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現身虹橋機場炒成一種社會現象，應該不是事先策劃。至少我能保證拍下他并傳播的一財前同事陳雪頻，不是托兒。

確實有許多理由贊揚任正非。幾十年來，他深居簡出，自我砥礪，率領一幫人將一個小企業華為帶向全球ICT產業的舞臺中心，成就一段傳奇生涯。

他的現身成為一種社會現象不是偶然。過去多年，他與海外媒體交流多，而與本地媒體溝通甚少。有限幾次，也只限于那些媒體大佬與意見領袖。他生發太多神秘。

虹橋機場現身都成為一種社會現象，它至少映射出一種企業心理，一個風云人物的內心動向。

要我說，任正非這一周期頻頻出現在大眾面前，本身就是他與華為想展示給外界的一種姿態，是以軟實力謀求更深更遠的商業版圖。

虹橋排隊的任正非，畫面中右手電話，左手行李箱，行李箱上面有個紙袋一樣的東西，可見他沒學會記者將東西塞包里迅速丟下紙袋的隱秘習慣。他像是剛參加完某個會議，趕回程，或匆匆趕赴另一個城市。至少有種匆忙感。

有很多畫外音。至少他沒像馬云、張近東、史玉柱、李彥宏、王健林、郭臺銘、李嘉誠、郭廣昌、許家印、劉強東那樣擁有私人飛機。

這一下能拉開與許多人的距離。他跟一幫前呼后擁的企業家群體確實不一樣。華為的朋友說，任正非自己開車上班，自己在食堂排隊打飯，大家并沒覺得是什么事。

很多人拿時間與效率來辯解，說任正非不懂效率。這很可笑。華為的效率與時間管理那是嚴酷的。我覺得這里面更多是一種人生態度。有些東西不是僅靠時間效率計算出來的。此外，它還帶有一種包容性，就是看你對這個社會有沒有真正的體諒。

我想說的不是這個，而是一種隱秘的品牌塑造與商業韻味。

你知道，任正非的個人形象，過去與大眾之間距離很遠。一是跟華為早期的B2B定位有關；二與任的性格有關，除了海外媒體，他幾乎從不在媒體面前拋頭露面，導致人們對他保持太多神秘性。即便他突然出現在身邊，也未必反應過來。

過去的華為，業務模式單一，運營商業務年代，它只要伺候后海內外運營商就可以了。運營商本身在一個國家的地位，是一個復雜的體系，所以，華為的被集成戰略帶有韜光養晦的特征。它不愿驚動太多利益。它的面孔有些模糊，它與大眾之間雖然一直有關聯，但大眾對它的認知十分有限。

當華為的業務從運營商業務延伸到企業業務、華為終端業務后，它的觸角就不僅僅能感受到運營商、行業與具體企業的訴求，更能感受到大眾的訴求了。華為P9發布時，我在地鐵里聽到一個老頭跟他身邊的年輕人討論多時，連功能參數竟然也能講出來。

總之，華為的品牌已經落地到普通民眾層面。任正非個人頻頻現身普通人群，跟這有什么關系？

華為品牌落地大眾與任正非現身普通人群之間，是一種并列關系。它們異曲同工。這至少說明，任正非已經不再忌憚、甚至已經非常情愿出來，無聲地演公司與外界的溝通橋梁，盡管可能引發爭議。

這可以視為一種開放行動。2014年6月，任正非首次露面直面媒體時說，“大家都說我們公司成功有秘密，揭開面紗，發現也很普通。我見媒體，都是公共關系部逼的。我見國外媒體，是因為國外的商業生態環境需要，而國內商業生態環境沒有困難，所以沒有見你們，但不見你們，又害怕你們有埋怨。”

將這段話放在2016年的今天，會有一種不同感受。那就是：中國的商業環境可能出現了困難。華為去年的財報里，增長最快的不是中國大陸，而是歐洲。華為或許到了必須直面中國大陸市場的時刻。

這是任正非頻頻現身普通人群的原因么？當然沒這么直接。但他可以喚起公眾對于華為的全新認知。

你會發覺，自2014年以來，極少做形象廣告的華為，突然來了幾個系列的形象廣告。從2014年“學術掃地僧”中科院院士李小文開始，到2015年美國攝影藝術家亨利·路特威勒（Henry Leutwyler）的攝影作品《芭蕾腳》，再到2016年節日前后的“厚積薄發”系列，即《剛果河上的捕魚人》、《賽場上的喬伊娜》、《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巨頭的形象廣告已多面展示了它的內涵。

