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提出，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一個關系全局和長遠的重大判斷。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中速增長階段，與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高速到中速，是從速度角度看的。在增長階段轉變的過程中，不僅速度在改變，結構、動力、制度、政策等也都在相應改變，系統性地進入一種新的狀態。我們當下只是向高質量發展轉變，還不能說已經進入這個階段。轉變本身就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挑戰。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三大重要變革，即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就顯示了挑戰的難度。

轉入高質量發展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與其他經濟體相比，中國轉入高質量發展將面臨更多、更為復雜的問題和挑戰。這既與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相關，也與我們所處的經濟社會歷史結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已經解決和尚未解決的矛盾問題相關。

社會共識與政績觀問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功，是建立在“發展是硬道理”的社會共識之上的。隨著發展階段的轉變，發展的社會共識也需要相應轉變。如何把發展更多地與“質量”“效率”等概念掛鉤，需要從決策者到普遍民眾有系統的理念轉變，或者說形成一種新的發展共識。與高速增長的發展共識相適應，把速度搞上去，是政府官員工作業績組織考核、社會評價以及自我認知的主要尺度。而要轉為追求質量效率的政績觀，除了“認識”問題外，重要的是確立新的評價考核體系，比如，把就業指標放在優先位置;或者按照五大發展理念，構造新的評價指標，相應地，把GDP更多地作為一個預測性、結果性指標。

要素市場的進一步開放、流動與優化配置問題。要素市場仍然是中國市場體系發展中的主要短板。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土地市場改革的方向，迄今仍未取得實質性進展;戶籍、公共服務、社會分層等仍然是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制約因素;資本市場在準入不足的同時，也出現了監管混亂的問題;而行政性壟斷不同程度的存在，限制了生產要素效率導向的流動和配置。如果說在高速增長期，不完全的要素市場尚可勉強支持，那么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個短板就繞不過去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還是打破要素市場上的僵局。

重大結構性問題的理順與調整問題。這類問題包括行政性壟斷導致的效率差異、脫實向虛背景下的經濟泡沫、收入差距與社會階層固化、創新驅動發展所需的自由探索環境等。中國要成功轉入高收入社會，必須旗幟鮮明，以極大的勇氣、智慧和毅力，打贏解決這些重大結構性問題的攻堅戰。

金融風險形成條件的變化與有效防范問題。在高速增長期，資產價格持續上升具有吸收、后推金融風險的功能。轉入中速增長后，這種條件難以維系，還會出現相反情況，原來無風險的也轉化為有風險了。中國經濟增長從高速到中速，是一個“轉型再平衡”的過程，首先是終端需求中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等在出現歷史需求峰值后的減速，帶動產業領域的去產能，再帶動金融領域的去杠桿，進而逐步形成與終端需求相適應的產業體系和金融體系。中國能否比較平穩或“有驚無險”地過好這一關，無疑是一個嚴峻挑戰。

地方性要素粘性與高價值區域的形成問題。所謂地方性要素粘性，是指通常說的“投資環境”或“發展環境”。但是要對高知識技術密度要素具有“粘性”，顯然對要素市場條件、政府能力、產權保護、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有特定要求。有的地區在人均收入水平相當高的時候，依然能夠出現較高的增長速度，就是因為形成了高質量的產業體系以及相配套的發展環境。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后，地區之間的競爭，特別是領先地區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將體現為高質量產業體系和相應的地方性要素粘性的競爭。

企業家精神的保護與發展問題。企業家精神是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核心。企業家精神集中表現為生產要素的組合能力。不同發展階段，對這種能力的要求是有差異的。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企業家精神的保護與發展問題將愈加突出。一方面，隨著與國際技術與產業前沿差距的縮短，可直接借鑒或模仿的技術、管理、商業模式等相應減少，需要日益增多地探索、創新以前未曾有過的要素組合方式，對企業家精神的需求超過以往。另一方面，企業家精神生存發展的基礎并不牢靠，在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產權保護、企業家預期、政企關系等方面，還存在著制度性缺陷。實現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穩定、可預期、蓬勃發展的企業家精神是必要條件。各種破除對企業家精神束縛的改革應該擺在優先位置。

優先推動與高質量發展配套的重點改革

中國能否成功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并持續推進，最重要的是形成與之相適應的體制政策環境。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可優先推動如下一些領域的改革，使之取得實質性進展。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壟斷，著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資五大基礎性成本。根據有關研究，中國這五大基礎性成本，比美國等發達國家高出一到兩倍。其原因，除了資源稟賦外，主要還是相關領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行政性壟斷，競爭不足，效率不高。必須落實十九大精神，在打破行政性壟斷，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

第二，把減稅與稅改結合推進。中國的企業稅率在國際上看并不算過高，但加上各種收費，企業稅費綜合負擔就相當重了。我國稅制改革的方向，應以間接稅為主逐步轉向直接稅為主。減稅與稅改結合起來，才能有效推進。一方面，應當把房地產稅、環境稅等征起來，消費稅作為地方稅的一部分，相應降低企業生產環節的稅費。部分國有資本用于充實社保基金，相應降低企業上繳“五險一金”等負擔。

第三，以管資本為切入點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發揮國有資本規模大、直接體現國家和各級政府意志、對政府要求執行力強等獨特優勢，更多地集中到服務于國家發展戰略的領域，包括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戰略性大型項目，如大飛機等;創新基礎設施，如國家實驗室等;國防建設、生態保護等。

第四，農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十九大提出以城市群為主的城市化，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這兩件事情是內在統一的。鄉村振興實際上是現代城市體系在鄉村的延伸。要全面推動人員、資金、土地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市場化配置。把中國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紅利更多地分給農民，真正保護和增進農民利益，擴大最具潛力的中等收入群體。

第五，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開放。我國建設現代化強國，發展空間最大的是服務業，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包括研發、金融、咨詢、信息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和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社會服務業。以往開放的重點是吸引物質資本、比較成熟的技術和管理方法等，下一步的開放重點則應轉向聚集提升人力資本，提升在全球科學前沿和技術前沿的創新能力。要以對外開放倒逼對內開放，放寬高水平教育研發和其他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準入，把優質人力資本更多地吸引到這些領域，促進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