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去產能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市場自發的去，產能過剩了，價格下降，庫存成本增加，利潤就會下降甚至轉為負。當邊際利潤為負的時候，市場傳遞的信息就是要讓企業縮減產能，這是自發的縮減。因為對于私人企業家來說，不縮減就要虧損。這是市場內生的自發秩序。
另一種是政府主導的去，也就是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采用的是計劃和行政的手段，就是強行限產。這種方式對嗎?也自有其道理。因為市場有時候是盲目的，微觀個體的理性行為合成后就變成了宏觀上的波動，這就是所謂的經濟周期問題。資本支出周期和庫存周期，這些周期自身波動還好，就怕會引發債務和杠桿斷裂問題。因為產能的鏡像就是債務，尤其是一些重資產行業，具有高經營杠桿和高財務杠桿的雙杠桿特征(參見我的報告《雙杠桿結構與加速器原理》)，因此波動是非常大的。如果由市場自發來調節，造成的波動可能也不小。這是供給側結構性去杠桿的基本理論依據。
去產能也好，去杠桿也好，實際上是資源的重配問題。經濟資源配置的核心問題是信息問題。相對于計劃經濟的集中式決策，市場的有效性在于，通過最大化的發揮每個參與主體在生產和傳遞信息方面的作用，來實現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其中最核心的信息就是價格，價格集中了市場上千萬種變量所傳遞的信息，并在不斷的試錯中完成所謂的“均衡”，或是所有參與人的共識。這是市場的有效性：市場會選擇那些效率最高的企業。在產能周期中，會選擇那些具有前瞻性，存貨、成本和現金流管理卓越的企業活下去。也就是優勝劣汰掉累積無效產能的企業。
但是這個過程可能會非常慘烈，甚至會引發大型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穩定壓倒一切，穩定是政府當前階段提供給社會最主要的公共產品。在這種約束下，追求確定性或者風險厭惡程度高的政府肯定不會讓市場自發去完成產能的自我出清。而且按照效率原則，很多行政成本高、體制不靈活的國有企業肯定會先被去化。國有資產在市場競爭中“流失”，這個也是政府不愿看到的。因此，通過頂層設計以有形之手去主動的去杠桿，是當前我國政治結構下的最優選擇，即使會付出“一刀切”的計劃經濟弊病，以及逆向淘汰良幣驅逐劣幣的宏觀代價。這說明一個道理：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合法性約束下，確定性的低效率比不確定性下的高效率，更符合政府的政策偏好。人們寧愿看到確定性的僵尸企業，也不愿承擔不確定性的市場化出清所帶來的不可知的后果。這也是短期均衡和長期均衡的問題。
Q2: 隨著大數據、深度學習等技術的飛速發展，人工智能已經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展示出其遠超人類的一面，比如alpha go,就依靠著強大的自我學習能力碾壓了所有人類圍棋棋手，而圍棋這項運動原本通常被認為是機器不可能戰勝人類的，因為其變化太多，很多時候需要依靠棋手的直覺，雖然這種直覺的產生也是以棋手的大量訓練為基礎的，但更多的有一種靈感的成分在，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但卻在人工智能面前被無情打臉，這種人類特有的靈感終究沒有敵過數據和算法。可以這樣說，人工智能在收集數據、處理數據、分析數據等方面的能力是超越人類很多數量級的，同樣的，在投資領域，一個投資決策的過程其實就是投資者收集、處理、分析數據的過程，機器完全有能力比人做的更好，事實上現在有些量化的基金業績很好回撤還十分低，這是否意味著人在這個領域已經喪失了優勢，在更大的維度上講，未來很多機械的、程序性的崗位都有可能被機器替代，您如何看科技的創造性毀滅這一問題?
趙建：這個問題，淺層次的來說是技術性層面科技對人的替代問題，深層次來說就是所謂的工具對主人、手段對目的的異化問題，是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存在主義的哲學拷問之一。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就一直經歷這一個替代過程，從蒸汽機、電力、通信、計算機，直到現在的互聯網信息革命、人工智能革命等。我們發現，每一次工業革命都會經歷一次所謂的科技的“創造性毀滅”問題。然而歷史事實證明，人類不僅沒有被工具替代，反而人口增長越來越多，人恰恰依靠工具對人的替代，從生產力中解放出來去追求更高階的文明。
比如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時候，人們擔心蒸汽機的出現會造成大批傳統運輸工人的失業，計算機出現以后人們也會擔心，互聯網電商興起之后人們也在擔心。以至于比爾蓋茨說，銀行將會成為恐龍完全滅絕。然而事實都不是這樣。新的科技出現，新的產業也隨之出現。只是，這些對人的知識水平和學習能力要求越來越高。如果科技的創造性毀滅真的發生，那就是表現在人力資本的培育和形成越來越昂貴，造成的結果就是發達國家的生育率不斷降低，人口增長率甚至為負。
人工智能，與前幾次工業革命會不會不一樣?我認為，相較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對人體力的替代，對人腦力替代的智能化革命影響可能會更深遠!這很可能會加劇人類群體的兩極分化，一方面是貧富差距，資本的有機構成畸高，無人工廠會不斷涌現，資本家會掌控一切而工人失業率會不斷上升;另一方面，在人力資本方面，超級精英和普通大眾的分化也會越來越大，擁有智力資本專用性的知識精英是另一種資本家，他們是人工智能、創意創新社會的領導者。他們掌控了一切，而普通民眾，可能就會陷入無工作可做或者只能做低級工作的窘境。人的價值被工具扼殺，精神就會集體性沉淪。這不是危言聳聽，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出現了這些問題。美國吸毒人口和低收入人群死亡率這些年快速攀升，很可能跟這些都有關系。
最近“基因編碼”的問題引發了全世界熱議，科學家集體譴責。這不僅是工具對人的異化，而是人對人自身的“創造者”的異化，是科學倫理和哲學的終極之問。技術的底線在哪?對于未知，我們是否該保持敬畏?否則可能會萬劫不復。沒有底線的創造性毀滅，很可能會將人來一步步推向滅絕的深淵。比如基因污染問題，很可能會帶來滅絕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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