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末的2017年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的“機器智能”高峰對話會上，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云演講時重申，由于大數據時代的出現，未來30年將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進行重新定義。他認為，在大數據時代，人類獲得數據能力遠遠超過大家想象，對世界的認識要提升到新的高度。此前，馬云曾表示，大數據時代，計劃經濟將超越市場經濟。此說引起廣泛的討論。

數據時代很多事情會發生變化2016年11月的世界浙商上海論壇上，馬云拋出其“計劃經濟將超越市場經濟”的觀點。馬云說：“馬克思主義講到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到底哪個好？過去100多年來，我們一直覺得市場經濟非常之好，我個人看法未來30年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計劃經濟將會越來越大。原因就在于數據的獲取，市場這只無形的手有可能被我們發現。在沒有X光和CT機之前，我們是沒辦法把肚子打開來看一看，所以中醫的號脈，望、聞、問、切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指揮系統，但是X光出來以后，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數據時代就像我們有一個世界經濟的X光機和CT機，所以30年以后將會有新的理論出來。”在馬云看來，計劃經濟的缺陷，或者說市場經濟優于計劃經濟，在于信息的不對稱，即人們不能掌握復雜的市場經濟信息，從而不能對經濟活動進行準確的安排。而大數據的出現，可以解決這一問題。“數據就是對未來的研判。信息IT是對昨天的總結，而數據是對未來的研判和預判，‘上醫治未病，中醫治欲病、下醫治已病’，我們必須學會上醫治未病，未病就是可能出現的問題，數據時代很多事情會發生變化的”。馬云甚至提醒企業家要重視這一變化。他解釋說，每一次技術的變革都會導致商業模式、商業的組織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第一次技術革命誕生了工廠，第二次技術革命誕生了公司，這次技術革命將會以什么樣的商業形式展現出來，需要思考。二次世界大戰美軍以師為作戰單位，越戰美軍以營為作戰單位，因為出現了坦克和空中直升機的作戰體系以后人越來越少，沙漠之戰為七人戰斗組和中臺的導彈作為體系，所有軍事上出現的組織變革都會在商業變革中出現。在2017年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的“機器智能”高峰對話會上，馬云強調大數據給制造業帶來的沖擊，將遠遠超過電子商務對零售的沖擊。馬云曾提出大數據時代將迎來“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術、新資源”五大新趨勢。這次他進一步表示，這些“新”的提法即是對零售、制造、金融、技術、資源的重新定義。比如，并非簡單地理解電子商務沖擊傳統零售，而是“保守思想活在昨天”，新零售已從簡單賣貨到賣服務。馬云提醒企業家，在變革被重新定義的時代，應避免誤區。一方面，不應是“美國人怎么干，我們怎么干”，“我們有技術、資金和市場，為什么我們不自己思考重新定義我們的未來？”他認為，在機器智能領域，美國擅長學術研究，中國在實踐中經驗豐富，兩國需要互相學習和思考，共同解決問題。大數據時代人人有機會，必須要有獨特的視角，能夠發揮自己的優勢。另一方面，“機器必須要做人類做不到的事情”。計劃經濟問題不只是信息不充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經濟學家們經常提及的問題。著名經濟學家錢穎一曾談到：“20世紀全球經濟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人類嘗試用計劃經濟替代市場經濟，希望創造效率更高同時分配更加公平的經濟運行機制。幾十年的實踐表明，計劃經濟無法達到這個目標，不僅與發達市場經濟距離越來越大，而且也無法與新興的市場經濟競爭。到了20世紀的最后20年，幾乎所有的計劃經濟都在向市場經濟轉軌。中國是這個歷史大趨勢中的一個例子，而且是突出的例子。”錢穎一認為，計劃經濟解決不了兩大突出問題：一是資源配置問題，二是激勵問題。計劃經濟中的價格不是由市場供求決定，而是由計劃者決定，由此造成巨大的資源配置扭曲；由于在公有制和政府主導經濟下的“大鍋飯”和“軟預算約束”等原因造成激勵扭曲，個人、企業、政府沒有增加效率的積極性。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界就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爆發過一場大辯論。當時就提出，計劃經濟有三個根本問題：知識問題(即信息問題)，經濟計算問題(即資源配置問題)，激勵問題。