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國內智慧城市建設熱火朝天，很多城市制訂了智慧城市發展規劃。然而，在建設中卻忽略了制訂相關語言服務的系統規劃。雖說，國內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分別借奧運會與世博會為契機，制訂了一些與語言服務相關的規劃，但還并未有意識地使語言服務規劃成為智慧城市建設的組成部分。
整體來說，我國智慧城市的語言服務主要存在語言服務語種單一、服務體系不健全的問題。互聯網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提供語言服務的載體之一。但是，諸多城市的門戶網站建設卻不容樂觀。相當一部分的政府機關、經濟技術開發區、招商局等的網站缺乏配套的英文版，更別說其他語種。即使有，也存在內容滯后、極少更新、翻譯水平較低、子版塊鏈接不能打開的問題。近期比較熱門的智慧城市建設項目，如公共自行車系統、掌上公交APP、城市電子地圖、汽車客運自動售票機等均缺乏相應的外語服務，民族語言服務平臺更是匱乏。
美國學者安東尼·湯森倡導智慧城市的建設可以采取政府主導、全民參與、企業加入的模式。隨著語言服務產業規模的日益龐大，中國要使其效益最大化，并在戰略的高度服務國家或具體的城市，也可采取這一模式 。
政府主導。政府可以制定規劃大綱，也可調集各種資源，理應成為提供語言服務的倡導者和主導者。在引導社會力量參與語言服務建設時，要注意與市民的需求相匹配，并考慮城市的長遠發展。一方面，應學習和借鑒國內大城市建設國際化語言環境的經驗，采取各種方式方法，靈活有效地提高市民的全面素質，特別是外語素質，并組織相關活動，為國際語言生活環境的建設奠定群眾基礎。實際上，國內大城市建設國際化語言環境的經驗也不是太充足，相關部門可參考國外城市的做法。這當然不能死搬硬套，要與中國的國情相結合。另一方面，構建國際化語言環境的同時，應促進漢語的傳播。在提升全民外語素質和母語素質的基礎上，各地方政府可以根據各地區的實際，制定語言服務規劃。比如，江蘇鹽城因為韓國客商較多，十多年前很多街道指示牌就采取了漢語、韓語對照的形式，并且每天在一定時間內，用韓語播報當地新聞。這些做法可以為其他城市所借鑒。
全民參與。政府應該引導市民把提升語言能力化為自學行動。智慧城市建設中，解決城市問題，需要全體市民的參與。在當今城市，各類經濟文化活動能否順利展開，相當程度取決于構成經濟主體的城市的語言軟實力，而市民的綜合語言能力是城市語言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智慧城市中的理想市民應該在熟練掌握自己的母語通用語及方言的基礎上，熟練掌握一兩門外語，并且初步學習國內另一種民族的語言。因此，語言決策主體應該有長遠的規劃，激發市民學習語言的熱情，使市民主動學習外語。最終的目標是，使這些積極參與者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語言服務的提供者。另外，針對特殊群體的語言服務，如對有“語言障礙”群體的服務，個人或企業參與的積極性可能不太高，這就需要政府發力，把其作為一項能使特殊人群獲得無障礙通道、平等享受城市建設成果的一項事業來執行。同時，政府應該引導市民積極參與開源大都市的建設。開源軟件和數據為建設智慧城市創造了無限的可能，其中也包括語言服務。上文所提及的掌上公交APP和公共自行車系統缺乏外文版本等問題，可發動市民添加，再由專家把關。這就是安東尼·湯森所倡導的“市民自助之城”的概念。
企業加入。毫無疑問，大范圍語言服務的提供，還得借助于企業的力量。具體來說，城市語言服務體系可以采用商業公司出技術、政府投資的方式來實現；也可以采用政府政策引導、商業公司獨立投資運作、政府進行管理的方式來實現；還能以PPP的方式實現。語言服務中如電視臺外語節目、景區外語指示牌等屬于公共產品和服務，此類服務可考慮采用PPP模式運營。此外，加快建設多語種電子信息導航系統以及多語言城市資訊交互平臺，也要由政府牽頭，廣泛聯合眾多機構和公司一起搭建覆蓋電視、廣播、報紙、雜志及網絡等媒體的多語言城市資訊交互平臺。
大力發展語言服務產業，促進城市之間合作。第三產業在城市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是衡量一座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一項重要指標。但由于大城市人力、土地等成本攀升，不少總部位于沿海一線城市的公司紛紛將語言服務智能部門設在了二三線城市。如攜程旅游將呼叫中心設在了江蘇南通，京東將客服中心設在了江蘇宿遷，亞馬遜（中國）客服中心設在四川成都。一些新興城市可以利用人力成本相對低廉的優勢，主動與較發達城市對接，積極發展語言服務產業。
順應O2O平臺、物聯網、大數據等互聯網發展趨勢。隨著中國經濟不斷融入全球一體化進程，語言服務行業也隨之得到蓬勃發展。在建設智慧城市的過程中，如何將創新科技與語言服務行業完美結合？怎樣才能促進互聯網成為語言服務的重要載體？目前，比較流行的O2O商業模式可以助力語言服務業的發展。例如，可以采用線上提出語言服務、線下提供語言服務等模式。具體而言，可以借助這些平臺，提供翻譯服務，外語培訓輔導等。
（曹明華 季海龍第一作者系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創新工程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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