吃，排他性獨占的先占準則；這種實力，在國家層面，與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密切契合，進而使得美國比任何其他國家，包括中國，都更加關注“終結歷史，或是被歷史終結”的選題。由此帶來的影響，是在美國戰略文化中，維持美國的國家安全，并不僅僅是一個軍事、外交或者政治層面的問題，而是一個具有特殊含義的哲學命題：持續保持并不斷提升自身的安全，持續不斷的通過消除直接或間接、可見或不可見的國家安全威脅，這是證明美國這個國家仍然是上帝選民，仍然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不會面臨被淘汰命運的唯一有效方式。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20世紀40年代，喬治凱南膾炙人口并開啟冷戰帷幕的“長電報”中有關蘇聯行為邏輯的描述，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是美國戰略決策者內心自我認知和印象在他者身上的投影，和蘇聯類似，美國內心也存在著強烈的恐懼，這種恐懼來自于競爭失敗等同于被歷史淘汰，進而等同于被上帝拋棄的思維定勢。在美國戰略文化中，這種定勢又決定性的表現為美國對安全、優勢無止境的追求，以及非常典型的“敵人饑渴癥”的行為模式：尋找對手，與對手競爭，擊敗對手，然后尋找下一個對手，并循環往復。在這種戰略文化籠罩下的任何國家，包括美國，注定很難超越大國政治悲劇的傳統模式。

二、柔弱勝剛強以及后發制人：中國的戰略文化及其影響

如果說，美國的戰略文化，走的是無堅不摧一力降十會的剛猛路線；那么，至少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戰略文化中，柔弱勝剛強的傳統政治智慧，一直是中國戰略文化的主軸。偶爾的強硬，更多的是展示無意接受被威脅的堅定政治意志；這點，在基辛格比較周恩來與勃列日涅夫的談判風格時就有了重要的對比：基辛格記憶中的蘇聯談判風格，是1小時談判期限內45分鐘的大聲咆哮與各種威脅，以及美方堅持到最后的15分鐘后收獲全部要求；中國的周，對基辛格來說是最難纏的談判對手，因為他從不用咆哮來突破僵局，而是建議陷入僵局的雙方代表游覽長城，參觀故宮，品嘗北京烤鴨和神奇的中國茅臺，導致的結果是“美方代表團自我以下都認為，如果不在談判桌上對中方作出一些讓步，那么就是很有罪惡感的”。

對比中美兩國的戰略文化，如果剛猛的美國就像橄欖球運動員跑鋒一樣，以坦克般的體能碾壓式推進直至達陣，那么中國更像太極拳高手，更偏好四兩撥千斤之道，以最大的可能避免直接的沖突。基于某種難以言傳的偏好，整體而言，中國的戰略決策者更加偏好圍棋，決策時往往精于對“勢”和“利”的取舍，并在西方決策者難以想象或者企及的長時段，比如50-100年，進行某種真正意義上的宏觀戰略布局。這一點，尼克松為代表的戰略決策者在其相關著作中已經有了充分的論述。

對中國來說，就網絡安全等相關具體的安全領域，與美國最大的區別，可能在于對戰略防御態勢的偏好以及對后發制人策略的某種先天選擇。美國追求勝利、控制、塑造的戰略取向，不僅僅是宗教倫理亦或者文化使然，更多的還受到了天然趨于擴張的資本內在邏輯的驅動。而中國作為一個有著東方文化背景的社會主義國家，基于傳統文化、歷史經驗以及政治倫理的內在制約，先天更加偏好防御性的后發制人，以及真正意義上的多元共存，即不僅僅是簡單地允許他者存在，而是確實采取某些措施，包括強者的自我約束和制約，以期實現某種戰略均衡。

兩種不同的戰略文化共存，對中國來說，實質性的挑戰，就是如何讓對手確信，中國的克制與防御，不是能力不足，或者有更大的陰謀，亦或者是某種可被利用的軟弱。不得不說，這個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有效解決。

三、以實力保安全vs.以治理求安全：網絡空間中美戰略文化博弈的具體體現

遵循美國的戰略文化內在邏輯，網絡空間就是一個新的競技場和大國競爭的叢林，遵循“先占者主權”原則，以實力保安全，是美國在網絡空間實現自身安全的必然選擇，也是美國戰略文化內在邏輯的自然延伸。所以，在美國研究者眼中，“全球網絡空間處于積極的無政府狀態，美國應該追求在此空間獲得優勢的支配地位。”更加具體地說，美國這種以實力保安全的戰略展現為對“先占者主權”，這一從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的強權政治邏輯的天然偏好。

