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到顧卡杰，是前幾年在一次會議中，他坐在筆者旁邊，記了滿滿幾大頁的筆記，瞄了幾眼，筆記內容是各種精辟觀點的總結以及對某些觀點打出的大大問號，比如：明明是傳統的數據倉庫，這與數據中臺有何關系？只是用AI 解決了業務鏈的一個環節，就實現了 AI 賦能？明明是幾個作業狀態節點的感知，這就實現了數字孿生？......

 

顧卡杰——寧波大榭碼頭信息部副部長，這是一個非常擅長學習善于思考并將理論與實踐進行著很好結合的傳統但小眾行業的信息化負責人。如何將廣域的技術與自身小眾的業務進行結合創造價值？這是我們對話的最原始動機。

上圖為：寧波大榭碼頭信息部副部長顧卡杰

 

 

無論是外部環境還是內部環境，不談數字化轉型似乎就是信息化部門領導者的功力不夠。但面對各種眼花繚亂式的洗腦，顧卡杰坦言必須要進行深入思考。“傳統行業，如果沒有深入的思考，既便用了一些 BI 工具、AI 技術、云計算、數據中臺等等，那么就是拿’屠龍刀’當刀用，但是屠龍刀的最大價值并不是當刀用，作為 IT 人，更應該去挖一挖每一把’屠龍刀’里面的’武穆遺書’“。在顧卡杰看來，數字化轉型的”武穆遺書“，應有以下幾種功法：

 

 

傳統的企業管理理論中，企業是一個黑盒節點，并沒有把這個黑盒打開。而現代企業管理理論，是從企業家出發，企業家是對市場有著獨特判斷的一群人，所謂判斷，是關于使用資產以滿足消息者偏好的一種新穎的推斷。當企業家依據他的判斷，購買這種資產，并和其他資產進行組合時，就構成了“企業”。現代企業，所有者“原發判斷”，并授權其他人做出“派生判斷”。這個過程，就是今天企業數字化轉型需要追溯的原點，我們數字化轉型任何時候不能忘記了企業的初心。

 

 

傳統企業的轉型，是從制造工廠向研發機構的轉型；其背后是：生產單元向創新單元的轉型；而其深層基礎是：從個人創新向集體創新的轉型。而今天傳統企業的轉型，就是一種集體創新。

 

 

因為數字化可以讓非創新活動更簡單，資源投入更少，讓更多精力投入創新中。同時，數字化讓企業獲得一種新資產——數據。數字化也讓企業活動提供更友好的環境。尤其是在新冠病毒疫情之下，不確定性大大增加，而對抗不確定性的最好辦法也就是數字化。只有數字化才能知道當某種風險發生的時，自身企業有沒有辦法抵抗風險？還能不能折騰？應該怎么折騰？也只有數字化，才有可能預測未來可能會發生什么？

 

 

因此，數字化轉型的重點是用好數據，做好數據管理。那么，企業數據管理可以做什么？

 

顧卡杰認為：數據治理，數據共享，數據應用。這些本質上都是面向創新的，為了企業創新。以財務管理為例，大多數據決策不是算出來的。這個項目能不能投，取決于你站在哪個框上看問題，你站的那個框框越大，你越有可能做出正解的決定。我們要不斷地意識到自己生命當中所遭受的局限，不斷地把這個局限打破。以前企業做數字化就像在海邊沙灘上撿貝殼，現在的數字化轉型，機會在產業鏈深處，深海險遠，但深海有珍珠。

 

實際上，不只是財務，業務、商務、技術、工程、行政，現在都需要 IT 技術，這也成為職能部門轉型的必備要求。這種對 IT 的需求，已經衍化為IT+的形態出現 ，比如 IT+財務，IT+業務，IT+設備，職責邊界將被打破，只有打破才會發現新的機遇和新的動能，換句話說，需要雙方在彼此領域互補，甚至是覆蓋。

 

