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務院發布了《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綱要》明確，2018年底前建成國家政府數據統一開放平臺，率先在信用、交通、醫療等重要領域實現公共數據資源合理適度向社會開放。《綱要》還提出了五個方面的明確目標，即打造精準治理、多方協作的社會治理新模式；建立運行平穩、安全高效的經濟運行新機制；構建以人為本、惠及全民的民生服務新體系；開啟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創新驅動新格局；培育高端智能、新興繁榮的產業發展新生態。

全球范圍內，從跨國公司，到各行業領域，再到各國政府，都在鼓吹“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沒有人可以否認數據的重要性，更沒有敢忽視大數據的意義。因此，早在2009年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就簽署了《開放透明政府備忘錄》，要求建立更加開放透明、參與、合作的政府。2011年9月20日，巴西、印度尼西亞、墨西哥、挪威、菲律賓、南非、英國、美國等八個國家聯合簽署《開放數據聲明》，成立開放政府合作伙伴。截至2014年2月10日，全球已有63個國家加入開放政府合作伙伴。可以說，在開放政府數據的道路上，中國稱不上早，但也并沒有太晚。

開放政府數據，設立統一的發布門戶網站，此間的意義在《綱要》提及的五大目標中，已經有著較為全面的體現。作為一種虛擬的大型基礎戰略資源，大數據帶來的改變是驚人的。以政府數據開放的先行者美國為例，通過數據開放，2013年美國在政府管理、醫療服務、零售業、制造業、位置服務、社交網絡、電子商務七個重點領域產生的潛在價值已經達到了2萬億美元。并且需要指出的是，這一價值規模還在高速增長。回到中國的科技創新中心— 北京市中關村，據估算，2016年的大數據產業規模也將達到1萬億元人民幣。

大數據對于宏觀經濟的推進，對于大眾創業、高科技創業的促進作用，在近年來早已被炒得沸沸揚揚。在城市治理上，通過政府與企業數據的彼此開放和對接，交通、醫療、旅游、民政等領域，實現了效率上的提升，也被歸結于大數據治理的功效。以高德公司為例，通過與北京、廣州、深圳、天津、沈陽、大連、無錫、青島八個城市的政府交通管理部門合作。高德把擁堵數據給到交管部門，交管部門就可以自動調節紅燈長短，幫助疏堵。可以預見，類似的合作，將會在政府開放數據的基礎上，得到越來越頻繁乃至全面的發展。

政府開放數據，不僅僅含有經濟意義，事實上也有著重大的政治意義。例如，在政府預算、招投標層面，只要能夠促進數據的開放，公眾的監督將會更加有力量。數據是會說話的，通過數據，可以對政府的各類行為、成效和范圍進行驗證，由此帶來的監督能力提升，將大大促進腐敗的消失與政府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在制度設計的博弈層面，政府數據開放的意義尤為重要，例如近年來拖沓不前的垃圾圍城處理辦法，政府與民間的博弈存在信息上的不平等，假如能夠實現數據信息上的開放，一個更加透明和公正的制度將會值得期待。

無論是對于政府還是民眾，無論是著眼當下還是展望未來，無論是對于生產者還是消費者，大數據時代都不可逆轉地到來了。政府數據的開放，極為難得地獲得了各方的肯定，這種寶貴共識的形成，使得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政府追趕全球各國政府數據開放的步伐不會太慢。基于政府數據開放，所獲得的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企業發展得到助力、公眾獲得更多賦權，也將會在未來數年漸次實現。

當然，最后值得關注的是政府開放數據的風險。數據開放是一把雙刃劍，既滿懷機遇，也暗藏風險。就風險而言，既涉及到國家安全、商業機密，也關乎公民隱私。所以，如何確保政府數據開放與安全兼容，數據的脫敏就顯得格外重要。在這方面，世界各國已經有了一些落地成型的規范，作為政府數據開放的后起者，完全可以參照借鑒。而除此之外，還應該擔心的是，政府數據開放的范圍和規模，這是一個應該交由公眾討論的議題，也是一個非常“傳統”的難題，如果不解決，上述所有的擔心和欣喜，也將失去其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