在美國的網絡安全戰略中，“先占者主權”這一原則，通過如下三個方面的實踐得到了比較充分的體現：

首先，維持對網絡空間關鍵資源的事實上的壟斷控制，確保和鞏固實踐“先占者主權”原則的能力基礎。

其次，系統運用美國掌握的技術優勢，通過已經存在的政府-公司之間的關系，大量開發符合美國網絡空間戰略目標的新型應用，這可以看作是“先占者主權”的實際使用。

第三，借助美國在政府、公司、非政府組織三者之間互動關系上的豐富經驗，構建靈活多樣的基于項目的靈活合作團隊或者是跨國活動分子網絡，將美國網絡空間戰略的指導理念，美國的戰略目標植入互聯網用戶的觀念，塑造國際網絡空間的輿論氛圍，也就是在整個國際網絡空間實踐“先占者主權”。

而對中國來說，中國戰略文化內在邏輯的自然展開，表現為在全球網絡空間以治理求安全，即通過建立某種公正、合理的全球網絡空間新秩序，來確保中國的國家安全。這同時意味著中國不能復制美國偏好的先占者主權原則，而必須選擇“人類共同財產原則”，以治理謀安全，摸索并推廣更加符合全人類利益，以及網絡空間自身特性的網絡空間安全新秩序。

從理論層面來說，卡勒（Miles Kahler）的研究已經指出：如果某一機制供給的物品不具備“擁擠”的特點，也就不面臨奧爾森“個體分的利益隨著集團規模增大而減小”的困境；如果普遍的參與能夠帶來的結果遠遠比任何少邊安排來得好，那么就有一種可能性，大國，或者說某種新型大國，就可能愿意擔負起領導者的角色，甚至是可能是在某種時候大國采取單方面的努力，單獨承擔促進協議為他國所接受時可能出現的成本。

作為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一個綜合力量持續上升的新興大國，無論是中國的國家利益，還是中國的戰略文化，已經明確表示中國不想重復傳統大國惡性競爭的宿命，努力避免大國政治的悲劇。

為此，中國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在網絡空間落實和推進人類共同遺產原則：

首先，設定相容性的合作目標，將網絡空間整體的安全以及保障盡可能多的國家從網絡空間發展中獲益，作為全球網絡安全新秩序的目標，并以此為指導，制訂和實施中國自身的國家網絡安全戰略。這里中國要做的是真正以一個新型大國，也就是跳出西方傳統自我中心主義窠臼的大國，站在全球社會以及網絡空間整體利益的立場上，確定自身的安全目標。

中國需要明確地指出全球各個國家的網絡安全本質上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中國的國家網絡安全與全球網絡空間的安全密不可分，維持網絡空間的基本運行秩序，確立網絡空間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避免對優勢技術力量的濫用，都應該納入中國國家網絡安全追求的目標。

其次，探索并落實人類共同財產原則指導下的合作模式，從建立對全球網絡安全共同的觀念與判斷標準入手，為人類共同財產原則在網絡安全領域找到具體而實在的外部體現。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網絡技術的發展、網絡空間的活動包括信息的共同流動，能促進各個國家的安全與福利，而不是成為國家安全的威脅，更不是淪為少數國家威脅其他國家安全的工具。

第三，在中短期內，逐步實踐由更具可信度和可靠性的多邊主義組織托管關鍵性的網絡基礎設施，比如，頂級地理域名服務器，具有戰略意義的數據中心，云計算服務器等，為實踐人類共同財產原則找到堅實的基礎。

2011年9月12日，中國、俄羅斯、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常駐聯合國代表聯名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請其將由上述國家共同起草的“信息安全國際行為準則”作為第66屆聯大正式文件散發，并呼吁各國在聯合國框架內就此展開進一步討論，以盡早就規范各國在信息和網絡空間行為的國際準則和規則達成共識。

這是一次重要的嘗試，因為這份“信息安全國際行為準則”文件就維護信息和網絡安全提出一系列基本原則，涵蓋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技術等各方面，包括各國不應利用包括網絡在內的信息通信技術實施敵對行為、侵略行徑和制造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強調各國有責任和權利保護本國信息和網絡空間及關鍵信息和網絡基礎設施免受威脅、干擾和攻擊破壞；建立多邊、透明和民主的互聯網國際管理機制；充分尊重在遵守各國法律前提下信息和網絡空間的權利和自由；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信息和網絡技術；合作打擊網絡犯罪等。文件初步勾勒出了網絡空間落實人類共同財產原則，實踐以治理謀安全應該如何著手的雛形。這個進程，值得研究者以及政策制定者持續關注和推進。

中美兩國之間的博弈由來已久，但在網絡空間的具體實踐才剛剛展開，希望最終能夠迎來多贏的結局，因為今天的世界，無論現實或者虛擬，已然承受不起霸權戰爭所可能帶來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