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2年開始，大數據時代已悄然來到，一年里就有超過20本以大數據為主題的新書面世，在當當網上，幾本賣得最好的書甚至被打上了“限量購”的標簽。中國的很多企業家都感受到了大數據的重要性，并開始設立自己的大數據庫。
這股熱潮推動下，國內不少政府部門也開始思考關于大數據的問題。上月底，國內知名大數據專家車品覺告訴新快報記者，他很希望能盡快看到廣東的政府部門也開始著手展開大數據方面的調研。彼時他并不知道，今年5月底，在籌備了近一年時間后，佛山南海區正式成立了數據統籌局。南海政務在互聯網時代的探索從未停步。而推進這些工作的主導者與執行者，正是南海的公務員們。原來被互聯網時代“逼”著走的不僅僅是普通的創業者與小職員，被互聯網時代洗禮的還包括公務員。
只是作為全國的創新嘗試，他們前方沒有“前輩”可以請教，后方又背負著焦灼的期望，“摸著石頭過河”的他們正在壓力下加班加點他工作，并同時暢想著大數據時代的未來。
大數據一點都不玄乎，它很接地氣
上個月在上海參加關于建設智慧城市的發布會時，阿里巴巴(滾動資訊)集團副總裁、數據委員會會長車品覺十分驚喜地發現，政府部門對于大數據的建立越來越重視。他一直認為大數據在政府的手中才能將“魔力”發揮到最大。
車品覺第一次見證大數據的魅力是在15年前，只是彼時他還不知道那就是“大數據”。上世紀90年代初，他認識了一些以博彩為生的朋友，這些人組成了一個團隊，每年通過賽馬就能盈利數億港元。他當時非常驚訝，要知道很多人在賭馬場上可是血本無歸的，而他們卻能把這種概率游戲變成穩定的盈利工具。原來，他們的秘密就是使用了一套“養數據”策略——將每一場賽馬比賽的過程都錄了下來。然后分析出騎師、馬匹有哪些失誤動作，這些動作會帶來怎樣的后果，然后再把這些數據“清洗”出一個更準確的數據。就這樣，通過默默無聞的數據收集，入賬數億港元。
“但我并不是提倡大家賭博，也有朋友問我買彩票是不是也可以通過大數據計算，如果你確信彩票有規律那么確實可以，但很抱歉，我并沒有看出其中的規律。”車品覺笑呵呵地說，他講述的那個例子只是為了證明一點，在大數據時代，其最核心的特質是“用數據找機會”。在做大數據時，必須要有一個預判，哪些數據是你必須要提煉出來解決盲點的。就像賽馬的結果其實充滿了“意外”，但新的數據角度卻幫助人們一窺真實的結果，這就是“用數據來還原真實”。
在每一個公開演講中，他都會抓住機會講述一些關于大數據的案例，這些案例往往和市民息息相關并顯淺易懂，他希望任何一個市民都能像他一樣感受到大數據的魅力。譬如關于北京的空氣質量監察，除了政務部門的監測數據外，有人曾經嘗試過監測每一部智能手機的空氣質量數據，發現原來每一部手機在不同位置、不同時間點所監測到的空氣質量數據都有不同的數值，把它們收集起來分析就可以得到每天在不同時間不同天氣狀況下，你所在的位置究竟能呼入什么質量的空氣。
大數據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只要有資金和時間，人們會發現生活中很多有趣的現象。又譬如在上海某個位置一旦雨天就幾乎叫不到車，如果有人愿意做監測，你可以得出一組數據，“這樣的天氣狀況下，加價多少能最快打到車，這些都很實用。”
他希望記者能將這些故事轉達給政府部門，“大數據其實可以很有用”。只是彼時他還不知道南海籌備了一年的數據統籌局已經正式成立了。
“只能說，我們也只是摸著石頭過河”
自出任數據統籌局局長以來，潘永桐的壓力很大，他帶著“兄弟”們加班加點地做著從南海區委書記鄧偉根手中接過的重任。
盡管在數據統籌局正式成立以前，南海區已經專門成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由鄧偉根親自出任領導小組組長，逐一動員每個部門拿出數據共享，光這樣的動員會議就召開了七八次，應該說已經幫潘永桐解決了很大一部分的關于政務數據壁壘的難題。“事實上，現在大多數部門都已經有了共識，大家也想要數據，所以也樂于共享。”
只是，作為對于全國來說都是新鮮事物的“大數據”，他們沒有經驗，也沒有“前輩”可以指導，國內的很多專家學者主要還是在研究大數據在商業方面的用途，做這件事可謂是荊棘在前，架構亟待搭建……一系列的“困難”仍然需要一個前沿團隊來進行攻破。