即便是大數據高度發達，能解決信息的問題，但是資源配置和激勵問題，計劃經濟還是不能很好地解決。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說，市場就兩個作用，一個作用就是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糾正資源的誤配，在再配置中提高效率，另外一個作用就是建立一個所謂兼容的激勵機制，使得人們有創新和創業的積極性。有推動力，這樣才有可能創新。正是因為市場經濟有這兩個基本作用，所以可以得出結論，計劃經濟不會取代市場經濟。吳敬璉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解決資源配置和激勵機制的問題。“一個是結構優化，糾正資源的誤配，使效率提高。另外一個就是發揮市場的作用，通過改革把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建立起來。‘三去一降一補’，就是要通過這兩條來完成，一條就是通過獎優懲劣、優勝劣汰，把結構變得更好；一條就是通過激勵機制的改善去激勵創新和創業。通過這樣的辦法，也許我們實現‘三去一降一補’就會比現在更加有效”。也有經濟學者認為，企業家決策不僅取決于數據，更依賴于人對市場前景、技術前景和資源可獲得性的想象力、感知、判斷力。而判斷力不是計算出來的。企業家決策時確實也需要數據，但真正的企業家精神一定是超越這些知識和數據。僅僅基于數據的決策只是科學決策，不是企業家決策。企業家必須看到這些知識和數據背后的、一般人看不到的東西，而且不同企業家看到的東西可能完全不同。比如，計算機技術的每一次的顛覆者都不是原來的計算機廠家。大型機的壟斷者IBM錯失了微型計算機市場；沒有一家微機公司制造商最終發展為臺式計算機的主要制造商；筆記本電腦則是日本企業索尼、夏普、東芝獨領風騷。為什么？顯然不是數據的原因，不是因為早前的主導企業占有的數據沒有后來者多，也不是因為他們不關注客戶需要，而是因為他們判斷失誤。這樣的判斷失誤與數據的多少無關。財經作者熊越認為，那些認為計劃經濟只是一個信息問題的人，不明白計劃經濟的核心問題在于在計劃經濟中缺乏價格。價格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是獨一無二的，因為貨幣價格是經濟計算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以價格為指導，企業家才可以通過檢驗生產要素的市場價格和最終產品的預期價格的差異來潛在地追求利潤，才能相應地組織生產。因此，即使人們已經有了一些很好的數據，離開這種市場價格機制，經濟計算和資源的有效配置仍然是不可能的，計劃經濟因而仍然不可行。因為理性計劃或資源分配需要有經濟計算的能力，而這樣的計算所需的價格只能在市場上由私人財產所有者發生在真實世界里的交換來確定。由于計劃經濟需要國家和集體控制資源——因此，無法發生必要的所有者之間的自愿交換——它不能理性地計劃現代經濟體系的運作。大數據也不能解決信息問題吳敬璉認為，信息的完全性是不可能做到的。“早在二十世紀初期，就有學者第一次論證了計劃經濟可以跟市場經濟一樣有很高的效率。但是有一個前提，信息必須是充分的。在信息充分的情況下，計劃經濟通過計算得到的結果，能夠跟市場經濟達到同樣的水平。但是后來又有學者證明了這樣的信息機制是不可能建立在計劃經濟條件之下的，我們自己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在經濟活動中，信息是分散產生的，怎么可能把這些分散的信息集中到一個重要的制定經濟計劃的機關，然后得出結果呢？”吳敬璉用自己的親身體驗來說明。“我過去工作是跟國家計委在一塊的，有一年我參加計劃制定工作，發現了這樣一件事。　計劃委員會的工作是要把下面上報的信息集中起來。但下面上報的時候，所有的產出信息都會少報，所有投入的信息都會多報，否則就是給自己找麻煩。計劃委員會也知道這個情況，所以就要在下面上報的相關數據上砍一刀。那基層也知道計劃委員會要在數據上砍一刀，所以它就會比本來多報的數據還要多一點。這就叫頭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你說這個事怎么解決呢？”“有人說用現在的大數據和計算機來收集信息，建立全國網絡。這個羅馬尼亞做過，蘇聯也做過，上世紀七十年代網絡就建成了，都沒有成功。所以說有了大數據就能搞計劃經濟，這個說法是非常可笑的。”熊越分析說，馬云認為未來可以實現計劃經濟，正是因為他的公司淘寶和支付寶在中國的電子商務和支付領域無所不在，因此可以收集到大量的消費數據。對于馬云本人和其他“技術社會主義者”來說，這些數據可以是計劃經濟運行的基石。“然而，如果我們更仔細地研究這些數據，我們會發現它們不過是：一，基于過去的真實交易的數據，它們并不能用于預測未來的消費者偏好；二，使用問卷調查獲得的數據，它們不能反映客戶的真實顯示偏好。不管是哪一種情況，盡管有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中央計劃者可以得到的仍然是一個對真實世界的猜測，一個美麗的海市蜃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