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時代的新壟斷趨勢
Facebook的創業傳記式電影《The Network》（中文譯名為《社交網絡》）的觀眾應該對Facebook最初成長階段的成功秘訣有深刻的印象：哈佛幾個學術精英找到因為創建學校內能夠供同學們對全校女生進行PK評分網站而聲名大噪的Mark Zuckerberg（后成為Facebook創始人和CEO），希望他能幫助他們一起創建在線社交網絡“ConnectU”，這個網絡針對的是高門檻的封閉的“常青藤精英圈”。Mark Zuckerberg拓展了這一思想，把這個社交網絡軟件打造成為針對大眾的產品而使得規模迅速拓展。“封閉”與“開放”的這一回合交戰中，開放大獲全勝。
互聯網企業的快速發展速度使其市場力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15年8月底， Mark Zuckerberg稱，Facebook單日用戶數已經突破10億。目前，Facebook的月活躍用戶數已接近15億。而且大部分Facebook用戶位于美國和加拿大之外。從2014年的數據看，WhatsApp的每月活躍用戶數為5億人，Instagram的每月活躍用戶數為2億人，Messenger的每月活躍用戶數為2億人，這些都是Facebook的重要業務，所有業務的用戶數加在一起就是22億人。這樣的用戶規模已經讓Facebook具備了強大的市場力量。
從網絡基礎架構的角度看，互聯網企業也有系列計劃性的動作。2013年，Facebook牽頭成立了意在推動全球網絡互聯發展的組織Internet.org。除Facebook之外，參與Internet.org的還有愛立信、聯發科、諾基亞、Opera、高通和三星等科技企業。
這些創建者們表示將與非政府機構、移動運營商和科技企業緊密合作，加強技術研發力度，降低普通用戶的上網成本，同時讓數據傳輸變得更加高效。2015年7月，Facebook宣布Internet.org將進一步擴大規模。
在應用層面互聯網企業擴大規模，發展業務是容易理解的，但在基礎網絡架構方面的舉動就需要探討了。從互聯網企業對有線寬帶網絡的建設情況觀察，一般認為互聯網企業建設高速網絡會有兩種動機：
一種是希望通過自有高速網絡的建設實現對運營商提供服務的替代。也就是說在確保用戶獲得足夠的帶寬的自有網絡上向移動設備提供越來越多的音樂、視頻和其他媒體內容。在此基礎之上將業務范圍拓展到基礎承載網絡上。
另一種可能的動機是通過自建網絡，在主營業務之外創造新的利潤來源，通過高速網絡業務的實現，幫助互聯網更好了解用戶，穩定和促進廣告業務。也就是說，網絡的建設的目的還是意在主業，促使現有互聯網服務商提高速度和加快創新。這兩種動機都單純出自于商業邏輯的考量。
但在Internet.org的提法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不太一樣的東西，一些“情懷”。Mark Zuckerberg在組織建立時談到，“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到知識經濟中目前還存在許多障礙，Internet.org將會通過與全球科技企業的合作來克服這些問題，其中就包括讓更多的人聯入到互聯網之中”。
Google在其發展史中同樣體現出許多“情懷”：Google一直都聲稱想要把整個世界的信息都組織起來；在業務開展的很多年，Google頂住了廣告商的壓力，決不允許自己的搜索結果頁面上在純文本形式以外摻雜任何東西；任何人都可以登錄其主頁并使用其豐富的產品而不需要登錄提供任何個人信息——性別、種族、年齡、受教育程度、職業等一切……
某種意義上來說，Google對信息分享所做的努力比Facebook更甚。畢竟Facebook作為社交網站，其最初的信息管理模式是只允許會員進入，只有成員的朋友網站允許使用其信息。Internet.org和Google的這些行動讓人迷惑，莫非接入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已經成為了公益事業？那些提供基礎網絡服務的企業，是在失去利潤來源的同時也失去了道義，變成了沒有情懷的企業？
