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現在火得“不要不要的”，大數據這個概念甚至都已經“炒爛”了，技術進步或許將以更快的速度改變我們的社會，包括顛覆一些既定的認知，比如“計劃經濟”。
說到計劃經濟，最大的模板無疑是蘇聯。但蘇聯的計劃經濟在其實施之初，已經偏離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設想。馬克思所設想的計劃經濟，是由全社會共同占用生產資料，個人勞動作為社會勞動的組成部分；負責生產計劃的機構，在充分了解社會各方面需求后，制定相應的生產計劃，生產結束后，再根據之前收集到的個人需求信息，按需分配。
不過，上個世紀的蘇聯在推進計劃經濟時，其手段還非常原始落后，具體來說，就是需求信息的收集過程、生產計劃的制定以及按照“需求”去分配的實現辦法都是十分粗糙的。如果說共產主義是“按需分配”的話，這種經濟體制只是非常粗糙地實現了“按需生產”。
蘇聯的這套體制時當然有先天不足，但實施時，正好抓上了二次工業革命的尾巴。二次工業革命是以內燃機的普及和電力的大規模應用為主要標志的，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出現的新興工業如電力工業、化學工業、石油工業和汽車工業等，都要求實行大規模的集中生產，歐美國家出現了壟斷組織，而蘇聯則更進一步，在國家層面上設置了經濟計劃委員會，取代公司和企業的職能，全面接管了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
這樣做的好處是立竿見影的。計劃經濟徹底摒棄了私人競爭，極大地減少了內部交易成本；另一方面，這種體制可以確保資金和資源的規模調用和集中投入，對于需要大量資金大量資源的重化工業的發展是再適合不過。因此蘇聯在實施計劃經濟后，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了巨大的規模效益，社會生產力也取得長足進步。1929年到1933年歐美資本主義世界陷入經濟危機時，蘇聯卻在著手開展五年計劃。兩個五年計劃后，到1937年，蘇聯的工業總產值已躍居世界第二位，歐洲第一位。
可惜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計劃經濟體制適應了二戰前重化工業發展的需要，推動蘇聯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水平的提高；但二戰后，隨著新一波技術革命的興起（航天技術、電子計算機），這種高投入、高消耗、粗放型的發展模式逐漸逐漸跟時代脫節，日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阻礙。
有很多人把市場經濟比作一臺計算機，價格就是這臺計算機的輸出結果。一個老太太去市場上買菜，當她發現青菜漲價了，她就有可能做出不買青菜改吃蘿卜或西蘭花的決定。她做出這樣的消費決策，就是因為商品價格的波動變化，至于價格波動背后的原因，是天氣惡劣導致運輸不暢，還是汽油價格上調導致運輸成本上漲，她統統不需要了解。每一個價格就是市場經濟運行的一面顯示器，用來輸出計算結果；每一次價格變化的背后，也有一套十分復雜的運算機制在運行。
從這個角度來說，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也相當于一臺大型計算機，它的中央處理器CPU就是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
市場經濟中，每一套價格都有自己的運行規律，相互之間又彼此聯系，互相影響；身處市場經濟活動中的每一個人，也都參與了信息的解讀和傳遞，在這套系統中，其運算中心和控制中心分散在各個節點，通過價格信息的傳遞而互相關聯，所以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可以算是“互聯網+分布式云計算”。
與之相區別的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體制內，能夠參與到社會需求信息收集與傳遞活動，以及生產計劃制定過程的人畢竟是少數，掌握最終決策權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計劃經濟的運行機制更像是一個封閉式、自成體系的大型機。
隨著時代的發展，這套大型機的陋處愈發暴露，作為指導經濟發展的“CPU”——國家計劃委員會至少有三大缺陷：
第一，這臺機器的輸入信息十分簡陋。作為上個世紀設立的經濟運行機構，國家計劃委員會獲取社會需求信息的手段非常有限，也非常粗糙。它最多也只能做到“抓大放小”，即抓住國民衣食住行的最基本需求，抓住大宗商品的生產，至于其他的邊邊角角，它是無能為力的。
