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化有可能提高經濟的生產力,而本質上也就是改善大家生活。”他說道。“不過,前提是要對他們有序管理。”
斯蒂格利茨談到人工智能在未來對的工作影響。這是一個預測多多的話題,但常常相互矛盾,令人不安。在八月,英國央行首席經濟學家安迪•霍爾丹警告稱,隨著人工智能和其他技術自動完成工作,英國“大量”勞動力面臨失業。對于人工智能可能創造的新職位,他談及不多。普華永道今年7月的一份報告顯示,人工智能新創的就業崗位可能與它淘汰掉的數量相當,新增的可能更多。就像工業革命一樣,難處不在工作機會少,是來源于工作轉換過程困難。
斯蒂格利茨將人工智能分為兩種,一種是替代工人工作的,另一種則是輔助工作的。人工智能提高了醫生的工作效率。例如,在劍橋的阿登布魯克醫院,癌癥顧問較之前節省了對前列腺癌患者放療的準備時間,這得益于名為“內眼”的人工智能系統,能對患者的掃描過程中自動標記腺體。醫生治病速度更快了,病人診治更為及時,放射治療精度也提高了。
微軟的內眼項目利用人工智能,提高了前列腺癌的治療效果。
對一些專家來說,這項技術更多地是一種威脅。目前訓練過的人工智能比放射科醫生更擅長發現乳腺癌等癌癥。這是否意味著放射科醫師會大量失業?斯蒂格利茨認為,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核磁共振掃描只是放射科醫生工作的一部分,不能把這項工作從其他任務分開來。”
然而,有的工作可能會完全取代的。主要涉及的是低技能崗位:卡車司機、收銀員、呼叫中心工作人員等等。不過,斯蒂格利茨認為,對于所謂的完全失業,有理由保持警惕。在教育、醫療服務和老年人護理領域,對非技術工人的需求很大。斯蒂格利茨說:“如果我們關心孩子,心系老人,呵護病人,我們可以在這些方面還有很大投入空間。”他表示,如果人工智能接手某些非技術工作,可以雇傭更多人從事醫療、教育和護理工作,給他們很不錯的工資。
2001年,斯蒂格利茨靠分析市場不完全信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一年后,他出版了《全球化及其不滿》一書,揭露了他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姊妹組織——甚至是對美國財政部希望的幻滅。他認為,貿易談判是由跨國公司推動的,但以犧牲工人和普通公民為代價。“我想強調的是,現在是時候關注圍繞人工智能的公共政策問題了,因為這是繼全球化和創新問題以后的又一難題。之前,公共政策制定者有何動作,我們跟不上節奏,但我們不能再重蹈覆轍了。”
斯蒂格利茨發現,人工智能除了對工作產生影響,還起到更多的負面作用。科技企業利用人工智能對我們上網、購物、與朋友發信息所提交的數據中提取信息。這些信息表面上用于提供更個性化的服務,另一方面就是利用數據來對付我們。
“這些新科技巨頭揭露了深層次問題,涉及個人隱私以及盤剝普通人的能力。這些問題在之前的權力壟斷時期從未出現過。”斯蒂格利茨說道,“在此之前,你可以哄抬價格?,F在你可以利用個人的信息針對特定的群體。
斯蒂格利茨最擔心的是數據集的整合潛力。例如,零售商現在可以在消費者在商店逛的時候利用他們手中的智能手機追蹤,收集吸引消費者目光的商品數據,以及消費者視而不見的商品數據。
他說道:“在你使用谷歌、臉書、推特等社交網站時,它們收集了你的大量數據。如果這些數據與其他數據相結合,那么企業就擁有大量關于你的個人信息——你自己都沒有這么全的信息”。
