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奇帆表示,智慧城市概念源于2008年IBM公司提出的“智慧地球”理念,是數字城市與物聯網相結合的產物,被認為是信息時代城市發展的大方向、文明發展的大趨勢。其實質,就是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推動城市運行系統的互聯、高效和智能,賦予城市智慧感知、智慧反應、智慧管理的能力,從而為城市人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使城市發展更加和諧、更具活力、更可持續。
離開城市談智慧是不切實際的空想
黃奇帆認為,推進智慧城市建設,有助緩解“城市病”,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為新舊動能轉換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蓬勃動力。智慧城市通過物與物、物與人、人與人的互聯互通互動,有效解決民生領域長期存在的信息不對稱、服務不公平等問題,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優質化,從而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理解,智慧城市有兩個關鍵詞:一是‘智慧’,二是‘城市’。其中,城市是承載智慧的基礎、是母體。離開‘城市’談‘智慧’,寄望于通過智慧化讓一個亂糟糟的城市脫胎換骨,那是不切實際的空想。”
“‘智慧’是城市文明的靈魂、是精氣神。推進智慧城市建設,必須善用現代技術、現代理念、現代思維,夯實城市數字基底、中樞神經和智慧大腦,讓城市學會思考,如果沿用工業時代的思維方式,只能是照貓畫虎、低水平重復。”
黃奇帆指出,對智慧城市建設而言,推進新型城鎮化是基礎性根本性層面的任務,推進城市智慧化是戰略性、集約化層面的舉措,兩者缺一不可,唯有無縫銜接、有機融合,才能最終實現智慧城市建設的目標。
勞動力不足在于2.8億多農名工沒有真正市民化
他說,建設智慧城市,必須在城市群層面思考謀劃,合理確定自身功能定位,是建設大城市還是中小城市,是金融貿易中心城市還是工業物流基地城市?
黃奇帆在會上指出,人口紅利逐漸淡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2.8億多農民工沒有真正市民化。他說,目前,城鎮化率剛剛達到60%,國民經濟的人口紅利卻已逐漸淡出,很多城市出現了勞動力供給不足的現象。造成這個現象的重要原因,就是2.8億多農民工沒有真正市民化。
“一般來說,城鎮職工20歲左右參加工作,60歲退休,一生工作近40年。農民工因為戶籍問題,往往到了45歲就會不被企業招聘而返回農村,這就損失了人生1/3左右的工作時間,加之農民工每年候鳥式遷徙,春節前后回家探親用掉2個來月,兩者加起來,1/3+1/6=1/2,農民工一半的工作時間就耗費了。”
他說,歐美國家一般城鎮化率超過70%才會出現“劉易斯拐點”,我國城鎮化率剛到60%左右就遭遇了用工難,農民工的人口紅利50%的浪費是重要原因。(記者備注: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是指在工業化進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達到瓶頸狀態。)
黃奇帆的建議是,推進智慧城市建設,不能只關注那些“高大上”的東西,還必須“接地氣”,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工落戶城市、扎根城市,為城市提供人力資源供給,讓農民工共享城市機遇。
2018中國智慧城市(國際)創新論壇觀眾席
土地和基礎設施供給平衡才能促進城市“精明增長”
黃奇帆指出,以智慧城市促進城市“精明增長”,很重要的一環就是配置好土地房屋資源。這就要求城市管理者做到心中有“數”。他列出一組數字進一步說明:
比如,城市建成區面積,土地配置一般是每人100平方米、每萬人1平方公里,100萬人口的城市建成區面積就是100平方公里。
再如,住房面積,人均大體在40平方米左右,1000萬人口的城市建設4億平方米住房是合理的。
又如,商業設施面積,一般每2—3萬元的商業零售額可配置1平方米的商鋪,每2萬元GDP可配置1平方米寫字樓。
“在城市土地房屋資源配置中,如果大手大腳,房地產總量供過于求,勢必出現‘空城’‘鬼城’;如果土地長期供應不足,則會造成土地稀缺、房價畸高。”
在黃奇帆看來,基礎設施是城市的脊梁骨。推進智慧城市建設,重要的出發點是想解決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城市病”。但是,在總體不平衡的基礎設施上增加再多的智慧元素,也解決不了問題,前提還是要做好城市基礎設施的供給平衡。
他說,這里面,也有一些比例關系。
“比如,國家規定,城市建成區平均路網密度要達到8公里/平方公里,新建住宅配建車位要達到1:1。再如,城市人群每人每天綜合用水0.3噸,產生0.25噸污水和1公斤垃圾,城市供水和污水、垃圾處理設施應按此配建。又如,一個城市每100平方米土地,應有55平方米用于鐵路港口、道路交通、園林綠化、倉儲物流等市政基礎設施以及醫院、學校等公共設施建設,才能滿足需求。”
此外,要關注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布局的平衡,并適度超前布局,城市才有活力,重點發展戰略性新興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更好滿足不同層次人群就業需求。做好了這兩個平衡,智慧城市建設所倚賴的創新才會有雄厚的產業根基,智慧城市發展才會有廣闊的市場空間。
堅持市場導向 吸引社會資本進入
黃奇帆給出的建議是,智慧城市建設要堅持市場導向。智慧城市意味著高效率,而效率能夠產生效益,這就能夠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比如,物流領域,2017年我國社會物流總費用12.1萬億元,占GDP的14.6%,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個百分點左右。如果通過發展智慧物流,把物流成本降到世界平均水平,就會節約4萬億元,這部分就可以成為包括工商企業、物流企業、金融企業以及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平臺等各類企業的收入。
以停車問題為例,目前我國缺近2億個停車位,但又有約8000萬個停車位平均空置率超過50%,如果通過智能停車將空置率降到10%,按每個車位每年收費2000元計算,也有640億的收益。可見,智慧城市建設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和豐厚的投資收益。
他強調,尊重市場規律,堅持市場導向,以物聯網平臺及其受益企業的活動為中心,吸引更多企業參與智慧城市建設,決不能僅靠政府力量強推。只有這樣,才能把準方向、少走彎路、不走錯路,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加以推進,真正實現“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