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記者眼里,柳傳志真正了解的不僅是他所處的那個行業,而是對人、市場、政治等諸多問題的深刻理解,或許,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第一代成功企業家的精髓所在。
柳傳志不是神話
66歲的柳傳志面帶笑容、步履穩健地走過來向我們打招呼。他和藹地點著頭,與我們握手、交換名片,親切得讓人覺得他只是一個隨和的長者,并不是那個被外界神化了的“中國企業家教父”。
他曾對身邊的人說:外界說我是中國企業家教父,我知道自己幾斤幾兩,還沒到那個份上,你們對外說話千萬要注意。不過,在任何一個企業家聚會的場合,商界大佬們都會很自然地把柳傳志安排在最尊長的位置。
接受《商界》雜志采訪前,柳傳志才從歐洲回來。在法國,他登臺接受了“世界企業家大獎”的殊榮。去年這一大獎的獲得者,是在日本被稱為“經營之圣”的稻盛和夫。
我們揣測,在稻盛和夫與柳傳志這個境界,用時下流行的詞匯來說,獎項與贊譽或許已經是浮云。對于他們來說,人生真正的意義,是埋藏在心底的終極目標。
兩個老帥的命運何其相似!
2010年2月,78歲的稻盛和夫出山執掌破產重建的日航。此前,日航已累計虧損2萬億日元。大半年過去,目前已有消息稱,日航恢復盈利。
2009年2月,聯想集團季度巨虧9700萬美元,柳傳志復出,重歸董事長之位。僅僅9個月后,聯想集團季度稅前盈利3000萬美元。
一個銷售額上百億美元的巨型公司,在短短9個月之內完成虧盈逆轉,這在世界企業史上也稱得上是一個奇跡。
柳傳志又一次贏了,贏得那么震撼人心。
這段王者歸來的傳奇,讓我們產生了很多疑問——
臨危復出的他,真就是信心百倍嗎,他面臨怎樣的風險,又手握何種勝算?26年一路艱辛,一路坎坷,但卻又一路凱歌,究竟是什么,在推動他波瀾壯闊的人生?
帶著這些疑問,我們來到柳傳志的辦公室,與他進行了一場敞開胸懷的對話。
柳傳志是一個被外界神化了的“教父”。但近距離的觀察交流,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熱忱的企業家。
柳說他本來是要抽煙的,從軍事院校畢業到辦公司抽了18年。但因為創業階段公司資金捉襟見肘,他帶頭宣布戒煙,為公司節省開支。他笑著說:“人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抽煙抽了18年,一根好煙都沒抽過。”
我們談及喬布斯復出拯救蘋果公司。柳撓了撓頭,說:喬布斯把蘋果做得很好。但他懂不懂怎么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怎么讓企業文化沉淀下來?這些他研究得沒我透徹。
我們說到李嘉誠的多元化發展。柳大手一揮,說:我根本不必管別人怎么樣。我有什么本事,就做什么事!
柳傳志對人生有著深刻的感悟——什么叫過一輩子?大部分人想做小草,把生活過好把家里弄好。但也有人想做大樹,這個志向需要能力、會冒風險。所以大樹沒有小草劃算。但歷史卻是做大樹的人在推動著。
在中國企業史上,他確是一棵大樹。
在與我們的對話中,柳充滿激情,有時甚至在語句中不由自主地蹦出幾句市井俗語。說到他與聯想的未來夢想,他竟然激動得站起身走到寫字板前,一邊寫寫畫畫一邊仔細講解。
蒼老的,只是花白的頭發與深刻的皺紋。這位66歲的聯想老帥,仍然保持著一種“左牽黃,右擎蒼”戰斗激情,仍然懷揣一顆“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復關山五十州”的壯志雄心。
企業家的妥協
在一次聯想集團的年會上,面對臺下群情激奮的年輕員工們,柳傳志說了這樣一句話:不可為小勝而輕狂。
兩年前,面對2006財年盈利2億美元的業績,楊元慶的興奮溢于言表:“聯想已經成功完成對IBM電腦的整合。”并購后連續三年盈利上億美元,這的確是一場令人滿意的勝仗。
然而,柳一語成讖。
2009年5月,聯想集團發布財報:2008財年聯想集團銷售額下降8.9%至149億美元,全年股東應占虧損為2.26億美元——并購后遺癥終于爆發。
那么,聯想集團究竟怎么了?
