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0年南美國家智利大選,左右兩派競爭激烈。呼聲正勁的是社會黨人阿連德,一位具有鮮明左翼傾向的政治人物。美國人十分緊張,曾幾度策劃陰謀活動,想把阿連德攔下來,但都未能成功。在選民支持下,阿連德成為拉美地區第一個通過競選上臺的左翼領導人。
阿連德一上臺就兌現承諾,對智利進行經濟改造。智利有許多大型銅礦,大部分都掌握在私人和外國資本手中。銅礦是智利的經濟支柱,怎么能讓資本家把持呢。阿連德發起國有化運動,沒收銅礦及其他工業企業。這是阿連德雄心勃勃改造國家的第一步。
大量企業沒收下來,原先企業家不是驅逐,就是離開。如何運營這些企業?所有的國有化運動都要面臨這個問題。一般的做法是保留原有經營者,聽從計劃委員會指令,企業由私人經營向國家管理逐步過渡。阿連德的做法很有特色,他想用最先進的管理學、輔以最先進的技術手段來管理企業。
這門管理學是控制論,技術手段則是計算機。這是1970年代前沿的理論和技術。當時還沒有互聯網,計算機的功能基本是計算,復雜數據的處理。
阿連德有自己的導師,他是當時西方著名的管理學家斯塔福德·比爾。此人是”控制論“的巨擘。這是一門研究系統平衡穩定的管理學分支。
和阿連德一樣,比爾也是狂熱的左翼人士。只不過,他很反感斯大林式的中央集權。比爾認為,中央集權的經濟體制肯定行不通,競爭的市場經濟難免有各種問題。企業家惡性競爭,會帶來無謂內耗和資源浪費。要有一套信息機制,讓企業協同供給,滿足市場需求。
對于這套新型經濟理論,斯塔福德·比爾沉醉其中,他用這套知識管理自家企業,一切井井有條。這讓他志得意滿,急于找一個國家來做實驗。很快,他把目光投向智利。1971年,斯塔福德·比爾來到智利,成為這個國家的“總經濟師”。
斯塔福德·比爾和他的助手
阿連德作為左派人士,對市場經濟關上了門;他也不想走蘇聯式的計劃經濟——那樣會招致美國更極端的仇視。阿連德不想強烈得罪美國。他希望智利走的是”第三條道路“。企業屬于國家,也是分工協作。這有別于傳統的中央計劃經濟。斯塔福德·比爾的控制論,很符合他的胃口。
控制論主張,經濟運行過程中,要摒棄計劃者的主觀意見,采用客觀標準來衡量系統的穩定性。正如人一旦生病,會有發燒、咳嗽、血紅蛋白變化這些數據變化,經濟建設同樣如此,建造一棟高樓需要多少磚瓦人力,會有詳盡的數據指標。數據采集下來,交給計算機來處理,就能把各項經濟活動所需的資源,計算得清清楚楚。
聽起來是不是很科學?現代幾乎所有企業,他們也在用大數據核算成本,控制收支。國民經濟不就是更大一些嗎?那就用大型機計算吧。
阿連德的新經濟計劃中,也、就包含很有科幻感的東西。企業和政府之間,搭建數字化的通信渠道,實時生產數據都能傳輸到控制室。控制室有一臺超大型計算機,寫好軟件程序,可以實時監測工廠生產狀況。一群專家坐在中央控制室,隨時根據數據做出經濟調整。聽起來非常高級。
“中央控制室”還原圖
阿連德政府倒臺后,中央控制室的東西被搗毀,只留下一些資料圖。這個中央控制室如何操作,知之者甚少。人們只知道,超級計算機無所不管,指揮著智利的工業生產。
當權者真誠相信,蘇聯那種大國,采用數據化管理也許做不到,智利作為小國,有超級計算機處理經濟信息,做得肯定比人好。蘇聯式計劃經濟的一大缺點,是官員胡亂篡改數據,誤導決策。阿連德的計算機不存在這個問題,所有數據都是真實的。官員沒有作弊的機會,這杜絕了國家機器的腐化。
我們現在難以確定,阿連德的“大數據治國”,已經走到了哪一步。當時哪些經濟指令來自官員命令,哪些是計算機的計算結果。只不過,一切都正認真執行。一些工人被邀請去參觀。理所當然的,這些人嘖嘖稱奇,紛紛表示終于不受資本家的剝削。
二
“控制論”看起來科學,超級計算機也似乎先進,它們沒有阻止阿連德政府的崩潰。1973年,智利軍方發動軍事政變,陸軍總司令皮諾切特率領飛機坦克進攻總統府。阿連德政府在炮聲中倒臺。據說,阿連德是用一把AK—47自動步槍自殺身亡的,而這把步槍是卡斯特羅贈送給他的禮物。也有別的說法稱,阿連德抵抗到最后一刻,最后被亂槍射殺。
阿連德最后一刻怎樣,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1973年政變前夕,智利經濟事實上已經崩潰。
阿連德執政三年,這個南美洲最堅定的計劃主義者,將幾乎所有像樣的企業國有化。90%以上的企業被政府接管,聽從計劃委員會的指令。土地和農場全都國有化,政府對農民規定了極高的工資。很快,生活物資都被消耗一空,而生產遠遠不足。小麥產量減少40%,進口也缺乏外匯儲備,到處是物價飛漲,饑餓蔓延。智利政府試圖用發鈔票解決問題,短短兩年,通脹指數翻了幾百倍。
斯塔福德·比爾的控制論呢?很抱歉,這套東西什么都控制不了,像眼睜睜看著火山爆發一樣,阿連德對經濟崩潰無能為力,只能歸咎于反對派的搗亂。他們引以為豪的計算機系統完全無用。智利大量產銅,不僅國內市場消化不了,剛好遇上國際銅價大跌。大量銅礦變成無用的垃圾。