它們與任正非現身大眾身邊屬于同類的話題。那就是，華為開始通過輸出價值觀，而且是主流價值觀，來喚起民眾對它的強烈關注。通過一種形象的符號傳遞軟實力，實質是讓整個社會看到它的一種立場與姿態。

這種價值觀，對于眼下的科技業乃至整個社會都有撥亂反正功效。幾年來，互聯網的大興，導致整個產業乃至整個社會對于實體經濟以及艱苦奮斗的精神充滿漠視。那些動輒就談商業模式的互聯網公司，幾乎全部是暴力美學風格，用資本手段快速換取流量，然后基于流量粗暴變現。

華為倡導以客戶為中心，以奮斗者為本，長期艱苦奮斗，堅持自我批判。華為廣告與任正非現身都傳遞了一種正能量，擁抱的是主流價值觀，極為吻合當局對于眼下中國社會的訴求。它面向大眾的功用，還有一層是：可以無形中發揮GR功用，撩動政府的心。有些東西一切盡在不言中，想想那畫風……

相比前者，我認為，華為后面一重用意可能更深。

過去，華為與本地政府的關系雖好，但不是那種如膠似漆。有些時候，我們能感覺到華為與當局有意保持一種距離。

這個可以理解。華為畢竟是一家國際化企業，如果過度渲染母國出身，會在國際市場引發不適。尤其是面對美國這類特擅長貿易保護主義的國家。在我看來，華為倡導的另一種文化即“開放、灰度、妥協”，更符合這個全球化時代對一個企業的要求。

這種姿態導致當局過去對它雖很尊重，但也并沒有直接贊揚多少。當初華為曾遭遇美國阻擊，中國政府并沒直接發聲。而它的對手中興通訊，前不久遭遇美國壓力時，中國部委連番發言，給予聲援。這種反差傳遞了一種不同的立場與姿態。

時間到了2014年，華為已經很難刻意保持這種距離，任正非開始出來見中國媒體；2015年以來至今，華為廣告密集，任正非也開始頻頻現身各種場合，雖然數量遠不及馬云們。

面向大眾的傳播、廣告營銷恐怕都是華為有形的公關策略。而創始人現身大眾群體，同樣可以發揮功效，甚至勝于直接的廣告。它們的深沉目標是，用最委婉、最有尊嚴感的方式撬動廣闊大眾，從而影響政府，換取長期關注。

用句俗話說，華為確實也到了一個“抱政府大腿”的時候了。除了短期業務增長，更有未來的戰略愿景。

華為為什么需要抱政府大腿？這與一個即將開啟的全新的時代有關。

在4.5G通往未來5G時代，許多產業之間的壁壘急須打破。這段旅程，華為僅靠單一的技術優勢，不可能實現目標。因為，很多領域的壁壘不是技術所能消除的。

華為必須在技術立身的基礎上，聯合更多力量，建立更多聯盟，走開放創新之路，才能達成目標。這種開放的姿態里，也必須容納下當局的力量。在今年的巴展、CEBIT、深圳分析師大會上，我親身感受了華為為未來5G所做的各種鋪墊。

這個4.5G時代，需要華為們做好以下鋪墊：

1、技術標準加速融合，不斷推出面向行業的融合型技術平臺，今年就會有芯片出來；

2、不斷建立覆蓋全球的產業聯盟，尤其是物聯網聯盟，并參與各種細分行業的聯盟，這個動作，主要是打破行業之間的壁壘。由于華為倡導被集成戰略，它當然會更多通過合作伙伴觸達。

3、不斷輸出價值觀與企業文化，塑造一個開放、創新、厚積薄發、親和、正能量的企業形象。

落在具體業務層面。華為則必須與當局走得更近一些，而不是繼續保持過去那種過分清高、孤傲的姿態。

首先，運營商業務依然將是它的基礎業務，華為與中國運營商一條船上的。之前所謂管道危機話題，既是說運營商，也是說華為。當一個廣闊的鏈接世界成為全球認知后，當籠統的流量變身為內容與數據，且規模越來越大、越來越細分后，管道的價值再度凸顯，它創造的價值甚至會超過此前多年的表現。