在今天中國的淘寶網站上，淘寶的后臺可以記錄每個客戶的消費數目、消費頻次和產品偏好。甚至具體到某一個消費者的特定需求，某一件商品的大小、數量、款式和顏色的需求程度時，也都可以調出數據進行檢索和分析。
上個世紀的國家計劃委員會能怎么辦？它能搞清楚全國人民對冰箱一共有多少臺的需求，并調動資源去生產分配就已經老費勁了，更別提去關心每個個體的偏好。
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首任主席克日扎諾夫斯基，圖片來源：wiki
市場經濟中，其實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市場經濟本身也是由一個個“計劃型生產機構”——公司組成的。沒錯！公司也是“計劃經濟體”。雖然對外需要面對市場的自由競爭，但在公司內部，尤其是傳統大企業的內部，員工等級分明，公司的生產計劃由高層拍板，然后再一層一層向下攤派，說到底董事會也是個小號版的“計劃委員會”。
公司做大了，決策層就不熟悉基層的情況，這是大企業的通病。也因此，這些傳統大企業的老板，非常擔心自己會陷入資訊滯后、消息閉塞的窘境。所以才有這樣的說法“CEO是最后一個知道公司破產的人”，所以才會有華為提出“要讓聽得見炮火聲音的呼喚炮火”。而作為管理國家經濟生活方方面面的最高層“國家計劃委員”，一個超級放大版的“董事局”，也就更不可能幸免于信息錯漏與滯后的問題。
除此之外，由于計劃經濟是跟國家體制相結合的，它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政治權力的影響，比如行政命令一層層向下傳達時會扭曲放大；比如一個生產部門的具體負責人由上級委派，本身不熟悉業務，會瞎指導亂指揮等，這就相當于計算機系統中信息在傳遞和解讀的過程中發生了扭曲和失真，或者說這個輸入信息本身就是錯誤的，這使得缺乏準確信息輸入的問題就更加嚴峻。
第二個缺陷，是這臺大型機的運算能力有限。
市場經濟中，參與經濟活動的所有人，都在根據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的波動更改自己的決策，也就是幾乎所有人都參與了市場經濟的信息傳遞和決策制定的過程。即使你不是生產者，不是公司高層，你也可以扮演消費者購買者的角色，從而逆向影響到到生產計劃的制定過程。所以說，“市場經濟”的計算節點分布在每一個公司，每一個消費者身上，所有人存在相互的聯系，所有人都會影響到最終的計算結果。
但計劃經濟就不一樣，計劃經濟的運行體制就是一個放大版的傳統企業，掌握決策權的只有最高層。計算機的CPU掌管著整臺機器的運算和控制，“國家計劃委員會”也掌握著整個經濟運行的決策和管理。如此一來，計劃經濟體制這臺封閉式的大型機，要以有限的計算能力，去跟市場經濟中全民參與的“云計算”相競爭，勢必會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還談得上什么勝算？
第三個缺陷，也是最嚴重的缺陷，是計劃經濟體制這臺機器擴容和升級的潛力不足。
市場經濟是由一家家公司和一個個消費者構成的。公司不適應時代的潮流的話，就會被全新商業模式的初創公司所顛覆；老一輩的消費者即使觀念守舊也沒關系，作為自然人他們總會消亡，然后又被新一代消費者取代。在這個消亡與取代的過程中，每一個消逝的公司或個人，只是一個隨時可以被替換的個體，他們的消亡并不會撼動整個大局。
這就是分布式計算的好處，一個節點斷了，可以立刻用另一個取代和彌補。這就跟樂高積木一樣，所有的構件都可以隨時替換，也許到最后所有原來的構件都已經被替換，甚至構件形成的結構也發生了深刻改變，但作品依然擺在那里，不會發生中途崩潰的慘景。
但計劃經濟體制就不一樣。計劃經濟體制中是由上而下構建的。如果只改革裁撤底下的機構，于大局并無影響，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也就不會發生根本變革。而計劃經濟的最上層又跟國家政治生態牢牢綁定在一起，如果要對上層機構做傷筋動骨的手術，已經無異于一場革命，注定會引發政治波動和社會動蕩。市場經濟把風險分攤到每個具體的公司和消費者頭上（決策權和風險一并下放），而計劃經濟體制本身就是一個大包大攬的巨無霸企業，也因此，它也就把所有的風險都攬到了自己身上。
蘇聯的迅速崛起和緩慢隕落，根源都在于這套蘇式計劃經濟體制的優勢和劣勢。
蘇式計劃經濟的優勢，是因為它打通了需求和生產之間的渠道，可以直接根據需求制定生產計劃（“按需生產”），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目的明確，執行高效。
