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7日舉行的證監會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證監會新聞發言人高莉表示，2014年以來，證監會啟動99起“老鼠倉”案件調查，移交司法機關處理案件83起，涉案金額達800億元。“老鼠倉”成為繼內幕交易后，證監會移送公安機關追究刑事責任比例最高的一類案件，其中，央視《焦點訪談》播出的《大數據“捕鼠”記》所揭露的某基金公司交易員胡某的案例特別引人注目。胡某是一名交易室副總監，他有權限把基金經理的交易指令分配給每位交易員，所以交易員的股票操作情況他都能事先知曉，而高達幾千億元的交易量，他也可以“預知”。毫不夸張地說，他既是管理員，又是發單員，還是操作員，身兼數職。一方面，他管理著別人的錢，交易量達幾千億元；另一方面，他上班的時候藏在衛生間里拿手機偷偷下單交易，買賣時點他都能準確拿捏。3年多的時間里，胡某操作其父親和岳父的賬戶，對100多只股票先后進行了上百次交易，其本金為1700萬元，“老鼠倉”獲利4200多萬元。
“碩鼠”監守自盜難防范
所謂“老鼠倉”，是指莊家在用公有資金拉升股價之前，先用個人如機構負責人、操盤手及其親屬、關系戶等的資金在低位建倉，待公有資金將股價拉升到高位后，個人倉位率先拋出獲利。這好比老鼠從糧囤里偷糧食藏到老鼠洞里一樣，故被稱為“老鼠倉”。其實，“老鼠倉”就是一種財富轉移、利益輸送的方式，是券商中某些不法分子化公為私的一種手段，本質上與貪污、盜竊毫無二致。有人說，中國股市的特色就是“無莊不成股”，而“老鼠倉”就存在于這些大大小小的莊股當中。
“老鼠倉”嚴重擾亂了金融管理秩序，摧毀了資本市場的誠信基礎，破壞了居民財富通過金融資產管理實現保值增值的通道。盡管有嚴刑峻法，防范技術不斷提升，監管制度日趨完善，“老鼠倉”交易總體已被有效遏制，但在金錢誘惑下，仍有一些“老鼠”心存僥幸、鋌而走險。近幾年，“老鼠倉”成為追究刑事責任比例最高的一類證券期貨違法案件，判處刑期的紀錄也不斷被刷新。
剖析“老鼠倉”案例，不難發現其特點：違法時間跨度長、交易和獲利金額大、嚴重損害委托人利益。同時，窩案頻發，多名從業人員聯手涉案，或與利益關系人內外勾結，同一崗位先后任職的操盤手前“腐”后繼，涉案領域有從基金行業向托管銀行、保險資管企業蔓延之勢。近年來，監管機構還發現“老鼠倉”涉案人員結構和范圍發生變化。在基金買賣股票的鏈條上，負責執行買賣命令的交易室交易員、負責資金托管的銀行工作人員，甚至負責基金凈值計算的結算部門人員，理論上都可能提前知曉未公開信息，相關人員都有可能借職務之便開設“老鼠倉”。這就意味著，如今“老鼠倉”的涉案人群范圍更大了。由于“老鼠倉”涉案人員具備較高專業素質和信息優勢，往往還呈現隱蔽性強、危害性大等特點。
大數據織就“天羅地網”
“老鼠倉”是股市的“喪門星”，一直以來都是證監會稽查執法的重點領域。為全面對其進行封堵，證監會從制度上予以約束，先后出臺針對性辦法，并利用大數據監控技術，完善查尋違法線索手段。在捕捉違法線索上，證監會依托大數據監控技術對市場全覆蓋掃描，讓“老鼠倉”無所遁形。對歷史交易數據跟蹤擬合、回溯重演，市場監察部門精準鎖定可疑賬戶跟隨資管產品先買先賣、同進同出的異常交易線索，為更細致甄別違法行為，提供了充足、有效的證據。
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的交易監察中心，監控室中的大量數據會讓普通人看得一頭霧水，但這里的專業人員卻對這些數據參數了然于胸、洞若觀火。市場交易中的數據異動，在這里都可以看得明明白白，且能及時鎖定。把大數據比喻為一只時刻緊盯老鼠的貓，或者是大顯神勇的“捕鼠器”，一點也不過分。深交所交易監察中心的大數據智能監控平臺從2013年正式上線運營后，可以全天處理超過1億筆成交記錄，還能提取20年以前的歷史數據，用于重新研判。證監會破獲的不少“老鼠倉”案件線索都來自這里的大數據。證監會稽查局工作人員表示，資產管理人員開設“老鼠倉”是一種背信行為，證監會對“老鼠倉”態度明確——零容忍、全覆蓋、出重拳。據了解，下一步，證監會將積極探索跨部門信息共享、聯合檢查，健全綜合防控長效機制，并推動出臺“老鼠倉”司法解釋，明確執法標準。
7月14日至15日召開的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圍繞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三位一體”的金融工作主題做出重大部署。金融安全是會議的一大重點，根據中金公司對金融工作會議通稿中的詞頻統計，“風險”成為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詞，在全文中被提及31次。會議強調，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要把主動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學防范，早識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著力防范化解重點領域風險，著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線和風險應急處置機制。分業監管已經不適合當前混業經營、金融創新、互聯網新技術等新形勢，金融工作會議還提出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增強金融監管協調的權威性、有效性，強化金融監管的專業性、統一性、穿透性，做好對“交叉地帶”潛在風險的整體把控，逐步建立與現行金融發展形勢相當的監管機制。
相信在新的金融監管體系下，“老鼠倉”將更難隱匿。事實上，早在2009年，我國《刑法修正案（七）》就將“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納入刑事打擊范疇，但早期緩刑的大量適用影響了刑罰的威懾力。2015年11月，轟動一時的“馬樂案”由最高人民法院終審改判，從一審“判三緩五”改為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1913萬元，可謂“動了真格”。
構筑“老鼠倉”防火墻，守住市場秩序底線，是股民們的殷切期盼，也是監管層孜孜以求的目標。制度再細密，法律再嚴苛，基金運作終歸還是需要操作員來完成，道德風險是繞不過去的，人的誠信、職業操守特別重要。構建專業的大數據系統，實現風險點全覆蓋，無疑就是用大數據布下“天羅地網”，能讓基金運作一線的員工對“老鼠倉”既不敢動心，也沒法動手，從源頭上起到有效的震懾作用，對新形勢下解決“老鼠倉”這一證券監管難題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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