一切要從柳傳志在合并之初的排兵布陣說起。
2005年初,新聯想正式成立之時,柳傳志以“非執行董事”的身份告訴公眾:“我向關心聯想的人說一聲再見。”此時,柳傳志已經正式將聯想集團董事長之位交給楊元慶,而楊元慶原來的CEO之職,則由原IBM電腦業務的高級副總裁沃德繼任。
在外界看來,少帥楊元慶與美國人沃德的搭配,正適合聯想的國際化。然而,這一看似波瀾不驚的布陣,卻隱藏了鮮為人知的驚濤駭浪。
當時在國際上,股東、供應商和客戶都不相信中國人能管理好一個美國品牌。這些不信任將直接導致股票下跌、品牌流失、市場萎縮、員工渙散,12億美元的并購將一文不值!
柳神色凝重地向我們透露了他當時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國際化的水深水淺,我們看不清楚,如果元慶在CEO的位置上打了敗仗,就很可能被國際化的董事會炒掉。”
老帥深知將才的彌足珍貴,尤其是歷經多年苦心培養、被外界視為接班人的楊元慶。“春秋戰國時,秦國打敗了楚國,楚國大將子玉自殺。秦王非常高興說,打勝仗只是小勝利,子玉自殺才是秦國的巨大勝利。”
他把董事長讓給楊元慶,既保護了楊元慶,又讓他能夠在一旁“偷師”外國CEO。現在回頭看來,先通過兩屆外國CEO了解一個真正的國際公司,“師夷之長”后的楊元慶再重掌大印,柳的深謀遠慮與政治手腕可見一斑。
第一任CEO沃德,來自聯想曾經的榜樣IBM電腦,聯想學會了如何維系外國員工、穩定外國客戶,進而保持盈利。第二任CEO阿梅里奧,來自聯想競爭對手戴爾,聯想學會了削減成本、協同增效,以及戴爾引以為傲的直銷模式。
可是,“師夷之長”的代價,是忍耐與妥協。
此時的聯想集團內部,有三種文化力量在激烈地交織、沖突。一是求實進取、講求執行到位的老聯想員工;二是經驗豐富、業務技能專業的原IBM員工;三是看重實效、為達目標不惜代價的戴爾系員工。
柳傳志對阿梅里奧的形容是“性烈如火”。他做決策時,只與一兩個人溝通,絕不容其他人的置疑。當時,在聯想集團全球最高管理架構的18人中,足有10人都是由阿梅里奧引進的空降兵。
2006年8月,聯想集團召開全球董事會。現場情況出乎所有人意料,阿梅里奧竟然提出,撤掉負責全球供應鏈的高級副總裁劉軍,由原戴爾副總裁史密斯接任。
那一刻,董事們的臉上都仿佛寫著兩個字——震驚。
誰不知道,劉軍被稱為“聯想個人電腦供應鏈模式的設計者”,算得上是柳傳志親眼看著成長起來的愛將,而史密斯則是阿梅里奧在戴爾時的老部下。
若從中國傳統文化來看,阿梅里奧的這一提議很容易被人解讀出一些政治意味。
一個當時在場的董事透露,閃過一絲驚訝后,柳的臉色沉了下來,隨即他表態說,劉軍如何戰功卓著,希望大家再考慮考慮。他的話氣中沒有強硬,只是一種留有妥協余地的商量。
柳傳志盡管內心非常不爽,但他深知兩點:其一,外國高管更容易打通全球化的供應鏈;其二,當時業績向好,阿梅里奧還無可挑剔并深得國際董事們的信任,自己也無權干涉執行層面。
最終,阿梅里奧表示對柳的尊重,同時堅持執行自己的提議,而柳傳志選擇了沉默,會議在尷尬、沉重的氣氛中結束。
不過,柳的妥協很值得玩味。劉軍并沒有徹底離職,而是帶薪停職一年,赴美參加斯坦福大學的“高級管理人員培訓”,期間費用全部由公司承擔。誰都知道這是為東山再起做準備。
“辦公司就是辦人”,對于柳傳志的這句管理名言,外界喜歡用柳與倪光南、孫宏斌的往事來解讀。但其實,除開這些枝枝蔓蔓,撐起柳傳志成功的真正主干,是保存實力、收攏人心。
有時候,企業家柳傳志,更像一個出色的政治家。
失敗底線在哪里
2009年初,聯想集團董事會現場激流暗涌。柳傳志神情嚴峻,緊閉的嘴角顯現出兩道斜線,透出一種不怒自威的氣場。這讓在座的董事們紛紛暗忖:老帥果真要動刀了?
董事們的判斷完全正確。此時此刻,已經妥協到懸崖邊上的柳傳志,決定往前邁步了。他急如火燒的內心,只有一個聲音:用楊元慶換掉阿梅里奧!
