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美國國防部發布了一項名為“聯合企業國防基建”的計劃，招標科技供應商來升級其云計算能力，合同價值達數十億美元。目前招標仍在進行中，引來諸多科技公司參與。不過業界揣測，雖然五角大樓表面上強調招標過程開放公平，但最終贏得合同的，將會是亞馬遜公司旗下云計算服務平臺AWS.因為，AWS此前曾為中央情報局(CIA)提供云服務。

這一事件顯示了兩個強烈信號：1、在互聯網和數據時代，國防部、CIA這樣高度機密的政府部門已經在全面運用商業公司的云計算能力，政府機構通過上云提升效率和管理能力，將是未來的必然;2、云計算無論在全球還是國內，ToG市場日趨火熱，“贏者通吃”現象比ToB企業市場更加明顯。

 不過，相對來說，云計算的ToG市場仍滯后于企業市場，走過了一條從政府邊緣部門到核心部門，從“品質信任”到“安全信任”，從傳統IT到互聯網+的拓展之路。今年，云計算被第四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回顧過去五年工作時談到，“堅持創新引領發展，深入開展‘互聯網+’行動，推動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廣泛應用，新興產業蓬勃發展，傳統產業深刻重塑。”

梳理政府上云的過程，我們會發現，在中國，云計算在政府部門的應用更為接地氣，有著普通民眾需求的倒逼;同時，云計算廠商針對政府創造的服務越來越分化，顯得頗具中國特色。未來，隨著云計算在政務領域的覆蓋，并進一步接受國家監管，完善行業標準，公有云有望改變現在私有云占據主導的現狀，從而真正成為有關國計民生的基礎設施。

2014年-2015年，toG市場大爆發：拿下最需要“計算能力”的部門

時間回溯到2014年之前，12306網站和客戶端還在時不時的崩潰中迎接著每一個節日，而同時，阿里云在國內掀起多年的“去IOE”運動(指IT系統擺脫對IBM的小型機、Oracle數據庫、EMC存儲這個“黃金三角”的依賴，轉而用彈性計算方式滿足IT需求)已接近尾聲：2013年5月17日，最后一臺小型機在阿里巴巴支付寶下線，標志著阿里已經完成去IOE化。

彼時棱鏡門事件之后，我國政府意識到數據安全的重要性，提出設備采購國產化、自主研發等口號，希望將數據安全牢牢掌握在國內企業手中。阿里的“去IOE”算是趕上了好時機。在這樣的背景下，2014年“中國藥品電子監管網”率先“觸云”，成為全國首例部署在“云端”的部委級應用系統。緊隨其后，號稱世界上最繁忙的網站“12306”將其余票查詢系統從自身后臺分離出來，在阿里云上獨立部署了一套余票查詢系統，從而分流了高并發的集中請求，解決崩潰問題。

2014年至2015年，在ToG市場，阿里云作為互聯網系云計算的先發者，拿下了一個個最需要“計算能力”的部委級客戶：國家氣象局、中央政府采購網、中國藥品監管網、海關總署等。如果說12306所需要的“計算能力”是市場民眾的倒逼，那么對于海關總署這些國家機構，“計算能力”則是內在管理的剛需：在與阿里云的合作中，后者幫助實現對全國1800多個主要通關現場情報的實時分析，將處理的數據量從TB級別提升至PB級別。

不過，盡管這一時期阿里云將公有云殺入政務云市場，看上去呼風喚雨，但在政務云市場份額上仍是以華為、新華三、浪潮等企業為首的“傳統IT廠商”占據絕對優勢。2016年在中國政務云服務市場占有率第一的浪潮云數據顯示，其服務了200個區域政府、40個行業部委、200家大型企業。

這樣的格局凸顯了這一時期的政務云仍以提供硬件+虛擬化的模式為主，廠商們主要立足于硬件能力、基礎能力的拓展與拼殺。同時，大量政府機構、核心部門對公有云、對互聯網企業仍存在一些芥蒂。所謂“上不碰數據、下不碰應用”的原則反而成了傳統廠商的優勢。

對此，阿里云不無抱怨地認為，未來政務云領域應該以建立全新評估體系，不能再簡單的以份額論英雄。并宣稱，“互聯網+數據智能+政務”將經歷傳統IT、IT云化、業務互聯網化到數據在線智能化四大階段，最終建立基于互聯網中臺架構，實現數據高質量共享、數據智能的挖掘，從而服務政府業務創新服務，改善政府的治理結構。

