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風險，主要是降低地方債務風險和其他方面的財政金融風險;擠泡沫，包括擠去一線城市房地產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增動能，重點是提升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創新發展的動能;穩效益需要特別強調，2017年下半年以來，企業效益明顯回升，但集中在上游行業，分布不平衡。應當爭取企業盈利在行業間形成較為平衡和穩定的分布，這樣也可以為企業降杠桿提供有利條件。
不要人為推高增長速度，把發展的基礎做得實一些，不論對短期防范風險，還是中長期增強動能，都是必要和積極的。實現2020年兩個翻番目標，今后三年每年增長6.3%就夠了。此后，中速增長平臺的重心可能調整到5%~6%，或者是5%左右。這個速度實際也是不低的。講速度要有參照系，要和增長階段掛鉤。在以往的高速增長階段，潛在增長率10%左右，7%就是低速度;到了中速增長階段，潛在增長率5%左右，實際增長5%~6%，也可稱為高速度。當年日本在這個增長階段，增速也就4%左右。
匯率也是反映增長數量和質量關系的重要指標。如果人為推高增長速度，但增長質量不行，如效率低、風險大，本幣匯率就會下行，按現價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增速減緩，甚至負增長。相反，如果增長質量高，速度低一點，但匯率上升，按現價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增長反而要快一些。
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中速增長階段，與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高速到中速，是從速度角度看的。在增長階段轉變的過程中，不僅速度在改變，結構、動力、制度、政策等都在相應改變，系統性地進入一種新的狀態。我們以前曾提出過“速度下臺階，質量上臺階”，指的就是這個意思。發展階段的這種轉變，并非像有些人認為的難度降低了，不夠刺激了。事實上，我們當下只是向高質量發展轉變，還不能說已經進入這個階段。轉變本身就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挑戰。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三大重要變革，即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就顯示了挑戰的難度。成功地推進這一轉變，首先需要深入分析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要背景性因素。
在產業結構維度上，包括制造業在內的工業比重下降，服務業比重相應上升，是這一時期最具規律性的變動。服務業是一個品類復雜的集合體。近年來中國服務業比重上升，一些結構特征值得關注。批發零售是服務業中“最老”的一個行業，近年來依然快速增長，多少與人們的常識背離。一方面得益于網購的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如果與發達經濟相比，批發零售乃是短板最大的行業之一。這一行業繼續保持較快增長，應當是市場交易規模持續擴大的必然結果。
與此相反，中國金融業比重超過發達國家也出人意料。近期中國金融業占GDP(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超過8%，高于美英等金融業發達國家。如果不認為金融業在中國具備特殊競爭力，以致在產業素質上超過美英等國，那么，合理的推論應是中國金融業存在著嚴重的自我循環、泡沫和進入屏障。觀察與數據顯然支持這樣的判斷。金融業下一步在中國的發展，應當是通過改革、開放、創新調整結構，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比重。
中國服務業今后發展的重心，是包括研發、設計、信息服務、物流、咨詢等在內的生產性服務業，包括醫療衛生、教育、文化、體育、娛樂等在內的社會和個人服務業。這兩個重心分別對應了制造業升級與居民消費結構升級。這些行業具有較高的知識密集度;更多的需要面對面服務，對從業者積極性、創造性的要求超過工業化時代;通過資源優化配置，有可能產生較高生產率。服務業通常被認為是生產率低的領域，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興起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格局。
與生產性服務業直接相關的是制造業。相當多的生產性服務業，是制造業原有業務通過外包等形式追求專業化分工和規模收益發展起來的。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狀態，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制造業的升級水平。制造業的服務化，部分服務業的制造化，都從不同方向揭示了相同的內在關聯，在新信息技術革命的環境下尤為如此。中國已經成為制造業大國，堅持發展制造業導向不動搖，有條件形成一大批具有長期穩定國際競爭力的制造業行業和企業。這樣，與德國相似，中國制造業比重將會高于標準模式，在全球分工體系上獨具優勢。在這一制造業體系中，相當大部分可能表現為知識密集型制造業與服務業的深度融合，這正是現代化經濟體系中實體經濟發展追求的目標。
高質量發展的第二個背景性因素，是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特征的新信息技術革命加快推進。在常規發展路徑上，先行國家創造的技術、經驗等，可以使中國以追趕者的身份繼續前行。然而，新信息技術革命的出現，把中國相當多領域直接推到了全球創新前沿，從而展現了更為多元，因而更為復雜、機遇與挑戰相互交錯的圖景。在新信息技術革命的場景中，如果說互聯網是通道類的基礎設施，大數據是原材料，人工智能則類似于具有加工能力的機器設備。隨著人工智能深度學習潛能的拓展，這場技術革命的深遠影響可能是我們當下尚難以估量的。
