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7年3月“人工智能”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以來,我國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發展人工智能的政策,如《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促進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人工智能標準化白皮書(2018版)》。十九大報告也明確提出,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李國杰認為,在人工智能領域,我國在研發人才、技術積累、資金投入和企業自身能力等方面基礎實力雄厚,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應用上有著廣闊的市場,“我們完全有可能擺脫長期以來技術跟蹤、受制于人的局面,走出一條自主創新之路”。
對于人工智能未來的發展,李國杰提出,首先要深入研究為什么人工智能會成為新時代的新動能。在他看來,經濟衰退期正好是技術發明的繁榮期。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后,世界經濟開始衰退,本質原因是晶體管、計算機、集成電路、光纖通信等基礎技術發明的紅利已快耗盡,摩爾定律接近尾聲,通信速度接近香農極限。這時候人工智能、大數據異軍突起,成為信息時代的新動能。
李國杰認為,未來10到15年,對經濟貢獻最大的可能不是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研究中新發明的技術,而是信息技術(包括大數據和人工智能)融入各個產業的新產品、提供個性化產品和服務的新業態、產業鏈跨界融合的新模式,這些創新主要是已知技術的新組合。
“發展智能產業不能只做一些錦上添花的事情,要重視大眾的健康、出行、安全等剛性需求,要考慮多做不可或缺的‘抗生素’,而不是只做‘維生素’。”李國杰說。
有人將傳統行業比作“蛋糕”,而智能技術是蛋糕上的“奶酪”。“這句話提醒我們,不要只顧著奶酪,而忘記下面的蛋糕。”李國杰說,作為新動能,人工智能的效益主要體現在決策合理、流程優化和效率提高方面。“智能”的威力在于覆蓋面廣、滲透性強,能促進各行各業向高端發展。
“工業社會不顧資源環境,一味追求高性能的技術道路已經走到了盡頭。衡量人工智能的效果不能完全沿用工業時代的經濟產出指標,不能只看產品性能和總量,還要用衡量舒適、安全、幸福程度的新指標來刻畫。”李國杰特別強調,我們目前所處的經濟社會是信息社會一個新階段,不要輕率地認為已經進入了智能時代和智慧社會,“與其強調智能化與數字化、網絡化的區別,倒不如多強調三者之間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