2016年至今，toG市場分化：各家凸顯自身優勢，AI登場

數據在線智能化，近兩年，我們開始看到這種趨勢。

2015年12月，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電信業務分類目錄(2015年版)》，自2016年3月起開始實施。新分類目錄把云計算基礎設施納入互聯網數據中心(IDC)業務，屬于增值電信業務，為國家強監管領域。此項政策進一步加強了云計算業務的安全性。同時，隨著國家政策的進一步鼓勵“互聯網+”，更多政府機構開始接受互聯網背景的云計算廠商。

這一時期，成立于2013年的騰訊云迷茫兩年后，看到了政府客戶起到的強大背書能力，開始虎口奪食。同時，人工智能入場，各云計算廠商提供的服務開始分化，突出自身差異化的優勢，切入或者創造了更多細分的政府市場。

先看阿里云的拓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維度：

1、通過定制化的云服務積累經驗，建立可復制的模式。比如在稅務云方面，從北京國稅開始，阿里云相繼與國稅總局、廣東國稅、廣東地稅、浙江國稅等達成合作，加強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在稅務領域的應用，推進“智慧稅務”。2017年初，阿里云正式推出中國政務云，并包含了政務網站護航、重大活動網絡護航、政務直播、政務大數據輿情、攻防演練、等級保護安全合規等專業場景下的服務。這些拓展均試圖以點帶面占領各類垂直領域的政務云。

2、以阿里云ET城市大腦為代表的特色增值服務。這類屬于發現痛點，創造需求的服務模式。2016年10月，阿里云在云棲大會上首次發布ET城市大腦，并在一年后在杭州實現落地。目前，阿里云ET城市大腦還在不遺余力地向其他城市拓展，并開啟了國際化的第一站——進入馬來西亞。不過整體上，目前阿里云ET城市大腦在宣傳性上的意義比較大，落地的城市還不多。畢竟，在治理城市“交通病”的問題上，中國城市最主要的問題還在于道路規劃和車輛數量問題，ET大腦能起到多大的作用還需要時間證明。

3、互聯網+政務服務，依托阿里云、支付寶、手機淘寶等打造電子政務、公共服務等平臺。《2017移動政務服務報告》統計顯示，全國有364個城市通過支付寶為居民提供政務服務，服務種類共計12類100項，其中超過2億人在支付寶上使用過政務服務。再比如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專線將失信人名單共享給芝麻信用，并將“老賴”們的失信違約記錄實時同步到其個人芝麻信用，等等細節，均加強了政府的互聯網+程度。

再看騰訊云，或許是受阿里云近年在政務市場上的大量進展刺激，馬化騰2016年首次在云+峰會上為騰訊云站臺，此后騰訊云明顯加快步伐。這兩年騰訊云幾乎是哪里有機會就往哪里去，目前已和全國15省、50余座城市簽約合作，同時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亮點，比如：

1、打造警務云，在公安、應急領域建立壁壘。目前，騰訊云已經與云南、海南、福建三省公安廳，湖南省應急辦，南京、上海、寧波等市公安局建立合作，依托騰訊的數據基礎、云計算能力，以及微信、QQ等社交平臺產品，充分整合各方的優勢資源，促進“智慧公安”、“互聯網+警務”的實現。騰訊云在宣傳中也表示，其安全數據庫囊括過億號碼庫、億級的惡意URL庫、全國首個銀行惡意詐騙賬號庫，和騰訊8億社交用戶等海量大數據。基于社交因素，騰訊云在公安、警務領域方面具備了其他云計算難以企及的能力。

2、智慧城市、互聯網+政務方向。該領域騰訊云與阿里云是完全的競爭關系，只是雙方依托的平臺不同，騰訊依賴的是龐大的微信和QQ，幾乎可以覆蓋中國大部分的互聯網用戶。2016年，騰訊與16個城市簽下智慧城市建設合作協議，把微信打造成城市服務的入口，讓戶政、簽證、交通、醫療、水電煤繳費這些生活雜事都能通過微信辦理，讓通訊、媒體、商業、民生乃至政務都運行在微信里。而騰訊云則為民生、政務、金融機構的互聯網化提供后端服務支撐。