與以往歷次技術革命中差距過大不同，這次中國與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方面已能并駕齊驅，抑或局部領先。中國已經有了一批走在創新前列的企業、技術和商業模式。不僅如此，中國在這一輪技術革命中具備若干顯著優勢，比如市場規模、產業配套等。中國擁有世界上人數最多且消費結構正在升級的市場，諸多原創于國外的技術，在中國轉化為有競爭力的商業模式。中國形成了世界上少有的較完整的產業體系，市場導向的產業集聚則使產業配套優勢具有穩定和持久性。有關的例證是，美國硅谷的創業者也要到深圳華強北尋找配套零部件。
經濟與創新前沿接觸面的擴大，將促成一些新景觀，如終端需求的追趕型與生產技術前沿性并存，消費內容的追趕型與消費手段前沿性并存等。中國的移動支付在國際上領先，但所交易的產品和服務的品質并非如此。消費、生產、流通的不平衡，對不同技術和商業模式具有更強的包容性。在新的場景下，中國的創業者、生產者和消費者有了更多的選擇和機會。當然，技術超前的影響是復雜的，比如，新技術在有助于減少貧困的同時，是否會以另一種方式加大收入分配鴻溝，也是一個有待觀察和評估的問題。
高質量發展的第三個背景性因素是大都市圈的加快成長。中國正處在城市化進程之中，近兩三年的一個重要結構性變化，是包括人口特別是年輕人在內的資源加快向大都市圈集聚。據有關統計數據，2015年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北京和上海，而它們是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集聚改進資源配置效率，激勵創新，增加收入，帶來更多的就業創業機會，而這些效應正是集聚發生并加快的原因所在。
中國大都市圈加快發展，同樣符合國際范圍顯示的這個階段城市化發展規律。歐洲、美國、日本以及其他經濟體，大都市圈集中了大部分人口、資源、產出和創新。以發達國家大都市圈的經濟密度衡量，中國大都市圈的聚集程度還有很大差距。如果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能夠正常推進，將會出現若干3 000萬、5 000萬乃至更多人口的大都市圈。
由此帶來的另一個結果是對大都市圈住房需求的上升。用傳統的一二三線城市區分房價水平已不適用，房價水平的差異更多體現在大都市圈以內和之外。在大都市圈以內，一些小城鎮的房價也令人側目，而在大都市圈之外，城市化進程遲緩的一些地區，即使作為當地的一線城市的省會城市房價也上不去。然而，近年來大都市圈房價異乎尋常地上升，更多地要由供給側體制性、政策性因素來解釋，包括城市建設用地的地方政府壟斷，以土地謀發展的城市發展模式;住宅用地比重長期嚴重偏低;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和宅基地不能正常進入市場;租賃住房特別是長期租住住房供給不足;房地產稅作為現代城市發展的基本制度建設尚未推開，等等。這些都是下一步城市化進程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臨的挑戰。
高質量發展的第四個背景性因素，是全球化進程面臨的沖擊、調整和新的機會。全球化是“二戰”以來世界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力之一，不僅帶來了增長動力，在邏輯上對所有國家都帶來好處。當市場和要素配置在更大范圍擴展的時候，原來在一國范圍內過的不錯的某些產業競爭力下降，工作崗位轉移到了其他國家，要素和收入出現再分配。人們對全球化帶來的好處習以為常，而那些好處較少得到者或相對受損者不滿的聲音卻響亮起來了。部分西方政客利用機會，力圖把對全球化的不滿轉化為政治資源。美國特朗普上臺和歐洲一些國家反全球化政治勢力抬頭，一度增加了人們對全球化前景的擔憂。
近期形勢變化表明，對全球化進程采取倒退、走回頭路辦法的空間并不大，對反全球化政治勢力不宜高估。另一方面，在這樣一個歷史節點上，對全球化進程進行反思和調整，也是必要和可能的。加強教育培訓、社會保障，提供新的就業創業機會;避免脫實向虛，保持并加強有競爭優勢的實體經濟;調整收入分配結構，促進機會公平，如此等等，都應成為調整中的重要議題，進而為下一步全球化的重整再出發打好基礎。
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貢獻者。在逆全球化之風來襲之時，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出現重要調整。隨著勞動力等要素低成本優勢的逐步減弱，出口在中國經濟增長中份額下降;資本輸出加快，在規模上已經超過引進的外資，中國企業和產業在融入全球分工網絡過程中，通過要素重組，力圖重新定義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上的位置。另一方面，全球化進程中的調整和陣痛也對中國帶來沖擊。除了貿易保護外，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減稅、重振制造業、新技術突破等，都對中國的結構調整和升級形成競爭壓力。當然，如果應對得當，也會成為中國再調整、再平衡、提高競爭力的契機。
高質量發展的第五個背景性因素，是綠色發展由理念到行動，有可能成為與傳統工業化增長模式相競爭并獲勝的另一種發展模式。中國經濟減速的一個直接原因，是在某些領域環境承受能力已經突破底線。
在上述多種背景性因素的交織影響下，與其他經濟體相比，中國轉入高質量發展將面臨更多、更為復雜的問題和挑戰。這部分地與發展階段性特征相關，部分地與我們所處的經濟社會歷史結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已經解決和尚未解決的矛盾問題相關。
