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Facebook在新浪微博開通的賬號”已經露出越來越多的紕漏，這個賬號雖然未經認證，但是新浪多名高管的轉發力薦，已經讓不少用戶對其深信不疑，但是科技博客PingWest聲稱自己與Facebook負責中國相關事務的團隊取得了聯系，后者明確表態這個打著Facebook旗幟的微博賬號與Facebook沒有任何關系。
同時，也有網民通過“以圖識圖”的功能，發現該微博賬號發布的一張照片——圖中，Facebook的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手持一張寫有“月圓人團圓，中秋節快樂”字樣的白紙，面對鏡頭微笑——其實經過了后期修改，原圖并無任何中國信息。
事情發展至此，如同撲朔迷離的羅生門，更是不乏陰謀論者對新浪微博突施冷箭：新浪微博是在以它擅長的謠言來倒逼真正的Facebook前來開通官方微博辟謠，這是一盤很大的棋。
由于基本上已經覆蓋到了全球80%以上的國家，Facebook的用戶增量不可避免的開始放緩，而在由Facebook用戶點亮的那張世界地圖中，最大的黑洞就在亞州東部，也就是說，有超過6億潛在用戶（來自CNNIC的最新數據）尚未接入Facebook，這也是Facebook要想保持股價上揚曲線就必須攻克的新興市場，其意義不亞于摩西和他試圖尋找的應許之地。
但是，Facebook的入華動作一直很慢，其中包含Facebook自身的躊躇和猶豫，亦有難以逾越的現實中的山脈。
我只說我知道的。
1、Facebook入華始于2010年年末
2010年圣誕節前夕，剛剛榮膺《時代周刊》年度人物的馬克·扎克伯格造訪中國，當時他還沒有和他的華裔女友普莉希拉·陳結婚，雖然馬克·扎克伯格對媒體稱這是一次度假之旅——網友們也紛紛調侃Facebook的掌門這是上門拜見岳父大人來了——但是隨后由Facebook公關部門安排的緊湊行程，則暴露了這場長途旅行的真正目的：李彥宏、王建宙（時任中國移動董事長）、曹國偉、馬云，他們分別單獨與馬克·扎克伯格密談，并在之后的媒體詢問時三緘其口。
那次，除了找王建宙是為了了解中國移動互聯網的目的之外，其余三個大佬及其身后的公司，都是Facebook尋求合資的意向對象。
2、為什么是百度、阿里和新浪
Google退出中國一事，對馬克·扎克伯格的觸動極大，尤其是他與謝爾蓋·布林私交甚密——扎克伯格后來還將布林棄之不用的一處宅邸買了下來當作婚房——而謝爾蓋·布林出生于蘇聯的猶太家庭，自小遭受政治審查的迫害終致舉家遷往美國方才得救，布林始終是反對互聯網審查的前沿人物，他勸誡扎克伯格“警惕中國市場”。
2010年，馬克·扎克伯格邀請了Google曾經的大中華區總裁李開復來到硅谷總部做演講，并收到了李開復對于Facebook入華的建議。
在當時，李開復被認為是一個擁有西方智慧、同時又懂得中國特色的職業經理人，即使是Google在與中國政府的博弈當中一敗涂地之后，Google總部也并未認為這是李開復及其團隊的失誤和責任。在與馬克·扎克伯格的會談上，李開復提出了許多關于如何在中國市場“軟著陸”的技巧，比如一定要采取合資的形式入華，不要立足于海外的視角和思維來慢慢學習中國的互聯網政策，而且用戶需求高于法律——沒錯，李開復認為美國科技公司過度重視基于本國法律的價值觀，而不愿屈從于中國的特殊性去尋找用戶的實際需求——基本上，馬克·扎克伯格的妥協程度很高，他愿意為了獲得中國的巨量用戶而承擔委屈。
最后，馬克·扎克伯格需要尋找與Facebook體量對等的中國互聯網公司作為合資伙伴，符合條件的自然只有”BAT“，但是由于騰訊的社交業務與Facebook太過接近缺少互補空間，所以被排除在外。而新浪能夠補進來，只是因為彼時新浪微博風頭正勁，李開復亦是新浪微博的核心鼓吹者之一，所以扎克伯格也去新浪坐了一會，最后發現新浪微博只不過是一個Twitter式的產品，頗為失望。（在美國，Facebook是十分看不上Twitter的）
