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宣布要對華為、中興等中國電信設備制造企業展開調查的事鬧得沸沸揚揚。通信行業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先導性、戰略性、基礎性行業，畢竟誰都不愿意自己的通信命脈任由他人掌控，我國當初在引入程控交換機時，也曾有過引入國外通信設備是否會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爭辯。照理來說使用外國設備稍微緊張一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美國的實際做法已經遠遠超出了緊張和擔心的范疇。3Com、3Leaf、Sprint，無論是并購還是設備合同，無論是上億美元的大單，還是幾百萬美元的小收購，最終總是以美國政府出面阻擾而擱淺。在一次一次不厭其煩的“興師問罪”中，美國政府總是拉出那面屢試不爽的大旗——國家安全。眾所周知，“911”之后，美國政府迅速通過了《愛國法案》，規定了政府如果是出于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可以基本不受約束的獲取信息，也就是說政府可以獲取到谷歌、雅虎、微軟等任何一家美國公司的數據，不僅是美國本土的數據，還包括其他國家的數據和信息。按照白宮精英們的邏輯，如果中國企業和設備大量滲透到了美國電信行業，中國政府也很可能會采取類似的做法，并且中國的法律制度與美國差異較大，尤其是制度的不透明使美國更難以了解中國政府到底通過多少渠道獲取信息、獲取了多少有價值的信息，所以美國政府索性大門一關，將中國的制造企業拒在門外。
接下來便是美國媒體的刻意歪曲了，華為領導人的從軍經歷及其對毛氏思想教育的篤行，企業的不透明的企業治理結構，知識產權糾紛，甚至對英國導彈防御系統的威脅都統統被搬了上來，并以冷戰思維的方式被放大和妖魔化。《經濟學人》雜志是這樣評論的：“問一問華盛頓的任意一名政客，關于華為以及華為未來加入西方游戲競爭的機會，他都會將其描述為一個陰險的組織：一家可能由中國軍方運營的企業，不尊重競爭對手的知識產權，產品享受中國發展銀行的低息貸款補貼，而最糟糕的是，任正非曾服役于人民解放軍。”采取這樣的宣傳策略顯然是充分研究了美國民眾的心理，自由、公平和開放是美國式價值觀的基石，美國民眾普遍認為，透明的公司治理結構是一個負責任的好企業的所必備的前提，在習慣了美國式上市公司的公開透明的操作原則以后，民眾自然缺乏對華為的非透明制度的認同感和信任感，因此美國政府對中國企業的調查基本沒有遭到太大的政治阻力。
不過，稍加留意我們就不難看到“國家安全”背后的貿易保護實質。貿易保護一般會披著專利戰和商業秘密戰的外衣，“專利屠宰”一詞就是指發達國家的企業利用技術優勢，通過專利競爭擠壓新興國家的企業的發展空間，進而達到保護本國企業利益的目的。但是“不幸”的是，華為在與摩托羅拉和諾西的訴訟案中贏了，并且華為現在的專利數量已經近18000項，經過多年積累的華為已經具備了與行業老大愛立信打專利戰、進行技術競爭的資本，看到了在專利上做文章難以占到便宜，美國政府于是又本著“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態度搞出來華為的商業間諜案。從專利訴訟、到商業間諜案、再到最近以國家安全的名義進行調查，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在設置障礙方面的一系列默契配合確實給華為的全球化發展蒙上了一層陰影。
從更深層次來看，美國對華為的防范與西方世界對中國崛起的防范所折射出的動機是一致的，即恐懼與焦慮。這種恐懼的程度顯然已經遠遠超過了對中國政府通過華為來竊取美國重要情報的擔心，美國政府懼怕的是華為的強大，更確切說，懼怕的是中國會出現類似于蘋果和谷歌這樣的有巨大影響力的跨國公司。眾所周知，美國之所以在二戰之后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國跨國公司的快速成長。麥肯錫一份名為《美國的增長與競爭力：美國跨國公司的作用》的研究報告顯示，2007年，美國跨國公司占美國私營經濟GDP增長(或增值)的23%，自1990年以來，美國跨國公司對實際GDP增長的貢獻率一直保持在31%，對美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率持續保持在41%，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數字，因為自2000年以來，在美國的實際GDP增長中，有近3/4與生產率的提高有關，也就是說，美國絕大多數的勞動生產率提高是源于跨國公司的。隨著全球一體化的到來，這些富可敵國的跨國公司在經濟殖民、文化傳播、價值觀滲透等方面的作用越來越突出，日益成為美國全球戰略部署的重要載體，是國際政治格局中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重要力量，也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體現。特別是進入到信息社會以后，由于信息更易于復制和傳播，海外企業作為政府的眼睛和耳朵的職能更加強大，成為了政府信息收集的工具，美國可以通過蘋果、谷歌、微軟等IT巨頭的硬件或軟件服務，使其情報收集的觸角延伸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事實上具有了無限獲取信息的能力。
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企業的崛起將直接對美國的這一格局形成巨大威脅。華為在2010年已經躋身于世界第二大通信設備制造商，年銷售額280億美元，從收入上來看，華為與行業老大愛立信的300億美元的銷售收入只有一步之遙。盡管愛立信在技術上仍具有一定的優勢，但是如果在開放、公平的市場環境下，華為成為通信制造業的老大僅僅是時間問題。因為即使愛立信可以通過全球化資源配置的方式將硬件制造的成本降低到與華為大致相同的水平，但在人力方面的成本卻難以與華為較量，根據報道，華為的研發年人均成本僅為2.5萬美元，而愛立信約為13-14萬美元。在與愛立信的技術差距不大的條件下，華為的成本優勢自然能保證其贏得競爭。接下來的推論就不難了，由于具有成本優勢，華為的市場份額和企業規模越來越大，而愛立信的生產空間逐漸被壓縮，并且由于其人力成本難以下降，逐漸會走向破產的邊緣，最終不得不以相對較低的價格出售其核心技術和專利，這正是美國汽車行業的一個翻版。
應該看到，中國企業與西方企業的競爭，已經遠遠超出了商業競爭的范疇，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強與弱，也已經超出了企業能力的范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企業競爭力還應該加入母國在政治、經濟、外交和軍事等方面的各種影響力，是一種超越了企業能力、匯聚各種國家影響力于一體的集成競爭力，美國的專利戰、商業秘密戰和“國家安全”正是這種集成競爭力的最直接的體現。華為的目標是要成為下一個IT行業的巨人，這意味著，在未來某一天，華為將與思科、IBM、谷歌、微軟比肩而立，成為IT行業中一家有著重要影響力的受人尊敬的跨國企業，但是這條路還很漫長，不僅需要華為自己的努力，更需要我國政府的密切支持和多方面的積極配合。供應商融資和對外援助的結合是我國政府與華為公司開展的很好的探索和嘗試，為政府政策制定和企業策略找到了一個最佳的結合點，從而推動了華為公司海外業務的迅速擴張。希望未來可以出現更多的類似的制度安排，使中國企業在國際化發展的道路上更快的成長，為中國國家競爭力的打造構建更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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