同一時期其他云計算廠商也開始著手政務云。在2016年的IT領袖峰會上，金山云宣布將專注游戲云、視頻云、醫療云、政務云四個方向，并承擔了北京市電子政務云的建設。

網易云則在2017年推出“專屬云”，通過在公有云上進行物理資源隔離，確保用戶數據安全可控，以此面向中大型企業和政府客戶。在與廣西消防總隊的合作中，網易云幫助搭建了“互聯網+數據智能+消防”平臺，實現消防業務數據高質量共享、數據智能的挖掘。

此外，網易云在國內建設有扶持創新創業的網易聯合創新中心，與各地政府合作，不僅將自己的云計算、大數據技術輸入給當地企業，而且通過云課堂等平臺進行互聯網技術和知識的布道，也算是著眼長遠的一種布局。

反觀此一時期的傳統IT廠商，在云計算模式的創新和進化過程中，已落后于互聯網廠商。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越來越多的落地，以及PaaS、SaaS服務模式的增量，可以預見，沒有數據的傳統IT廠商將被固定在“硬件”和“底層平臺”上，市場邊界被限制，云計算產品附加值也將低于互聯網廠商。

未來：云計算成基礎設施，“國家隊”入局，監管將更規范

云計算和大數據將成為互聯網時代企業發展、社會運行、政府服務的基礎設施，如同電力之于大工業時代一般，這已經是當下越來越多人的共識。就政務云而言，2017年IDC的報告顯示：2016超過65%的省市建有政務云平臺，中國政務云市場基礎設施投資規模已接近百億元，預計在未來5年內可接近20%的年復合增長率，實現高增長率發展。同時，政務云市場的基礎架構建設逐漸結束，即將進行服務化重構、混合云主導、PaaS層加速建設、大數據應用創新等新的部署階段。IDC還進一步預測，到2020年時，隨著多廠商的競爭格局和不斷成熟的政府數字化建設，中國的政務云IaaS層的投資將超過160億元。

但與高速發展不協調的是，目前還有一些過渡現象存在：比如阿里云幫助建立的“浙江政務服務網”，即便阿里云只是建平臺、不管內容，但該網站仍未完全淘汰政府自有數據中心，僅把展現層運行在阿里云的公有云上，而“水面下更大的冰山”——業務層、數據支撐層則運行在專有云上。后者的服務商是浙江電信，數據不直接向企業和公眾開放。省政府的人員認為，“畢竟是國企，信息更可控些”。

事實上，在更需要安全的金融領域，國家隊正在入局：2018年3月，由銀監會牽頭16家中資企業聯合設立的互聯網金融云服務平臺正式落地。這家名為融聯易云金融信息服務(北京)有限公的新設立公司，將致力于落實國務院‘互聯網+’行動計劃，通過搭建行業共享服務平臺的方式為客戶提供優質、高效的金融信息服務。其中“提高金融安全，防止數據泄漏”、“金融行業共有，便于協作和管理”等成為該公司的重點關注。

另外，在政府觸云的管理中，各國政府均有嚴格的監管政策。比如美國，規定政府行業使用云計算需要通過FedRAMP認證，并經過多部門聯合委員會的審定等，并且為不同級別的政府系統推薦低、中、高不同強度的安全控制集(包括管理、技術和運行)。歐盟將云計算納入關鍵信息基礎設施(CIIP)范疇，也就意味著加大對云計算的監管力度。韓國《云計算發展與用戶保護法》將云計算納入增值服務進行管理，政府部門委托韓國云服務協會(KCSA)對云服務進行認證。

在國內，國家層面對云計算的認證包括工信部ITSS云計算服務能力認證、公安部DJCP信息系統安全等級保護認證、可信云服務認證等等。2017年，中央網信辦印發的《網絡產品和服務安全審查辦法》中規定，關系國家安全的網絡和信息系統采購的重要網絡產品和服務，應當經過網絡安全審查，達到安全可控。但在政府采購中，具體執行哪些安全標準并沒有明確規范，相對來說更加因地制宜。事實上，國內云計算服務一系列的技術標準、服務標準和評價標準仍在不斷完善中。今年，工信部也表示，將持續推進云計算和區塊鏈等領域標準研制工作。

就像用電一樣，有了標準，才會有安全，有發展，有賦能產業的力量。阿里的王堅博士在《在線》中認為，公有云的安全問題早晚會得到解決，其成本優勢將會完勝私有云。事實上，比成本更重要的是數據，在線的數據，和整合的數據。當公有云成為基礎設施，相信政務云也能從“底層的基礎設施的云化”走出來，從而讓數據根據需要來打通，產生更多價值，進而實現管理上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