3、2011年是Facebook的實際入華年，但終究功虧一簣
李開復在對馬克·扎克伯格的建議里提到過，Facebook入華的有效窗口只有一年，錯過之后就希望渺茫。事實證明李開復的行業直覺非常敏銳，就在一年之后，騰訊的微信開始生猛崛起，橫掃一切。
由于保密協議的關系，迄今仍然無人能夠證實2011年與Facebook合作并試圖幫助它落地中國的公司是哪一家，但是百度的可能性最大。2010年，百度推出社交產品百度說吧，并明確定位“不是微博，不是Twitter”，實施嚴格的實名制度來拓展用戶，操盤這個產品的，也是百度新成立的社會化網絡事業部，種種跡象表明，百度是想以百度說吧為社交平臺，橫向撼動騰訊的市場地位。
同時，百度說吧作為百度歷史上壽命最短的一款產品——2010年9月上線，2011年8月關閉，運營時間不到一年——這個周期，與Facebook嘗試入華最終反悔的完整過程恰好重疊。
也就是說，百度說吧這款產品很有可能是百度為Facebook準備的嫁妝，也是百度表示出的誠意。
4、Facebook“食言”的原因
只保留技術，讓出運營權、銷售權和一半的品牌（就像“一汽·奧迪”這樣），馬克·扎克伯格幾乎已經同意了如此苛刻的條件，但是在他最看重的一項原則上，雙方都沒有妥協的打算，而這種方向相異的堅持，導致了Facebook的中國之旅“去而又返”。
馬克·扎克伯格對于Facebook的愿景，在于“連接全球的每一個人，直至整個世界”，所以它不接受在中國“另建新站”的落地模式（域名使用2005年就注冊了的Facebook.cn）。然而，中國的監管政策，亦不能允許這么一家全球性的內容社區讓那些有可能“危害”中國用戶的信息自由流通。
在爭吵的最激烈階段，Facebook甚至收到過一份極盡討巧的方案：在表面上，讓Facebook看起來無縫接入中國，但是在運營時，則單獨針對中國用戶建立數據庫，并儲存在中國本土的服務器上，接受中國的審查法律監管，另外，由中國方面制定中國用戶的訪問權限，禁止中國用戶接受來自海外的分享、私信以及某些觸犯特定關鍵詞的信息。
最終，Faceook也拒絕了這份虛與委蛇的方案，在緊鑼密鼓的籌劃了近半年后，馬克·扎克伯格決定將日本、韓國以及南亞為重點開拓市場，放棄“艱難的”中國。
5、入華與否，扎克伯格說了不算
十年前，剛剛創建Facebook的馬克·扎克伯格年少輕狂，他假意答應紅杉資本的投資意向，然后在約見當天誠心遲到，并穿著睡衣在紅杉資本的辦公室里展示他的PPT，PPT的主題是“你不應該投資Facebook的十大理由”。
扎克伯格后來坦言自己對那時的行為感到“非常抱歉”，當然，紅杉資本沒有投資Facebook，他們轉而投資了WhatsApp，獨占近40%的股權，最后讓Facebook不得不掏出190億美元收購了WhatsApp，成為最大的贏家。紅杉資本將這宗收購案稱之為“壯觀的里程碑”，顯然，這是在回應馬克·扎克伯格于Facebook上市敲鐘時的演講——“Facebook上市只是個里程碑”——越到后來，扎克伯格就越發尊重華爾街。
所以，縱使扎克伯格不喜歡中國的獨特規矩，Facebook背后的投資者卻無法對富饒的中國市場視而不見。2013年，Facebook的COO雪莉·桑德伯格帶隊抵達中國，與國新辦主任蔡名照有過一次公開會晤，桑德伯格主動提議，讓Facebook幫助中國企業開拓海外市場，讓生意回歸生意，毫無疑問，中國政府并不排斥這種層面的合作。
一個靠譜的猜測是，Facebook希望借助企業級的合作，來與中國發生商務關聯，從而降低其產品形態可能蘊藏的對抗性。在美劇《紙牌屋》中，有一個被創造出來的概念叫作“滴入式外交”，這個恐怕也是Facebook的投資者希望推動Facebook入華的執行策略。
