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以違反出口管制法規為由，對中興通訊采取限制出口措施，即中國并不陌生的”禁運”，這已經不單純是經濟問題，也不僅僅是國內選舉訴求問題。而是一次戰略性試探，也是一次國家間的要價。
精心選擇的一次要價
美國對企業違反類似法律的制裁強度不一而足，背后規律難循。比如，在伊朗、古巴和蘇丹等問題上，美方對匯豐的罰金高達19.21億美元，法國農業信貸銀行被罰款3.3億美金，瑞信、德國商業銀行等也都繳納過類似罰金。但是，如果你仔細觀察會發現，處罰名單當中，美國本土企業占比很低。
2012年，愛立信因將電信設備銷售給古巴，同樣違反了美國的禁運法案。事后，愛立信支付175萬美元處罰了事;再之前對阿朗和諾西的行賄制裁等也沒有到禁運的地步。現在，對中興的處罰結果還不得而知，但是，從前期已知的禁運來看，已經遠遠超過了對愛立信及其他相似企業的處罰力度。值得關注的是，2015年11月，愛立信宣布與美國企業思科結成研發等合作關系。
制裁歐洲選銀行，制裁伊朗選石油，制裁中國選IT，這并非偶然。這樣的選擇不可能是隨機的，更可能是暗藏玄機。畢竟，這個事件已經長達4年，而且中興最終也沒有實現伊朗的該項訂單，而是因為提前被發現而取消。
并非美國不想制裁中國金融產業，而是難度較大。一個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國銀行在美國很少有業務，國際化程度也不高，且結算體系不完全依賴于美元，所以，一度受制裁的俄羅斯、伊朗等都希望通過人民幣結算，以減少依賴美元的風險。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與美元的逐步脫鉤從理論上成為可能。
這時候，選擇中興，更像是美國一個篩選過之后的選擇。因為相比金融行業，中國的IT整機制造領域，更加離不開美國，美國有必殺技。即使是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在Android、iOS等操作系統和服務器等方面，也一樣離不開美國上游廠商。
但是，此前美國也曾經制裁過中國的超算，為什么失手了?因為超算并非民用產品，對美國依賴的部件種類要少很多，主要是CPU，而且對單顆粒CPU依賴較低，中國已經有了替代品。
但是，民用整機則不同。無論是中興、華為這樣的電信設備和手機，還是聯想這樣的電腦廠商都離不開美國的很多部件產品，比如，電信設備零部件數以萬計，有數百種來自美國，有CPU、也有光元器件、操作系統等產品。中興、華為、聯想的國際化依賴度又比較高，無法只靠中國市場，制裁它們的效果無疑更加顯著。事實上，在伊朗事件當中，華為同期也是受調查的廠商，美國是否擴大制裁不得而知。
綜合各種背景來看，此時，美國選擇中興大張旗鼓開刀，無疑會有其經濟和政治要價。但是，對于這種要價，目前真的有辦法直接對抗嗎?短期內不能。
無奈的裸奔
自從斯諾登揭開棱鏡門內幕之后，全世界所有國家才突然發現，自己國家的政府、企業、甚至普通民眾都是美國的監視之下，無異于裸奔——德國、法國等所謂的美國盟友的政府和企業也不例外，甚至波及德國總理默克爾等最高政要，很多更是最頂尖的、和美國競爭的企業。
但是，你也會發現。盟友也好、競爭者也好，大家除了抗議之外，幾乎沒有辦法反制。為什么?因為美國在信息產業領域的統治力是獨一無二的，CPU也好、操作系統也好、數據庫也好、路由器也好、域名服務的根服務器也好……幾乎都是美國控制的。因此，短期巨大的抱怨聲音之后，生活還要繼續。
沒有一個國家具備反抗的能力，這就是基本的事實。德國、法國都力圖做過自己的搜索引擎，失敗;日本力圖做過自己的操作系統和CPU，失敗;瑞典曾經有自己的數據庫MySQL，被收購……就連一家手機公司諾基亞最終被收購而死的都有點蹊蹺。信息產業生態鏈高度復雜，小國難以獨存、弱國沒能力開發，這使得歐洲在信息產業時代的存在感很弱;而日本受限本土市場的狹小，文化擴張力不足，最終選擇保留部分零部件產業，韓國、臺灣更是只能做中下游。
這就是國際關系里的基本事實，也是產業競爭力差距的基本事實：接受裸奔，但無可奈何，這是高維打低維的差別。與當年歐洲人進攻印第安人并沒有太大的差別，與麥哲倫們靠幾艘戰艦消滅一個國家沒有根本區別。即使北美強大如Apache這樣的印第安部落，能抵擋進攻多年，但是也無力反擊;即使西拉普拉普殺死了麥哲倫個人，也無法彌補武器上的差距。
當中國發起去IOE行動時，所能做的也不過是一項學習美國的、變相的《政府采購法》，只不過是希望把美國的部分產品屏蔽在政府、金融等核心系統之外，而對更多的美國產品則無能無力。如果說這是希望擺脫裸奔，也不過是先多一個褲頭。
但當中國更進一步，開始全力做自己的IC產業，當中國在量子通信、物聯網等領域有一些新進展的時候，雖然依然差距巨大，已經引起了美國足夠的反彈。在美國新一屆政府即將上臺前，美國率先給出了要價，把皮球踢給了中國。
而中興，就是這次要價的人質。美國也在盡可能拖延中國擺脫對其高科技依賴的時間窗。
妥協是政治語言
中興不過是一家電信設備和手機企業，美國方面的損失被均分到了幾百家供應商身上，中興卻要面對100%的損失。沒有一家中國IT整機企業有能力對抗美國的產業鏈，也不可能對抗美國政府。只要禁運時間足夠長，中興的現金流就會斷裂，客戶也會流失，完全有破產的風險——這是無需回避的事實。
中興所能做的就是妥協，毫無疑問，作為一家上市公司，作為一家有近8萬員工的企業，上下游產業鏈合作伙伴涉及的數十萬崗位……中興會愿意妥協。妥協是為了自己的紕漏擔責，但是遠大于應得處罰的結果也只能認命。
這時候，關鍵是要知道美國的要價到底有多高?如果是經濟上的制裁，或者涉事人的法律責任都是企業層面的事情;但是，如果這種要價繼續提高呢?這時候，就是中興自己很難解決的問題了，需要更多的參與方去解決。
但是，問題并非無解。因為目前的格局下，美國沒到和中國揭蠱翻臉的時候，更多的是暗戰，兩敗俱傷、獨傷中興也達不到美國的戰略利益。比較可預期的未來是：中國繼續加大自主研發力度，這不可阻擋，但是也不能急于求成，要接受5-10年內依然落后的事實;美國也希望繼續保持一些獨特的產業控制權，希望盡可能多的獲得現實的利益和未來的利益，特別是要殺雞儆猴，維持產業鏈的控制權。
至于中興，所能做的就是先把企業端能妥協的做好，努力促成問題的盡快解決。而國家和產業之間的博弈，將是漫長的拉鋸戰，未來的摩擦必然會曠日持久，競爭里有合作恐怕會成為中美經濟關系的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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