Google和Facebook在這些“情懷”的驅動下在這一個領域內的舉措和行動也是讓人目接不暇的。
Google 自2012年7月以來在堪薩斯城推出超高速寬帶服務Google Fiber。Google Fiber 目前提供了的吉比特網絡接入服務，比美國民眾一般使用的速度快約100倍，資費卻比運營商同級別服務價格低廉很多。Facebook則和Google的Project Loon（Google X實驗室的計劃之一，通過多個熱氣球為指定地區的人提供快速及穩定的Wi-Fi網絡。）一樣，用熱氣球、無人機為沒有網絡的國家和互聯網提供無線網絡。而在采取這些行動的同時，Google和Facebook紛紛表示了對運營商主角地位的認同。
在2015年的MWC上，Google產品高級副總裁桑達爾·皮查伊說，“我們并不想成為一家大型網絡運營商，我們正在與運營商合作。 ”扎克伯格則稱“真正的英雄是電信運營商。”然而，這樣的一些說法，也只是互聯網企業應景說說而已。實際上，他們在做的這些事情，和運營商關系還真的不大。
要解讀這一幾乎已經超越行業邊界而成為社會現象的事實并不容易，“開放”和“網絡建設”之間的矛盾似乎與互聯網行業的發展如影隨形。在保證網絡服務質量的出發點指導下，傳統網絡運營商采取了強有力的中央集中式的管理方式。而Web技術的出現讓開放和分享帶來了分布式的架構和內容應用的快速發展。
這里有兩種針對信息的不同的意識形態：一種認為信息的獲取應該沒有圍墻、沒有屏障、沒有壁壘，沒有其他的任何限制，保證信息交換的自由通暢；另一種則認為信息是稀缺的、有商品價值的，想要得到有價值的信息需要付出相應的代價。
從Internet.org我們看到了Facebook在打破信息壟斷壁壘的意愿，可是不能忘記的是2003年在Facebook推出Beacon廣告系統服務時扎克伯格針對媒體廣告時的表態“百年一遇的媒體革命正在發生”“廣告之外別無選擇”。那時的Facebook更像是一個在自己的封閉花園（Facebook的注冊用戶）里發掘客戶價值的社交網絡壟斷者。如同前文我們所提及的那樣，為什么現在，互聯網企業越來越變得像公益型組織了？
運營商同樣希望能夠獲取來這樣的市場地位或是創造出這樣的市場。具體表現就有2015年5月美國最大的移動運營商Verizon收購了AOL的案例。經歷過數次并購的AOL現在的業務比較混雜，其身份也經由最早的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后來的媒體巨頭，發展成現在的包括在線廣告、新聞網站和撥號上網等混雜業務。相對應的資源包括一定數量的知名內容網站以及媒體主編資源、移動視頻和在線廣告技術等。
Verizon收購了AOL后，期望能夠在數字媒體內容等業務領域有所作為，彌補自身在承載業務方面受到互聯網企業步步緊逼之下所丟失的市場勢力。這樣的行動，再怎么努力，似乎也都是在不停的印證基礎網絡運營企業對客戶想盡一切辦法進行“盤剝”的態度——完全沒有“情懷”。
問題或許部分存在于我們對“壟斷地位”模糊的態度。我們習慣于認為：基礎網絡運營企業因為業務開展門檻的緣故獲得了不應有的壟斷地位，因此在此基礎上獲得的利潤即使不是超出“自由競爭”環境之下的，至少也是不道德的。而對于互聯網企業，由于所有的市場地位都是在自由競爭情況下獲得的，所以即使在一定時期內獲得相對的壟斷地位（由各種創新帶來）及由此帶來的超額利潤，在道德層面和經濟層面都是可以接受。尤其是在Project Loon、 ProjectFi、Internet.org系列項目的推出，更是讓互聯網企業褒揚滿天下。
由此有幾個問題值得思考：由自由競爭帶來的相對壟斷是否需要或是在多大程度上需要監管和管制？在這種壟斷地位形成而給客戶帶來的潛在服務威脅（尤其是提供的服務是免費服務的情況之下）該有誰能夠管理控制？
從樂觀的角度來看，當Google或是Facebook培育的基于高速城市寬帶網絡的系列個人應用及企業行業應用實現成熟和規?；畷r，整個城市就會具備了“智慧城市”的實現條件。大量的社會運轉成本都會因為這一平臺的出現而得到節省，社會服務水平也將得到極大提高。這一愿景形成現實之時，Google或是Facebook確實會能夠獲取到一定比例的寬帶接入用戶份額。
