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騷擾的特點，是依托手機終端。
傳統意義上，個人信息安全主要是兩塊，身份信息和財務信息，比如身份證、護照、銀行卡號碼等等。手機這一終端擴大了這一范圍，靜態的信息、動態的信息，文字、聲音、圖像、視頻，一個人經濟社會活動的全部，都可以通過手機來獲取、傳播，手機不離身，騷擾也可以說是全方位的。
這使我想到大數據。大數據時代的叫法現在很流行，相關性取代因果聯系，大數據時代代表了豐富與便捷的無限可能性。但大數據從何而來呢？大數據時代，首先一點是，數據要足夠多和大。自我采集夠不夠？不夠怎么辦？能不能買賣？這是問題。
另一方面，大數據基于對龐大數據的運算和分析。這些數據之中有很大一部分就來自個人信息。從無數個人信息里分析出消費趨勢也好，運算出市場走向也罷，提升管理水平也好，找到盈利增長點也罷，都是說大數據的優勢。但我們現在面臨很多的信息安全問題，會不會向大數據時代傳導，大數據會不會制造出大悲劇？也是問題。
個人信息安全是一種基本人權，基本上這還停留于認識，嚴格來說，個人信息安全在國家法律格局和人的權利版圖里并不顯眼。我國法律資源庫里涉及到個人信息安全的相關法律還比較少。每一年發布的人權白皮書中，無論是“言論自由權利”還是“人身權利”，也不見這樣的字眼。這種不顯眼在今天面臨的問題已經足夠了，到大數據時代，權利將是什么概念？其內涵和外延又有什么變化？權利的處境如何？需要怎樣來保障？更是問題。
大數據時代的好，政府講，企業講，很多人都在講，至于可能的風險，好像并不太在乎。2008年的央視3·15晚會，說到一個公司掌握了當年中國5億多手機用戶中一半的手機用戶信息，當時已很讓人震驚了，大數據時代，這恐怕是小case。辯證法講兩面性，社會現實也證明，船大好沖浪，但船大也難掉頭，東西一大，不一定都是好事。
信息騷擾，暴露的問題已經很深刻，如果從大數據時代的角度來看，更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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