除了看國內知名大數據專家的書籍——如車品覺的《決戰大數據》和涂子沛的《大數據》外，他們還請過大數據專家來局里講課，還走訪了北京、上海一些大數據試點參觀學習，一些大數據做得好的企業也成為了他們學習的對象，甚至媒體通過越洋電話訪問涂子沛的文章都被他們視作學習教材。“但仍然只能說，我們也只是摸著石頭過河。”
但由于是全國首個數據統籌局，他們吸引了無數的目光，這些關注不僅僅來自媒體，還包括很多周邊的政府部門。這個剛剛成立不到兩個月的部門甚至也成為了參觀學習的對象，其中最讓潘永桐尷尬的問題是“成立至今出了哪些成績，可以舉例嗎？”這個問題常常讓他犯難，“應該怎么說，有成績吧，實際上這是一個非常復雜和艱辛的過程，確實沒有那么快，但是說沒成績吧我又不服氣，兄弟們都很辛苦。”
他一再強調，希望外界能多給點時間，少給點壓力，他們正在努力，相信八九月就開始會有成果面世，“但可以肯定的是，南海是有條件做這個的。”
南海的“數據化”轉型早已開始
在數據統籌局之前，無論是“三網融合”、“三單管理”，還是南海的政務微博，從中不難看出，南海政務在互聯網時代的探索從未停步。事實上，南海的“數據化”轉型也早已開始。
早在1996年，南海就制定了“以信息化推動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在全國縣級市中率先建成統一的多媒體信息網絡。2001年，時任南海市委書記鄧耀華等人還走進中南海，向中央領導人匯報當地的信息化建設成果。
2011年，南海正式拋出“三網融合”的概念，借助網絡信息技術，將網絡行政、網絡問政、網絡監督無縫對接；2013年12月，南海在全省率先公布“負面清單”，實施“三單管理”，進一步創新了行政體制改革。
正是因為上述的工作積累，才更加奠定了南海著手建立數據統籌局的決心，“如果不做，前面的這些努力豈不浪費了？”理著一頭短發的數據統籌局副局長林莉驕傲地告訴記者，“在大數據方面南海可謂早已有了自己的江湖地位，工商局就有34年的大數據信息，走在全國政府部門大數據掌握的最前沿。”
“數據化”倒逼公務員改變工作方式
只是“數據大”，同時也意味著對數據的“清洗”難度也相應增加。數據統籌局的技術骨干陳堅說，“一般人無法想象這個‘清洗’的過程有多么的艱難，簡單舉個例子，同一個企業旗下的35個部門也許會有三五個，甚至10個不同的名字，這就需要技術人員通過尋找來制定不同的規則‘清洗’。”用專業術語描述即是，目前南海存在157根“數據煙囪”，數據煙囪是指各條塊數據四處林立、到處冒煙，是缺乏統籌的、凌亂的，因此，需要數據統籌、頂層設計。建立最小數據集，就建立了標準化模塊，有利于各類數據統一起來。
潘永桐總結，“所以如果一定要問我工作進展，我只能說，數據統籌局目前正處于‘收數階段’(匯總各個部門的政務數據)。”在他的暢想中，一旦這個階段完成，首先解決的自然是市民到政務窗口辦事難問題，以前辦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需要幾個部門的公章，需要逐一提交戶口簿、身份證等等，其實這些數據每個政府部門都有，只是沒有打通，一旦數據打通了，在電腦上一查就可以直接辦了，不再需要蓋公章這種形式，事實上這也是倒逼著政府公務員改變以往的工作方式。
更具體的例子就是，當家人生病需要住院治療時，打開手機就可查詢哪家醫院有床位；去西樵山游玩，點點手機就能知道哪個入口的游客少；你去辦婚姻登記或者出入境簽注時，帶上身份證即可辦理……
但這個部門的功能絕不僅僅于此，未來只有他們能幫助企業、政府部門整合數據發掘其中的奧秘。
為了佐證這種說法，林莉說了美國沃爾瑪連鎖超市的經典案例：尿布與啤酒這兩種風馬牛不相及的商品擺在一起居然銷量大增。美國的婦女通常在家照顧孩子，所以她們經常會囑咐丈夫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為孩子買尿布，而丈夫在買尿布的同時又會順手購買自己愛喝的啤酒。
她認為就像這個案例所昭示的那樣，一旦發現其中的奧秘將會給企業和政府決策帶來突破性進展，這就是專家們所說的“無數據不決策”。
事實上，正如《大數據》的作者涂子沛曾經說過的一樣：“今天，數據已經無處不在，我們的衣食住行、喜怒哀愁、吃喝玩樂都以數據的形式存在。通過數據、網絡和軟件，我們用數據來記錄這個世界，再通過研究數據去發現這個世界。大數據無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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