但到那時，這一項目所培育出來的應用、附帶產生的流量、衍生出來的項目早給包括基礎運營企業在內的整個信息行業帶來無數的商業機會。而作為互聯網企業來說，也可以名正言順地說：“這個創新市場是由我們創造出來的，與運營商關聯甚小”。互聯網壟斷型企業新創了一個新的球場，在這個球場上翻天覆地。
悲觀的角度看，當互聯網企業通過應用、內容和接入形成了另外一種形式的壟斷的時候，看似分布式的信息架構變得無比集中。“網絡中立”的原則早已被弱肉強食的法則所取代。或許行業內會出現“最具傳奇色彩的由于開放而導致的壟斷”。
2005年，一直有著遠大志向的Google給出了一個“管理全球信息”的預測時間——埃里克.施密特給出的是300年。300年后，全球的信息管理是否如其所愿？而如果說互聯網能夠有這樣一個或者幾個強有力的力量將信息整合管理起來，是否“網絡中立”的原則就可以不用這么教條的堅守呢？如果這樣的觀點成立的話，那不就是成為信息的壟斷或是寡頭壟斷了嗎？互聯網巨頭的舉動和這些令人感動的“情懷”，難道不正是朝著這個目標在發展？
Facebook在開發者規定中對具有競爭關系的社交網絡的說明體現了其“封閉性”，或者說為了保證其自身的商業利益對競爭對手社交網絡的限制——這對用戶而言并非好消息：
互惠性及核心功能的復制：(a)互惠性：通過社交圖譜API和其他相關API，Facebook平臺幫助開發者開發個性化的社交體驗。如果你使用任何Facebook API去開發個性化或社交體驗，那么必須幫助用戶方便地與Facebook上的他人分享體驗。(b)核心功能的復制：如果未經我們的許可，你不得使用Facebook平臺去推廣，或導出用戶數據至復制Facebook核心產品或服務的產品或服務。
2015年8月黑客大會在拉斯維加斯召開，斯坦福大學法學院互聯網與社會中心民權項目主任Jennifer Granick作了如下表述“如果不進行技術變革，20年后互聯網自由將死”。他認為“今天的互聯網越來越不開放，越來越中心化。有些人認為諸如Facebook等超級網站就是互聯網……未來的互聯網可能不提供自由，而是會強化現有的權力結構……20年以后，你不一定知道那些影響到自己權力的決定”。他舉了一個發人深省的例子“害怕鯊魚的人會比害怕牛的人多，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死于牛的人數是死于鯊魚人數的5倍”。這種對目前互聯網巨頭以開放之名實施“反分布式”的操作提出了警告。
最早提出網絡中立性的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Who Control the Internet”的作者Tim Wu認為：基本的交通和通訊網絡應該屬于公眾利益范圍內，而不得對個體有所差別，因為有太多的東西依靠與此，它催化整個產業。只要你還是認為互聯網更像是一個高速公路而不是快餐店，它就應該在它所負載的東西上保持中立。
互聯網自由的支持者們則認為，如果沒有嚴格的網絡中立性規定，那么收費服務將會迅速蔓延，破壞互聯網賴以發展的基礎。具備盈利能力的快速通道將吸引大量投資，而普通公司只能使用慢速通道。運營商甚至可能采取限制或是屏蔽競爭對手服務不合理的競爭手段。
“網絡中立”的反對者看起來更像是一些缺乏“情懷”的現實主義者。他們認為“網絡中立”將阻礙一些未來技術的發展。理由是作為互聯網時代重要的資源（包括帶寬、內容、應用等）如果輕而易舉就能夠獲得而且不分價值高低的話，大量資源的投入就會失去動力。互聯網企業針對網絡中立的態度，也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停的搖擺中。或許，這才是讓行業發展多姿多彩、變幻無窮的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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