而馬克·扎克伯格“連接所有用戶”的理想，也列在可以被犧牲掉的名單上。
6、海外互聯網公司入華面臨的現實
如果中國能夠趕走全球最大的互聯網公司（Google），那么這意味著它不會容忍一切形式的討價還價，不論請求來自何方。
尤其是在當下的中國，國家安全——或者說是信息主權——的地位居高不下，如果一款互聯網產品拒絕被中國的現行法律管理，或是回避中國執法部門對他提出的任何要求，那么中國就不會對其開放市場，而且與很多西方企業思維不同的是，這不是談判，而是一刀切式的合同，海外公司只有簽與不簽的權利。
比如Line和Instagram就不愿接受審查，所以自從今年7月以來，它們就在中國失去了穩定訪問的網絡環境，而Evernote和LinkedIn則低下了頭，它們使用兩套原則——中國注冊的用戶及其產生的內容，都可以被審查及刪除處理，“遵守中國相關法律法規”，而海外則不受影響，保持信息自由——隨著胡蘿卜與大棒的交替授予，越來越多的海外互聯網公司可能都會偏向于讓步的后者，畢竟，進不來，任何競爭都輪不上。
不過，最頭疼的也不是遵守中國法律有多難，而是中國對于互聯網的監管有著很大的模糊性，其解釋權掌握在政府相關部門，即使內容向的海外互聯網公司愿意接受審查，它們也很難通過技術判斷來屏蔽非法內容，而是需要組建一支專門用于信息審查的團隊來實時運營，由團隊成員基于經驗來甄別和判斷信息，這種勞動密集型的返祖設計，讓海外公司大為頭痛。
新浪微博的一名員工就在微博上得意的調侃Facebook入華事件，他說：“有一支團隊在技術上準備入華事宜，但是他們也許真的不知道應該刪什么，祝福他們能找到好的小秘書隊長。”
7、令硅谷非議的中國互聯網
硅谷一度藐視中國互聯網，認為這只是一個如同“Made in China”那樣，依靠抄襲和廉價的策略向本國用戶提供劣質服務的行業，毫無對外競爭力。
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劇和兩大互聯網國家的接觸增多，中國互聯網的某種悖論已經開始在硅谷的社交圈中發酵：非自由市場通常可以利用體制排擠來自自由市場的商業競爭，但是同時，當非自由市場的商品前往自由市場進行流通時，又享受著后者保障的權利。
比如，Facebook、Twitter在中國被禁止訪問，但是它們的模仿者人人網和新浪微博卻能夠坦然的在美國上市從容募資，這種不對稱的戰爭背景使得硅谷通常會選擇避免與中國的產品直接競爭。美國的商業社會十分推崇游戲規則，一旦規則制定且所有參與者都承諾遵守，那么競爭就來自純粹的市場選擇，誰輸誰贏都無須多言。只是，中國的互聯網在本國市場制定一個不公平的游戲規則排擠海外參與者韜光養晦羽翼漸豐，然后又在海外相對公平的游戲規則下展開對抗拉低下限，這種狡黠而機巧的做法，令硅谷多有非議。
在Google被迫退出中國時，曾有人半開玩笑的建議Google封殺Android上一切來自中國的應用，但是Google沒有這么做，它對于游戲規則的遵守，成就了包括小米和微信在內的中國移動互聯網的興盛。
美國政治學家、同時也是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的Lucian Pye曾經如此描述中國難以走入現代文明的跡象和特征：“獲取權力的人，不是那些了解現代世界的人，而經常是那些更熟悉中國傳統游戲規則的人……于是，經濟問題變成了意識形態問題，貨幣匯率則是民族大義。迫在眉睫的國內問題，變成了一個國際問題。正常的解決方案，必須要服從國家利益。匯率不再是匯率問題，金融也不僅是經濟問題，它是另一種戰爭，而在戰爭狀態下，政府可以動用一切非常規手段。”
而今，這幅穿著禮服茹毛飲血的圖景，正在互聯網行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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