為什么計算機會失靈,是不是當時計算機的算力不夠強大?其實,即便用今天最強大的計算機來運算,也解決不了生產的復雜性問題。單單一項工業生產,就有幾千萬上億隨時變動的數據。工業之外還有農業,生產者之外還有消費者,國內市場之外還有國外市場。哪怕這些數據都輸入系統,還有一項東西最難衡量,那就是人的需求。
計劃部門可以按戶口分糧分肉,但人畢竟不是機器。人有感情有理性,欲望有野心,每天希望活得更好,主觀變化根本就沒有辦法度量。計劃經濟之下,人們的真實需求被壓制扭曲,那些數據不過是官僚的臆想妄定,是完全失真的。
阿連德失敗了,連同他的超級計算機。倒是阿連德的政敵皮諾切特將軍,他在智利經濟發展這件事情上,取得了偉大的成就。
皮諾切特也請了一位經濟學家作為導師,他是芝加哥學派的弗里德曼。1975年,弗里德曼花了幾天時間訪問智利,和皮諾切特有過幾次談話。皮諾切特服膺弗里德曼的經濟觀點,廢除軍事統制經濟,開始實行市場化改革。
弗里德曼和皮諾切特
阿連德政府什么都要管,皮諾切特則什么都不管。不要國有企業,退還國有農場,工會和社會福利的種種法律全都廢除。至于那一尊象征計劃經濟的超級計算機,也被掃入了歷史垃圾堆。人們今天已經看不到它的原貌,只不過是從資料和圖片才能看到。
幾乎什么都不管的皮諾切特,推動了智利經濟的成功。從一個積貧積弱,只有銅可以出口的山地窮國,智利躍升為南美洲唯一的發達國家。皮諾切特為智利帶來繁榮富足,還留下一個健康的經濟環境。今天的智利,經濟自由程度居于世界前十名。無論政敵怎樣攻擊皮諾切特是個獨裁者,他在經濟方面的成就,卻無人否定。
智利經濟的成功,成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弗里德曼“全球布道”的成功典范。至于英國人斯塔福德·比爾,現在有誰知道他嗎?那套精巧的經濟控制理論,已沉埋在學術垃圾堆里。計算機技術繼續發展,并且誕生出互聯網。今天的互聯網已經是自由與開放的象征。
1970年代的智利,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政策出臺。一種是用先進理論和技術武裝起來的計劃主義,另一種是自由思想指導下的市場經濟。到1980年代,這種對立演變成對決,自由市場的潮流最終占據了上風。幸運的是,剛剛打開國門的中國,也走上市場經濟的正確道路。
三
說完1970年代的計劃經濟往事,最后我想說什么呢?
近幾年,伴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發展,一些中國企業家頻頻提到“實行計劃經濟”的可能性。這實在是讓人驚詫。
馬云多次說,人類處于信息經濟時代,信息和數據的處理運用技術都在迅速進步?;诖髷祿腿斯ぶ悄?,資源配置的效率會更高。馬云認為,大數據讓市場更聰明,需要對計劃經濟重新定義,市場經濟不一定會比計劃經濟更好。
馬云這一番說辭,顯然是扭曲計劃經濟的含義。計劃經濟的本質,不在于有沒使用數據。無視人的自由意志,取消私有產權,壓制個人需求,將人抽像成勞動工具,聽取計劃官員的指令,這才是計劃經濟最顯著的特征。馬云關于計劃經濟的一番說辭,是無視經濟學的胡說八道。
最近一段時間,聯想楊元慶也在重彈計劃經濟的老調。他說,供應鏈智能化將有望實現供需平衡,使得按需生產、按需供應成為可能。“也許未來在智能化時代,我們的計劃經濟才真正可以成為現實。”
邏輯非常跳躍,不知在說些什么。楊元慶知道什么是計劃經濟嗎?居然說出這樣莫名其妙的話。
哪怕智能技術再發展,人的喜怒哀樂也不會被機器采集到;市場上瞬息萬變的信息,計算機不可能完全處理。退一萬步說,哪怕智能化時代來臨,企業收集和應用信息的能力空前強大,那也不是計劃經濟。
只要還有私有產權,就會有價格起到約束和激勵的作用。智能化不過讓這一切更靈敏迅捷。真正的計劃經濟是沒有私有財產,沒有價格的。沒有價格,意味著市場主體間的信號消失,所有人像蒙眼醉漢一樣自行其事,亂跌亂撞。中央計劃者大權獨攬。這個時候,也沒有企業家的立身之地了。
事實上,只要計劃經濟實行,不僅企業家會消失,現有計算機、互聯網、供應鏈這些設備,也會退化到笨拙僵硬的地步。楊元慶構想的計劃經濟時代,科技昌明,物質豐富——事實上,一旦真正的計劃經濟施行,連吃飽飯都成問題。
四十年前,當計算機技術初露崢嶸,就有人想利用它控制經濟。21世紀的今天,人工智能技術剛剛崛起,就有人做起“計劃經濟”的迷夢??杀氖?,“倡想計劃經濟”的這幾人,還是市場經濟的驕子。市場經濟太容易被忽視,而計劃經濟太容易被崇拜。對計劃經濟本質的批判,將是市場主義者長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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