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16日，經過與聯想公司長達近一年的交涉后，時任新京報副總編輯的遲宇宙終于將手中書稿交付出版流程。這位曾經被柳傳志欽定的“聯想史”執筆人，卻由于立場性觀點上與柳相左，導致其撰寫的《聯想局》一書被聯想放棄。
這種“意見相左”到了怎樣的地步？遲宇宙的后記中這樣寫到：“因為僅僅限于核定史實，《聯想局》故能保證其獨立性而非一本‘客戶’定制的書，我也至少能保持一個寫作者最起碼的良心——對自己及文字本身、對歷史及事實本身的良心。”
整整4047天后，這個局回來了。
2016年2月15日，遲宇宙撰文《真相：楊元慶是合格的聯想CEO嗎？》，羅列了楊元慶六大“罪狀”。一天后，聯想官方微信正面回應：斷章取義，混淆視聽。同時列舉了遲宇宙一文的四大“罪狀”。
雙方都放了不少狠話，遲宇宙質疑“楊元慶配得上那么高的薪酬嗎？”，聯想公關則認為遲“以陰謀論為主基調，斷章取義，蓄意引導讀者的判斷，對聯想領導人惡意抹黑”。
從戰術層面而言，聯想公關回應可謂果決，至于在回應中著重強調了遲的動機問題這類易遭腹誹的技術細節，我選擇理解，畢竟針對CEO個人的貶低較之對于企業的質疑更容易讓公關部門群情激憤。
然而，此時無論怎樣和遲掰扯“數據失真”“論點失衡”的問題，都只能讓媒體在報道時寫上“自媒體和聯想各執一詞”或“遲宇宙質疑楊元慶不是合格CEO 聯想：你才不合格”的說法。一個筆桿子創業者叫板一個商業帝國，在旁觀者眼中，聯想難以占到便宜。畢竟即便文章大部分邏輯和事實是有問題的，只要那個工資表沒問題，公眾對于楊元慶的疑惑便難免眾生。此時，關于這個話題的任何二次傳播都會對聯想品牌造成傷害。
實際上，從“局”的角度出發，聯想公關在戰略上已經輸了。
你以為遲寫的是楊元慶嗎？遲寫的是聯想的危機。而根源就是那句——“肩負著國產智能手機的希望”的變成了華為，聯想用不斷下滑的數據證明了自己肩膀的孱弱。
從去年年中開始，諸如《聯想手機日暮，楊元慶還沒醒？》《聯想10年研發費用僅44億美元 不及華為一年》《聯想手機賣不出去了楊元慶怪樂視》之類的文章開始密集出現。這是市場對于聯想移動業務質疑的直接反映。然而在這過程中，除了楊元慶的部分發聲外，我幾乎沒看到聯想以任何方式有效對沖這類質疑。
傳播界有一個規律，如果一種直擊利益點的聲音在特定圈層中并未有效擴散開來，這種聲音便會以勢能的形式積累起來，一旦在機緣巧合時這種聲音得到更廣泛圈層的關注，此前的勢能便會以成倍的速度助力這種聲音傳播，終至無法控制。“馬家軍禁藥”事件過去了多少年？“百度賣貼吧”是今年才知道的嗎？“攜程在機票中的貓膩”更是被不知多少KOL提及了多少次。這些或被壓下或沒機緣傳播的聲音，都在暗中積累勢能，只需一次機會，就能輻射般擴散。
于是，我們都看到了年初《財經天下》的那篇打穿多個圈層的《華為聯想手機風云》，即便是手機圈外人，也終于把之前那些積累的模糊印象清晰了起來——“聯想手機業務好像是徹底輸給華為了啊”。
這也正是遲宇宙重新關注到聯想這個“局”的關鍵因素之一。
看看吧，《內部混亂 聯想手機舉步維艱，困難才剛剛開始》、《聯想收購摩托羅拉是步了微軟后塵？》、《聯想手機巨虧18億，楊元慶拿一億高薪好意思嗎？》，把這些稿子的核心內容攢一攢，幾乎就是遲那篇文章的核心章節。而這些稿件，全都發自2015年。
正是由于大量直擊核心利益點的勢能積累，才讓財經天下和遲宇宙有機會坐收果實。（這種收攏勢能的稿件寫起來不累心，閱讀量可觀）如果說聯想公關的難題是碰到了一篇稿子，不如說是面對一種輿論勢能而毫無下手處，只能坐等火山噴發。
當然，讓公關去救活這樣一局棋多少有些不講道理。畢竟4000多天前，從聯想和遲分道揚鑣的那一天起，這個掌握了大量聯想檔案和一手材料的經濟寫手，就已經成為聯想商業帝國的定時炸彈。
更何況，當抨擊聯想移動端式微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政治正確時，恐怕即便請朱光重歸聯想也無濟于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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