中國能否成功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并持續推進，最重要的是形成與之相適應的體制政策環境。深化改革任重道遠，需要從長計議，形成正確的目標、機制、戰略和策略。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可優先推動如下一些領域的改革，使之取得實質性進展。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壟斷，著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資五大基礎性成本。根據有關研究，這五大基礎性成本中國比美國等發達國家高出一到兩倍。目前中國人均收入不到1萬美元，而美國超過5萬美元，基礎性成本如此之高，令人困惑和深思。其原因，除了資源稟賦外，主要還是相關領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行政性壟斷，競爭不足，效率不高。之所以稱其為“基礎性成本”，是因為它們覆蓋到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僅直接影響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的競爭力，也影響到服務業，影響到民生和整個國民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要從降成本開始，這一關過不了，高質量發展無從談起。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改革已經講了許多年，應當有標志性的大動作，以彰顯改革的勇氣和決心，提振全社會推動改革的信心。這將是一項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發展實體經濟、提高國民經濟效率至關重要。
第二，把減稅與稅改結合推進。中國的企業稅率在國際上看并不算過高，但加上各種收費，企業稅費綜合負擔就相當重了。美國特朗普減稅后，國內減稅的呼聲再起。但在現有稅制且財政收支壓力大的情況下，實際上能夠減的空間并不大。我國稅制改革的方向，應以間接稅為主逐步轉向直接稅為主。減稅與稅改結合起來，才能有效推進。一方面，應當把房地產稅、環境稅等征起來，消費稅作為地方稅的一部分，相應降低企業生產環節的稅費。部分國有資本用于充實社保基金，相應降低企業上繳“五險一金”等的負擔。
第三，以管資本為切入點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國有經濟必須實現戰略性調整，從傳統的企業體制退出，從傳統的實物形態中退出，從過剩的、缺少競爭力的產業退出。發揮國有資本規模大、直接體現國家和各級政府意志、對政府要求執行力強等獨特優勢，更多地集中到服務于國家發展戰略的領域，包括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戰略性大型項目，如大飛機等;創新基礎設施，如國家實驗室等;國防建設、生態保護等。
第四，農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必須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已經提出的要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同等入市，農民宅基地也要創造條件流轉起來。全面推動人員、資金、土地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市場化配置。把中國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紅利更多地分給農民，真正保護和增進農民利益，擴大最具潛力的中等收入群體。
第五，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開放。以往開放的重點是吸引物質資本、比較成熟技術和管理方法等，下一步開放重點則應轉向聚集提升人力資本，提升在全球科學前沿和技術前沿的創新能力。在創新活躍地區，可設立若干個高水平教育研發特區，在招生、人員聘用、項目管理、資金籌措、知識產權、國籍身份等方面實行特殊體制和政策，給出較大的自主選擇、試錯空間，目標是匯聚全球頂尖人才，形成既適合中國國情，又吸收國際上先進做法，最大限度調動人們在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前沿創造力的環境。另一方面，要以對外開放倒逼對內開放，放寬高水平教育研發和其他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準入，把優質人力資本更多地吸引到這些領域，促進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動能。
由高速增長轉入高質量發展并非自然而然，而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深化改革要有緊迫感，尤其要有歷史責任感。從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看，中國仍處在追趕期。到21世紀中葉前，與發達國家相比，即使我們在某些領域能夠趕上或領先，但總體上還是處在追趕期。這個定位非常重要，對此一定要有清醒認識。我們在發展，別人也在發展，一些新興經濟體增長加快，老牌發達國家也在尋求新的競爭優勢。所以，我們沒有理由自滿自傲，仍然需要謙虛謹慎，需要認真學習，需要繼續開放，需要實質性地深化改革，這樣才能與時俱進地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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