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產業作為國家戰略已盡人皆知，就政府而言，本身就擁有大量優質的數據，但出于對公民及社會的保護，這一部分數據既讓商業化數據公司“念念不忘”，也讓各級政府謹言慎行。一攻一守之間，有關政府數據的共享和交換，就成為包括智慧城市建設在內的多項政策實施的關注重點。

大數據介入

“討論智慧城市，我們就要剖析一下整個政府大數據產業生態。”數據堂的肖永紅副總裁告訴《中國企業報》記者，政府大數據的產業生態，最基礎的是數據基礎層，它所解決的問題是政府大數據或者是政務數據存儲、管理和匯集；第二層是數據共享層，通過軟件平臺，把各委辦數據接口打通。有了這兩層還不夠，因為只把數據放在那兒不行，得有人做服務和運營，這是數據服務層，在此之前，可能數據需要整合，這是第三層。第四層，就是數據運用層，交易和應用。

智慧城市吸引著很多政府的目光，這基于從“管理型”政府轉型到“服務型”政府的必然，同時也在考驗著政府大數據產業生態的構建，考驗大數據企業的技術水平。

博圖縱橫副總裁石峰在接受《中國企業報》記者采訪時強調：“很多為政府提供產品的企業責怪政府保守。其實是他的解決方案達不到要求，政府對核心技術蠻看中的，對平臺的思想、架構，數據安全都很重視。”

專家認為，說道大數據應用，就開始老生常談，大數據技術不是發展的瓶頸，政府在選擇大數據產品時，首先考慮的是安全，其次是項目落地具體方案，畢竟技術是持續成熟的過程，這僅僅是時間問題，而政府往往十分審慎穩健，“二者之間并不矛盾”。

網格式體現

眾所周知，政府各級單位對公民數據實現了分門別類，如果能將公安、社保、交通、醫療、民政等數據打通匯總，對每一位公民就形成了公共服務數據，而這正是智慧城市建設的關鍵。

“把這些在政府數據庫睡眠的數據進行激活、匯聚和交互，其所產生的社會價值不可估量。”專家根據自己掌握的情況認為，在我國智慧城市項目中，宜昌走在了前列，這個城市的大數據業務，就建立在網格化管理平臺上。

“網格化就像地圖的拼圖，在這一個個小格子中，有多少居民、法人，他們在做什么等等信息，都呈現在一個平臺上。”石峰告訴記者，信息的收集者就是“網格員”，他上面千根線，下面一根針，每個人的移動終端，都安裝對應的軟件，網格區域內有多少居民樓，樓內住戶、住戶人數、住戶用房性質、基本住戶的人口信息等等，這些數據的實時更新，與智慧城市建設息息相關，因為這些數據后面，體現的就是政務服務的功能。

在很多城市中，人們雖然是納稅人，但感受更多的是政府在管自己，而不是為自己服務。石峰給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宜昌有一次發生火災，消防人員出動時除了配備常規的作戰裝備外，還持有一個PDA。當他們到達現場疏散樓內居民后，便通過PDA點名，在這個過程中，就發現有位老人不在其中，但他們的信息早已錄入政府大數據系統，消防人員根據PDA所顯示的樓層、房間，迅速沖進去，救出了老人。

高效化管理

“基于網格人員日常的數據收集，需要用時立即發揮作用。”石峰認為，對于很多老年人而言，辦理包括老年證在內的證明材料，通常要自行前往居委會等機構申請，但是在宜昌，居民年齡一到，系統就會自動啟動證件辦理流程，通過與全市人口信息庫連通，直接讀取照片、人員信息等，證件做好后，網格員上門送到老年人的手中。據介紹，新生兒也是如此，醫院系統與人口管理系統連通，孩子一出院，直接上門登記。網格員手中的軟件的派工單，就是驅動服務，智慧政府的城市服務，在這里得到充分體現。

從宜昌的范例來看，智慧城市的實施，像“網格員”這樣的人力成本就不在少數。

對于建設智慧城市是否增加人力成本的疑問，石峰告訴記者：從實踐中來看，政府的運營成本并沒有顯著增多，過去高昂的經費，是由于信息流通不暢，導致人員過多。就宜昌來說，網格人員一半來自社會招聘，一半來自對原有協管隊伍的整合，這支專職隊伍要有很強的服務意識。他們受政府管理、調派、招聘，但不屬于公務員系列。這既減輕了行政性開支，隨進隨出的用人機制，還有利于辦事效率的提高。目前，宜昌市的網格員在社區開展的服務有九大類近100項，被市民親切稱為“雷鋒格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