它的劣勢，在于獲取需求信息和實現產品分配的手段過于粗糙，經濟體制從上而下又管得過死，扼殺了基層的活力，也阻礙了外界新鮮血液的注入。
幸運的是，隨著大平臺大數據時代的到來，計劃經濟的優勢不會丟掉，它的劣勢卻可以有效地避免。
雖然創業前輩們經?？嗫谄判牡貏裾f后來者們不要“一門心思想搭建網絡平臺”，但多少人依然趨之若鶩，因為一旦真的功成，就擁有了一樁躺著也掙錢的生意。
一個網絡商業平臺一旦匯聚了海量用戶，不管它是B2C、C2C、還是社交網絡，它就可以搭建自己的生態鏈，變成一個具有很高競爭壁壘的商業帝國——名副其實的帝國——國家尚且需要依靠暴力機器來逼迫公民登記戶籍，繳納賦稅，但在網絡平臺上，用戶們（不管是消費者還是生存者）卻是心甘情愿地向平臺交出自己的各項身份信息和消費習慣，主動在平臺上消費形成平臺內部的現金流。
試想一下，如果將來的企業平臺，既可以做到像中國當下的社交網絡、手機支付、網購平臺和共享經濟一樣滲透到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又能像亞馬遜一樣將業務覆蓋到全球范圍，也許整個社會經濟的運作方式就會完全顛覆。
現在的主流市場經濟中，企業都是對外自由競爭，對內指令計劃，但從今以后這種模式將被打破。
以網購市場為例，在未來可預見的時間內，網購平臺表面上依然是消費者向產品生產者支付貨幣，購買產品（經銷商等中間環節注定是要消亡的），但背后產品如何生產出來，卻發生了極大變化。
從前的企業家制定產品生產計劃時，都是依據自己以往的經驗，一鱗半爪的信息和“敏銳的商業直覺”，風險太大。但有了網購平臺，產品制造商們就可以從平臺數據庫中獲取各種消費信息（即前文提到的消費者的消費數額，消費頻次和產品偏好；消費產品大小、款式、顏色、型號等各方面的需求度），根據這些信息再去調派資源生產。我們日常生活中消耗的食品和日用品，出行時乘用的交通工具，住房需求，人工服務甚至文娛產品，可以說除了那些處于技術發展前沿，前景不明的科技產品（如2007年的初代iPhone），我們生活中使用的絕大部分物品都可以依據這種方式去生產。
這種生產模式的最大好處，就是將“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緊密地捆綁在一起。產品在生產前，先要通過各種消費信息分析出真正的“社會需求”，根據這些“社會需求”再去制定生產計劃；而產品的分配問題，依然交給市場解決，即仍然按照個人的經濟購買力去分配。
新型經濟模式絕不是計劃經濟簡單的“復辟”，或是拋棄市場，它依然是全民參與，全民決策，不會把“運算權”和“控制權”上交給某個具體機構。
這種新經濟模式中，信息十分全面。所有人消費所有產品的信息都被記錄在平臺上，只要調出來就一目了然。不用再像蘇聯的國家計劃委員會那樣以非常粗糙的技術去收集十分有限的信息。
這種新經濟模式中，消費者和生產者都是抱著己方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加入進來，所有人都在做決策，所有人也都在共擔風險。
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有些新產品、新技術、新的商業模式無法被納入這種“需求指導生產”的模式中，但平臺依然會給他們提供容身之所，這樣，就能為將來的技術變革和組織變革留下可能的空間。
所以，大數據時代的新型“計劃經濟”保留了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目標明確、執行高效的優勢，卻完全摒棄了它的粗放、浪費、呆板僵硬和信息粗糙的缺點。
不過，在未來“市場”依然會存在，但是按現在的教條研究“市場”的經濟學家們恐怕要失業了。因為大數據的思維方式跟人類注定不一樣。
如果讓大數據來研究太陽系，它恐怕不會像牛頓那樣總結出萬有引力定律，因為它可以在自己的系統里完整地再建一個太陽系。
經濟活動也是一樣。它不需要像蘇聯計劃委員會那樣去“抓大放小”，也不需要學著研究市場的經濟學家們去總結規律，建立各種理論模型。對它來說，計劃也好，市場也好，沒有我們人類感知意義上的“復雜性”，接入其系統的所有人、資源、設備、產品和貨幣的運行軌跡，在它眼里都是纖毫可見。
也只有在這種大平臺大數據的支持下，“計劃經濟”才有可能重新復活。換句話說，也許這才是計劃經濟的正確打開方式！——在新經濟模式中。
不是把一個國家粗暴地變成一個步履蹣跚的巨無霸企業，相反，應該讓公司和企業——市場經濟中的“計劃經濟體”——自然而然地生長為跨地域跨國界的經濟平臺和大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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