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牌屋》帶來的不僅僅是栩栩如生的白宮權力角逐畫面、豐厚的商業利潤回報，更包括大數據語境下，對中國影視產業的觸動以及暗藏的商機。
2月14日，《紙牌屋》第二季回歸,出品方Netflix公司統計，該片上線10小時便吸引了約16%的Netflix訂戶觀看。搜狐與樂視網不惜重金引入《紙牌屋》第二季，點擊率迅速刷新千萬。
NNetflix官方稱，挖掘用戶行為的大數據已經很長時間了，《紙牌屋》是其數據分析結果的第一次戰略運用。
盡管Netflix的這一說法遭遇包括美國、中國等多地專家質疑，但大數據與影視業相結合的話題并未失色。
華策影視（300133.SH）常務副總裁金騫稱，目前大數據運用沒有那么重要，但2~3年后，情形會大變。樂正傳媒研發與咨詢總監彭侃預言，大數據商機，就是催熱第三方數據供應商市場。
科技革命下的藍海
《紙牌屋》的出品方Netflix是一家類似于中國土豆和優酷等在線視頻播放網站，Netflix早年以提供DVD出租服務作為主要營收來源。Netflix在美國有2700萬訂閱用戶，每天用戶在Netflix上產生3000萬多個行為，Netflix的訂閱用戶每天還會給出400萬個評分，還會有300萬次搜索請求，而《紙牌屋》的成功得益于Netflix海量的用戶數據積累和分析，用戶暫停、回放或者快進，Netflix 都會抓取。
彭侃說，傳統的有線電視網、影視公司并不具備大數據應用的基礎，因為前者沒有自己的數據采集平臺。
一家國內影視公司的高管坦言，目前公司所需求的數據基本來自第三方的數據供應商。由此，一批以數據采集、數據挖掘為服務的第三方供應商正獲得難以估量的市場空間。
楊玥和他的數托邦工作室正是其中代表之一，其介紹，數托邦的主要業務就是以微博等新媒體做數據挖掘，及后期加工。比如監測小時代的受眾，發現觀影群體的數據指向“90后”、“來自二三線城市的女孩”，而這些數據對應另一頭指向“湖南衛視的快樂大本營”，也就是說假如選擇小時代類影片宣傳營銷，那么快樂大本營可能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這就是里面的關聯關系。
楊玥稱：“目前數托邦還是利用公開數據進行數據挖掘，后期加工，然后以報告的形式賣給影視公司，而未來則可能會以軟件的形式出現。”
不過彭侃擔心，一旦數據來源僅僅依靠微博、百度、FACEBOOK等第三方平臺，風險將不可避免，因為這些平臺數據開放性和持續性是一個問題。
大數據“神滅論”
Netflix把《紙牌屋》的炙手可熱歸結為大數據成功，而很多專業人士認為，這不過是頭頂科技光環下一場造神運動。“《紙牌屋》還是靠SONY的制作功底，所謂大數據分析那都是后來包裝出來的。”優酷土豆CEO古永鏘表示。
華策影視常務副總裁金騫表示，《紙牌屋》其實是一個結合的產物，不是靠Netflix一家公司完成的，它的制作依然是依靠好萊塢的老牌制作團隊，所以大數據精髓是預示著一種合作。
搜狐視頻將《紙牌屋》引入中國，張朝陽仍認為，根據大數據拍出一個成功的《紙牌屋》，但是另外一個網站可能根據大數據拍出一個不成功作品。
如Netflix推出網絡劇《莉莉海默》、以及此后和大牌制作人導演簽約高調推出的4部新劇，避而不談大數據模式。Netflix推出另一部自制劇《鐵杉樹叢》被譽為是“2013年年度最爛美劇”。
在一片唱多和唱衰大數據的嘈雜聲音中，金騫認為，大數據目前與國內電影發行環節的結合是可圈可點的。
在電視劇領域，大數據可以在成本控制方面起到輔助作用。2013年華策影視收購國內最早建設影業數據庫的克頓傳媒，金騫稱，就是根據克頓傳媒的大數據運用，制片人可以知道什么演員組合能夠性價比更高；什么類型的劇發行到什么平臺、在什么時間段播出更容易獲得高收視率。
“目前大數據更多是輔助性工具，你無法單純用大數據工具來決定劇本的走向，更多是提供參考信息。”彭侃說。
不過，金騫說，過去影視公司內容傳送方向是傳統電視臺，未來變革是，更傾向于往新媒體進行輸送，未來華策可能會有30%新劇專放給新媒體平臺。
這一改變意味著影視業的上游供應端在傳統電視臺、視頻網站、智能電視等平臺上將引發新一輪的利益分配。 “Netflix精品劇的動力就是為了固定收費的用戶群，所以趨勢就是和新媒體公司的結合。3年后再看，影視公司的版權收入比例一定會有所下降，同時和新媒體緊密結合，一定將帶來與大數據結合的全面推進。”金騫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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