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是當下最時髦的話題之一，依照邁爾·舍恩伯格及庫克在《大數據時代》的描述，數據被定義為不用隨機分析法（抽樣調查）而運用所有數據的方法。除了對于社會組織、公共服務、人們生活的重大影響之外，這一熱潮背后的關注焦點，其實還是商業模式，即相關數據倉庫、數據安全、數據分析、數據挖掘等圍繞大數據的商業價值利用。

大數據之所以在我國引起如此大的關注，也是由于在傳統文化理念中，“大概齊、差不多”的習慣深入人心，在公共決策、商業選擇、個人行為中充斥著“拍腦袋”現象。正如歷史學家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所論述的那樣，“西歐和日本都已以商業組織的精神一切按實情主持國政的時候，中國仍然是億萬軍民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當然，這種模糊管理下的信息不對稱，亦成為另外一種既定利益格局的存在基礎。正因為此，當信息爆炸時代快速來臨之時，對數據信息的渴望迅速在社會不同層面體現出來。據報，汪洋副總理就曾向廣東財政廳干部推薦涂子沛寫的《大數據》。

要論大數據的歷史，或可追溯到19世紀末。美國統計學家赫爾曼·霍爾瑞斯為統計189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發明了一臺電動器來讀取卡片上的洞數，該設備用一年時間完成了原本需耗時八年的人口普查，由此開啟了數據處理的新紀元。進入21世紀，隨著信息技術、云計算的高速發展，以及社交網絡的普及，大數據被賦予了全新含義。應該說，基于數據化嚴重不足的大背景，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強調大數據的作用，其積極意義非常深遠，但與此同時，也要避免走向另外的某些極端，這就需要相應的冷思考。

比如，在大數據的推動者之中，一方面各類新興互聯網企業成為主力，另一方面傳統企業也在著力跟隨，其根本動力都是在于發掘新的商業利潤來源，以彌補我國經濟轉型期的投資迷茫。在此過程中，對于個人的利益和訴求還缺乏合理的認識和定位。雖然大數據對于進一步理解和服務消費者起到重要作用，但從其他側面看，無序的、低效的、無用的信息轟炸，往往給個人帶來“信息過度”的不佳體驗，而在數據成為財富的狂熱驅動下，對于個人信息權利的侵犯幾乎無處不在，尤其在我國缺乏個人信息保護規則的條件下，數據渴望和采集很可能成為激怒消費者的動因，且拉大了與真正的消費者主權社會的距離。

另外，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如果信息產生基礎或其環境存在問題，那么大數據的技術是否會造成更大的信息扭曲？從金融市場的角度看，大數據在深刻改變高頻交易方式、信貸風險判斷等環節同時，也帶來了其他潛在風險的積累，如信息誤讀造成的市場波動突然被放大，以及難以監管的新型金融產品創新等等。可以說，在諸多領域都缺乏法律游戲規則約束，更缺乏職業道德約束的情況下，如果初始數據就存在問題，那么在此基礎上的大數據分析手段，恐怕就只有“南轅北轍”的效果了。從大處說，各類統計數據造假歷年來都是被輿論廣泛質疑的焦點；從小處說，在很多領域數據失真已經成為常態。例如，據5月7日的《北京青年報》報道，由于受到利益綁架，北京地區的電視收視率數據或許已被污染。再如，我國赴海外留學生的國內學校成績，就一度存在許多造假行為，直到歐美出現更嚴厲的制約才有所收斂。無論如何，一旦數據本身的問題太多，則帶來的只有大數據的災難。

我們知道，信息不對稱的后果是扭曲了市場機制的作用，誤導了市場信息，造成市場失靈。如果處在普遍的信息數據缺乏狀態下，經濟行為的不確定性也會增加，往往會降低市場效率。反之，是過猶不及，即便是在上世紀末所謂“信息爆炸”年代，也遠不如當前階段如此快速的信息積累。據統計，互聯網上的數據每兩年翻一番，而全球絕大多數數據都是最近幾年才產生的。面對似乎逐漸“供大于求”的數據，如何找到有用的信息，成為利用大數據的關鍵問題。正如美國頗有影響力的預測專家納特·西爾弗在《信號與噪聲》一書中所分析的：“如果信息的數量以每天250兆億字節的速度增長，其中有用的信息肯定接近于零。大部分信息都只是噪聲而已，而且噪聲的增長速度要比信號快得多。”由此看來，當數據信息鋪天蓋地而來之時，也可能距離真相越來越遠。在現實中，對于一哄而上追求大數據的企業來說，也需要冷靜思考下，在信息過度充分的年代，如何把數據真正變成真正的價值？

大數據如同一把雙刃劍，正如不少好萊塢電影中政府對公眾無所不在的監控，大數據的爆炸，也讓現代人對個人信息安全失控充滿了擔憂。斯諾登和棱鏡事件，進一步在全球范圍的國家之間提出這個疑問。一方面，在不可避免地擁抱大數據時代之前，可能更需要加強對其潛在風險的認識，做好基礎數據凈化、個人信息保護、國家信息安全等基礎性建設；另一方面，大數據既可用來推動新商業模式演進，也可用來通過“抓壞蛋”，間接促進社會信息環境的完善，從而夯實大數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