可是,請神容易送神難。一些外籍董事認為:阿梅里奧任期未滿,且尚無重大過失。業績虧損僅是因為金融危機的外部原因,與阿梅里奧無關。
會上,外籍董事們千方百計地為阿梅里奧找理由:“楊元慶有這個能力嗎?”“阿梅里奧引進的高管跟著一起走了怎么辦?”“國際輿論誤認為是中國人重新掌權怎么辦?”(當時西方對中國西藏的態度,令中國非常憤慨)
一連串的理由令柳的臉色越來越沉重,外籍董事們見狀,漸漸自覺地把“找理由”的聲音壓了下去。其實,按照西方現代企業制度,阿梅里奧所有的做法都合乎規范,但卻不合乎“強調主人翁精神”的聯想。
柳傳志正色說,這個動議僅僅是出于公司利益,而不是他與楊元慶的個人關系。“楊元慶的長處就是做CEO領兵打仗,制定戰略絕對沒有問題,目的性非常強,該妥協的時候妥協,該進攻的時候進攻。”
幾經波折,最終董事會達成一個共識:楊元慶做CEO必須有一個前提——柳傳志復出擔任董事長。柳向《商界》記者回憶說:“只有我坐在董事長的位置上,他們才更放心。要解決文化磨合、董事會和管理層的關系等問題,他們認為我站出來最合適。”
一位聯想集團的董事說:“柳總往那兒一坐,本身就是一個成功的中國傳奇。”柳宣布復出當天,聯想集團股價上漲13%。
然而,在“全球經濟還未走出陰霾,2009年全球PC產值和出貨量雙雙下降”的大背景下,人們還是對柳傳志的復出抱以擔心與懷疑——倘若一切慘淡收場,柳帥一世英名毀于一旦不說,聯想集團恐怕也再難翻身。
可是,人們永遠無法了解作為創始人,柳傳志對于聯想的情懷。1989年香港聯想大虧,柳立馬飛赴香港召開會議。他瞪著通紅的眼睛,對香港的合作伙伴說:“這是國家的財產,把你們全家的資產、全家性命都拿到公司來。我這次是腰里別著手榴彈來的,如果公司垮了,我會綁著你們一塊跳樓!”
老帥出山,說的不是“珍惜名譽、貪穩怕輸”的顧忌與猶豫,而是“敗不可怕、退才丟臉”的勇氣和膽魄。
在世界企業史上,不乏企業領袖臨危復出的例子。其中成功的有不少,比如蘋果的喬布斯、宏碁的施振榮,還有后來的稻盛和夫;毫無起色的也有很多,比如雅虎的楊致遠、星巴克的舒爾茨。
柳傳志當然知道這些例子,那么復出那一刻,他心中究竟有幾成勝算?
在記者善意的追問下,柳傳志向我們坦言,最初他的把握只有50%。
在柳傳志的管理三要素中,“建班子”首當其沖。當時,聯想集團辭掉了CEO阿梅里奧,重回“董事長柳傳志+CEO楊元慶”的二元結構,這導致一些外國高管人心惶惶。在聯想集團最高決策層——9人執委會中有4個外國高管,其中有3個都萌生去意,恰恰這正是柳最為擔心的問題。
柳傳志告訴記者,他當時的最壞打算是:這三個老外紛紛離開,其他合適的人選一時又難以到位,班子根本建不起來,業績跟著往下掉,董事會進而要求換掉CEO楊元慶,聯想集團在虧損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如何穩住這些人心浮動的外國高管?柳傳志說他當時的把握也只有50%。
他和楊元慶設計了一套“達到預期目標就能獲益”的薪酬激勵方式,還分別與這些外國高管進行深入的談心,向他們講訴自己經營聯想的歷程,希望以此贏得他們的信任,激發他們對聯想未來的積極性。
一位外籍高管回憶當時說:Boss Liu具有一種讓人追隨的感染力,讓我覺得繼續在聯想工作,不僅僅是為了錢,更是為了一個人生目標。
當柳傳志說到最終這些外國高管無一離職時,記者看到他露出了滿意的微笑,這微笑,凝聚了柳傳志的心血,他用自己的管理智慧,再一次穩住了聯想的陣腳。那時的他終于可以豪情萬丈地對外宣稱:一年之內,扭虧為盈!
五個故事赴歐洲
柳傳志為什么如此有信心?
“毛病在哪里,我全知道”,這是柳傳志告訴記者他自己的信心所在,他說,他太了解這個行業。柳傳志和楊元慶對行業規律和公司內部進行了反復的分析,“這個事應該怎么干,上了手以后,會壞在哪里,哪一步扛過了,就能過關。”
復出后有一次,柳傳志飛赴歐洲考察。在聯想德國的辦公室里,放眼望去全是高鼻梁、白皮膚的外國人,他們用頗為驚訝的眼神打量著這位傳說中的創始人。
柳問一個聯想歐洲的高管:此前為什么常常達不到預定的業績目標?