ITBP 的時代來了，顧卡杰認為，現在互聯網企業和傳統企業的信息化技術存在代差，而在傳統企業里，好的 IT建設往往是在拉企業自身的數字化成熟度，而 IT的能力和組織 內對數字化的認識也存在代差，這就讓 IT 在做數字化時變得是非常困難。顧卡杰認為，現在是時候把一部分 IT 打散，讓IT“工具”職能部分分散到組織 的部門中，真正與企業經營 管理中各環節相結合，這可能是傳統行業數字化轉型比較穩的一條路。

 

那么，什么樣的 IT 可以集約，什么樣的 IT 應該離岸？顧卡杰認為：”那些流程固化、業態固化的部分工作可以集約，也可以離岸。比如財務共享中心，共享的是傳統、固化的記賬流程。但瞬息萬變的業務環境，又哪有業務是恒定的？因此，固化的同時，也需要留出應變的空間。“

 

 

從顧卡杰身上，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的各種折射，他讀書廣泛，并把這種文化沉淀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在新技術的應用上，他主張”法、師、地、侶、財“。這本是中國古代道家的修行之法。

 

顧卡杰進一步解釋：”做成一件事情需要這些因素：法就是技術和能力；師就是要找得到技術圈的高人；地就是能讓你發揮的舞臺和空間；侶就是在這個領域上下游的人脈和朋友圈；財就是所有投入的財力物力。而應用新技術，開展新項目也是一樣的。作為技術應用方需要客觀、冷靜的看待新技術。能看到它的好是一種境界；能看到它的壞也是一種境界；看到它的好，并且能把它用好是一種境界；看到它的不好，并且能還能把它用好更是一種境界。”

 

以寧波大榭碼頭集裝箱碼頭的5G 應用為例，在 IT 看來5G 只是一項技術，但如果要應用，則需要深入了解、掌握、內化，看透技術本質、結合業務場景解決問題才是 IT的 創新之道。拿上行帶寬來說，5G 直接拿來用，還是存在上行帶寬和時延的問題，運營商網絡上下行不對稱。而5G NR的雙工模式包括FDD和TDD。中國5G頻段3.5G和2.6G，均采用TDD模式。FDD叫頻分雙工，上行和下行分別在兩個獨立的、對稱的頻率信道上傳送。這就好像是雙向車道，互不干擾；TDD叫時分雙工，上行和下行在同一頻率信道上傳送，兩者通過時間間隔來分離。這就好像是潮汐車道，需要分時段來控制車輛通行方向。

 

5G初期，3.5G上下行時隙配比主要針對eMBB場景設計，典型采用7：3或8：2等，即整體資源70%的時間用于下行，30%用于上行，因此下行單用戶速率可以達到1.5Gbps，上行只有280Mbps；而手機收下行數據時，反饋ACK/NACK需要等到上行時隙到來才能發送，因此造成7:3配比下最大時延約4.2ms，平均時延約2.5ms。

 

寧波大榭碼頭通過有針對性的方法，調整5G 傳輸方法，比如：5G超級上行，來匹配業務場景。

 

顧卡杰同時也指出：”當然，在提高項目成功率，避免交鑰匙工程或者被忽悠，針對新技術的應用，IT 還需要有能力和供應商一起去實現新技術的價值。需求方與科技行業的供應商，其實是一種共生的相輔相成的關系，比如我們與戴爾科技集團合作，通過采購戴爾的服務器與工控機，服務器目前主要用于我們的核心生產系統，包括碼頭業務系統，數據庫，中間件等；此外，碼頭上面有大量的設備，場地上有龍門吊、岸邊有橋吊、堆高機、燈塔，這些設備都需要有對應的工控機做配備，戴爾的工控機可以為我們提供穩定的數據采集，實現對設備狀態的監控。因此，戴爾科技集團等供應商為我們在碼頭的數字化、智能化的建設過程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非常穩定的算力及IT基礎設施支撐，這保證了我們IT團隊可以全力投入到用IT技術為企業提升效能服務，加快自身企業的創新，而不需要再去顧及技術架構的穩定性，這也是IT價值的一種體現“。

 

那如何判斷 IT 應用新技術的成就？顧卡杰說：“應知來處去處，得來處去處，合來處去處！也就是知其所以然，用其恰到好處，最后還能融匯貫通，演化為更多的應用，最終創造更多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