如此，華為與運營商的合作，就成為最大的抓手。說白了，它們才是真正的命運共同體。

時刻不要忘記這一點，無論運營商的社會功能如何分化，企業屬性如何開放，它作為社會基礎設施，始終不會脫離一種公共產品的普世特征。如此，政府與它之間的關聯就不太可能徹底淡化，尤其在人口龐大、覆蓋多元的中國。這意味著，運營商始終會有當局的影子。華為強化與它們的合作，驅動它們轉型，而不是高舉OTT大旗，一頭倒向BAT們，就不但體現了產業洞察力與前瞻性，也體現了一種勇于擔當、尊重整個產業與社會利益的企業精神。

這樣的華為，政府怎么可能不喜歡？

其次，華為的企業業務，目前規模雖小，但我的判斷是，未來，它會成為華為第二大主業，僅次于終端。如果你審視一下華為企業業務中短期開拓的核心領域，會預判到它與政府之間一定會有更深的勾兌。

華為企業業務的目標是，以BDII（業務驅動的ICT基礎設施）為行動綱領，堅持“聚焦”與“被集成”戰略，攜手客戶和合作伙伴聯合創新，助力政府及公共事業、金融、能源、交通、制造、教育、ISP等各行業客戶，進入一個新時代。

仔細看看排在前面的幾個，都是非常核心的領域。說白了，都與政府有非常密切關聯。沒有良好的政府關系，想在本地確立一個市場領導者地位，吃下一個國家的關鍵行業，業務被集成進去，那是空想。事實上，面對上述行業客戶，許多同業之前就面向地方政府密集游說。

這一時刻的華為與任正非，怎么可能忽視一個轉型期的中國？如果本地業務成長乏力，華為海外業務也不可能有持續的爆發增長，一定是后勁不足的局面。

那么，任正非個人頻頻現身中國普通人群里，就不那么突兀了。即便他已70多歲，也必須扮演這一關鍵發展窗口期的華為清道夫角色。

你看這里一則新聞，足以傳遞更多。4月19日，任正非參加了習近平主席在京主持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并參與了發言，主題是如何推進網絡強國建設，推動我國網信事業發展。

你將這個新聞放在華為過去的國際化背景下看待，一定有突兀之感。而今，它卻毫無違和。雖然馬云也現身座談會，但相比馬云們這一群互聯網風格的企業家，任正非更讓當局放心。

另外一重GR用意，則在于大國博弈背景。截至目前，華為的開放努力，仍然沒有獲得美國政府的直接認同。一個大變局時刻，華為雖然必須堅持鍛煉內功，以實力撬動未來美國市場，但它也必須敢于直面現實，緊密擁抱母國現狀，既為其供應側改革貢獻心力，也要為自己的突破創造先機。

一個沒有母國支持的華為，即便某日突然獲得美國放行，也不太可能消除阻力與巨大風險。華為隨時可能會被美國政府阻擊，成為貿易保護主義下的靶子。是的，此刻的華為，需要母國的力量作為后盾。

當然，任正非過去也并非真正遠離當局。他在領導人出現的場合也現身過。2014年，他曾現身習近平訪問韓國的企業家團體里；習近平主席去年訪問英國時，隨后曾訪問華為英國分公司，當時，任正非親自為他講解了華為方案與發展情況，獲得了高度肯定。

而在2016年中國兩會前夕，華為的名字出現在當局某宣傳部門的文件里，要求媒體加大對華為這類具有創新力的公司的報道。

當時，一個朋友透露，這種動向意味著，任正非個人極有可能在2016年展示出更多開放信息。

如今，任正非現身虹橋機場都炒成社會現象，我覺得即便是無意為之，也已經吻合了這個朋友的判斷。

看得出，任正非個人開始落地大眾社會，從幕后漸漸走向前臺，甚至不斷出現在政治人物現身的場合，面孔還有所不適。但這個過程，卻是他與華為的必需。

一個與母國有些疏離的華為，在度過它輝煌的30多年后，需要重新審視、重塑它與母國的關系。未來多年，如果華為只顧“全球化”而忽視中國市場，漠視供應側改革、中國制造業升級愿景以及龐大的“云化”中國時代，它可能會遭遇巨大的挫敗。中國后院始終會是華為全球化的發動機。

當然，反過來，中國當局與中國產業若是漠視華為這種創新力強大的本國公司存在，不給它更多參與市場的機會，也不可能真正完成經濟結構的轉型。

這是一種隱秘的商業情境。如此，我的判斷是，接下來，任正非現身各種場合的機會會更多。2016年說不定他還會創下一個更為開放的傳播案。我認為，那可能會成為華為坐實下一輪中國市場競爭并在全球再度起飛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