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設可能是幫助解決很多結構性問題的手段。”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說。他試圖從金融改革的角度來闡述建設智慧城市。

在黃益平看來，所謂智慧城市，就是利用互聯網和大數據這些工具來改造或者改變經濟活動或者生活。如果真正能做下去，它對于調整經濟結構與推動產業升級的意義都是非常明顯的。

黃益平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時表示，我們現在面臨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投資太多、出口太多，經濟主要靠制造業來拉動，因此平衡經濟結構就需要增加消費、增加服務業。

創新也是智慧城市的核心。“我覺得智慧城市建設的一個核心就是創新，產業升級，增加產業附加值，提高消費和服務業在經濟當中的比重。”黃益平說。

在黃益平看來，建設智慧城市是一個很好的方向，但取決于怎么去做。在這一過程中要避免政府過多投入，更多的是實現與市場的結合。“當然政府需要發揮作用，要發揮規劃、引導的作用，提供基礎設施。但建設智慧城市從根本上來說，還是要讓企業和市場發揮作用。”他說。

而要讓企業和市場充分發揮作用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要推動金融改革問題。黃益平認為，現在金融體系不利于非國有企業和中小企業融資，也不利于創新活動的開展。因此要通過改革金融體系，包括像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利率市場化等，來幫助推動企業的創新和升級。

金融體系改革的支持和推動

黃益平分析說，在建設智慧城市的過程中，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服務業會大幅度增長，這與我們現在進行的經濟結構調整的目標是非常一致的。其次，消費比重也會不斷地上升，這也是我們經濟結構調整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第三，在建設智慧城市過程中會使用很多新的技術，包括互聯網技術，其實是在推動產業升級。“過去我們做的都是低附加值的制造業，也許以后越來越多的是高附加值的制造業，還會推出高附加值的服務業。”

建設智慧城市對金融體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核心問題是要改變我們的金融體系，因為創新需要技術性的因素，要有很好的金融體系來支持和推動這樣的創新，尤其是對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和融資渠道、融資中介的改變，從而為中小企業、對能夠創新的企業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務。”黃益平說。

黃益平指出，經過30多年的金融改革，我國已經建立了一個非常龐大的金融體系。“從體系和規模來說，我們的金融已經非常發達。”這一體系在支持制造業發展的過程中非常有效，但現在碰到了很多問題。

“過去的金融體系對于支持制造業的發展行之有效，但這并不意味著這個體系同樣能有效地支持以發展創新為核心的智慧城市建設，所以金融改革變得至關重要。”黃益平說。

他分析說，當前我國金融體系的運行有三個很重要的特征。一是金融體系還是以銀行為主；第二，金融市場的運作當中政府的干預多，對利率、匯率、資本流動都有管制，政府還控股了大量金融機構，所以政府對金融體系本身的運作具有強大的干預功能，由此造成的一個嚴重的后果是，在很多金融服務上形成了雙軌制，只有一部分機構、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個人可以得到非常好的金融服務，大企業、國有企業、銀行借錢相對比較容易，而且它的融資成本相對比較低。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尤其是一些低收入個人，融不到資，融資成本非常高。

“這樣的扭曲在短期內對部分企業的經濟活動是有支持的，但是對于長期來說，對于總體資金配置效益非常不利。”黃益平說。

第三，很多金融活動和金融決策的后果都由政府兜底。雖然這在短時間內支持了金融穩定，但是長期的后果就是很多金融風險最后都可能轉化成為政府的債務負擔。

這些特點將會對智慧城市的建設形成遏制。“沒有一個經濟的創新活動主要是靠銀行融資支持的。顯而易見，銀行貸出去的錢都是要考慮風險的，銀行不會把錢投給中小企業，投給創新企業，創新企業需要特殊的融資渠道。這是為什么我覺得下一步要建設智慧城市，就要求較快地推進金融改革。”黃益平說。

他認為金融改革內容應該包括，放開準入，允許有更多的中小金融機構，包括直接融資的機構，到市場上來提供資金，或者是到市場融資；利率要市場化，因為現在的利率管制在極大程度上歧視了中小企業，其實也恰恰是歧視了那些可能會從事創新的機構；要逐步地放開資本項目的管制。

黃益平最近參與的一項研究顯示，假定中國的金融自由化程度提高到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或者提高至高收入水平，中國的經濟和金融會發生非常大的變化，其中包括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會提高1.4個百分點。“也就是說金融改革對于我們經濟的增長實際上是有正面意義。”

但同時也會看到利率的并存，即在正規市場的利率、實際利率可能會上升2到4個百分點，但是在非正規市場的民間借貸利率會往下走，這對很多靠非正規市場融資但能從事創新性業務的中小企業是有力的。此外，在資本項目開放了之后，有很多人擔心資金會大量外流，但其實量化分析得到的結論是會有更多的資金往里來。“資金流進來當然會有很多的機會，但同時也會有很多的風險，因為任何一個國際收支的危機都是從資金的大量流入開始的，所以我自己覺得資本往外流是值得擔心的，資本往里頭流同樣會值得擔心。”黃益平說。

政府的角色

智慧城市建設還涉及兩個很重要的問題：政府發揮什么作用？政府與市場、企業之間是一個什么樣的定位？“政府要在智慧城市建設當中發揮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不應該像過去那樣成為一個建設的主體，我覺得政府應該發揮的作用更多的是規劃、引導和協調。具體的工作應該由企業來做。”黃益平說。

通常而言，政府需要做兩件事情：一是維持市場規則和秩序，二是提供基本的基礎設施。“我覺得在建設智慧城市時，政府要做的也是這兩個事情。任何一個新的城市的建設離不開政府的有效規劃和有效協調，但政府不要包辦其它事情。”

他進一步解釋說，智慧城市的建設從核心意義上來說是一個創新的過程，創新是一個需要大量試錯的過程；創新很少是由政府規劃出來的，凡是創新很發達的地方，一般都是自發的。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有一大批企業、一大批個人在做各種嘗試。它的最大的困難就是，其實你一開始不知道誰會成功。但是如果有大量的人在試驗，必定有人會成功。”黃益平說。

在建設智慧城市的過程中，黃益平擔心的一個問題是這會不會造成新一輪地方財政或地方投資的擴張，釀成新的財政風險。“這是我們需要警惕的一個問題，就是政府不能替代企業或者替代市場來從事智慧城市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