“例如,他們了解人們這么搜索的人愿意多掏錢。他們知道瀏覽過的所有店鋪。由于你在常去某家店鋪下單,花了更多的錢,說明生活越來越不開心。在人們看清了被耍了之前,它會誘導人們的行為。很明顯的是,它給我們所做的每件事中都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焦慮,而且進一步加劇了信息不平等。
斯蒂格利茨拋出了一個問題:他懷疑科技企業內部已然涉及此問題。“哪一種方式賺錢更容易:是想方設法利用別人,還是制造更好的產品?”新的人工智能誕生,答案似乎是想方設法利用別人。”
俄羅斯利用Facebook、推特和谷歌干預2016年美國大選的殘酷事實讓人們意識到,用特定的信息針對特定的的人有多有效。斯蒂格利茨擔心,企業或者即將用此招數盤剝消費者,尤其是那些容易遭利用的客戶,如沖動型消費者。“醫生治病救人,但某些醫生就不同了,他們只圖盡可能地利用你。”他說道,“最惡劣的走勢是私營部門消費人們謀利的趨勢越發猖獗了。”
斯蒂格利茨認為,到目前為止,無論是政府還是科技企業都沒有采取足夠措施來阻止信息遭濫用問題。“我們現有措施只是杯水車薪。”他說,“這種不良行為無法抵制,我們有足夠證據表明某些人樂此不疲,他們可謂是恬不知恥。”
斯蒂格利茨認為,尤其是在美國,讓科技企業制定出可行的行為準則,并予以遵守已是大勢所趨。其中一個原因是,技術異常復雜,令人望而生畏。“這讓很多人無計可施,他們的回應就是:‘我們搞不定,政府做不到,只好拋給科技巨頭。’”
不過,斯蒂格利茨認為這種看法正在改變。他相認有越來越多人了解企業利用數據來鎖定目標客戶的方法。“以前,很多年輕人認為我沒什么好隱瞞的:如果你沒做虧心事,你怕什么?還有的人心想:‘這能有什么害處呢?’現在,他們意識到害處還不小呢。我認為,有這種顧慮后,很多美國人不會再讓科技公司得逞了。
那么,我們如何回到正軌呢?斯蒂格利茨提出的辦法很寬泛,看起來很難迅速實施。他表示,監管結構的決定必須對外公開,包括科技企業可以存儲哪些數據;可以使用哪些數據;是否可以合并不同的數據集;使用這些數據的目的;處理數據的透明程度。“這些都是亟需解答的問題,”他說道。“不能交給科技巨頭來處理。必須意識到科技企業所代表的危險,要公開處理才行。”
他還表示稱,需要出臺新的政策來遏制壟斷權力,重新分配人工智能公司獨占的巨額財富。本月,亞馬遜成為繼蘋果之后市值達到1萬億美元的第二家企業。這兩家公司現有市值超過了前10大石油公司的總和。“大量財富集中在相對少數人手中時,社會就會變得越發不平等,這對民主不利。”斯蒂格利茨說。
光收稅是不夠的。在斯蒂格利茨看來,還要涉及到增強勞資談判權力、保護知識產權、重新定義和實行反壟斷法、公司監管法、改善金融體系運作方式。他說道:“這不是單純的再分配,是更為廣泛的整體議程。”
他并不支持全民基本收入,因為這讓每個人都享有無條件補助來獲取生活費。支持者認為,科技企業不斷斂財,全民基本收入可以實現收益再分配,確保人人受益。但是,在斯蒂格利茨看來,它是在避重就輕。他認為這并不是大多數人想要的結果。
“如果整體經濟和政策框架不變動,我們將要面臨更多不公平,工資等各項收入不平等,財富分配不平衡,這樣可能還會導致下崗失業增加,社會分化加劇。”他說道。“通過改變規則,我們最終可以實現社會富裕,成員共享勞動果實,每周工作時長或許更短。我們已由每周工作60小時變成了45小時,還有望縮短為30乃至25小時。”
他警示大家,這些不會一蹴而就。首先,要圍繞人工智能和工作問題展開激烈的公開討論,鼓勵大家出謀劃策。“硅谷可能會定向招聘部分員工(人工智能領域員工),但不需要那么多人解決此問題,比如那些對現狀不滿的硅谷內部員工。”他說道,“大家已經開始不斷想新招了??倳心苋水愂肯氤鰬獙Σ呗缘摹?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