這個高管羞赧地回答:阿梅里奧給出業績目標時,問大家能不能達到,大家出于對他的尊重,而沒有基于現實考慮就答應下來,而這些目標最后很難達成。
柳更加疑惑地問:那阿梅里奧最終怎么辦?沒有一點責罰措施?
歐洲高管更加不好意思地說:我們向阿梅里奧分析了種種失敗的理由,他認為這些理由比較充分,就不了了之。
聽到這個回答,柳傳志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企業盛行這種“說到做不到,最后不了了之”的文化,業績焉能不垮得一塌糊涂?要知道在過去,憑著“說到做到”的強大執行力,老聯想人在中國本土戰勝了比自己強大好幾倍的惠普、戴爾。
實際上,擺在柳傳志面前的難題是:老聯想文化與西方職場文化的碰撞。
比如,一個美籍高級副總裁休假時,會跟同事們打招呼:除了董事長和CEO,誰的電話都不接。而中國的陳紹鵬,即使在美國開會,也會埋怨下屬:我在美國晚上也是可以開會的,你們為什么不找我?
還有一例是,西方CEO喜歡一對一的溝通問題,然后由專業崗位的人做決定,這樣的后果很可能不是大勝就是大敗。而老聯想的方式是,高管們在一起研究,把目的和問題都研究透徹,然后先民主后集中地做決定,這樣不但能夠考慮得周全,還充分調動了大家的積極性。
這種差異的根本,在于西方職場文化缺乏主人翁意識——這正是老聯想文化的核心。讓柳傳志深刻認識到這一點,是聯想的勁敵惠普。
前惠普CEO卡莉 菲奧莉納花250億美元的天價并購業務重疊的康柏,最終因為整合不成功而去職,繼任者馬克赫德前不久又因為私用一點公款而遭到解聘。這些事件的背后,其實是主人的缺失,惠普董事會只是抱著職業經理人心態,僅從自己的政績名聲考慮做決定。
那么,什么是柳傳志心中的主人翁意識?
柳傳志說:“塔山阻擊戰,我軍一個連打沒了,又一個連補上,一個團打沒了,又一個團頂上。憑的是什么?聯想最核心的高層,絕不是職業經理人,他們打死了也是聯想的人!”
然而,面對“主人翁意識”這個中國特色的詞匯,老外們完全困惑了:“我既不是老板又不是股東,為什么要有主人翁意識?”
對柳傳志來說,怎樣激勵中國員工早就是輕車熟路的事情,但如何把“主人翁意識”傳遞給跨語言、跨文化的各國員工,還是頗費心思。他希望首先向外國員工傳遞這樣一個信息——聯想做好了,員工能得到什么?
最終,柳傳志精心準備了5張照片到歐洲聯想去講故事。第一組照片是聯想在1989年辦的養豬場,在肉價高漲時保障員工基本生活。第二組照片是著名的“聯想72家房客”。第三組照片是2000年聯想上市之后,公司有2000多個員工買了車、買了房。第四組照片表現的是聯想退休員工的待遇情況。最后一組照片是聯想的高管團隊。
柳傳志對歐洲員工說:“聯想今天的這些高管都是自己培養的人,而不像有些國際企業,用的時候獎金特高,一旦不用立刻走人。而聯想是認真注意培養人的一個企業,是真正以人為本的企業。”
會后,柳傳志收到了一封來自歐洲員工的郵件:您的演講,不僅讓我很佩服,而且也打動了我。我想去中國看看,親身體會一下聯想總部。最終這名員工如愿以償,柳傳志還與他見了面。
柳傳志告訴記者,他這次從歐洲回來,發現歐洲員工與中國員工說的話都一樣了——說到做到,盡心盡力。“這不光是對能力的要求,更是一個承諾,現在每次開董事會的時候,我內心都很高興,拿到的東西,都超過了預期。”
又一個疑問
2010年9月,莫斯科紅場邊的凱賓斯基酒店,柳傳志透過餐廳的玻璃窗,向莫斯科河對岸看去,那邊是長400米、高20米的聯想廣告牌。凝視著聯想這號稱歐洲最大的戶外廣告,柳心潮澎湃。這是因為2009年財年,聯想集團在俄羅斯市場攻取了374%的驚人增長。
回想2009年初,聯想集團的全球戰局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在美國,全球排位前兩名的惠普、戴爾強勢據守,在歐洲,排名第三的宏碁狂轟濫炸。留給第四名聯想的余地已經很少。
不過,戰機終歸是有的。歐洲、美國等成熟市場相對飽和,無論是個人消費者還是企業客戶,對電腦的需求都是更新換代,而俄羅斯、南亞、非洲等新興市場潛力巨大,人們很多都是初次購買電腦。
對此,“楊柳”很快定下了一套攻守兼備的未來戰略:防守中國市場和全球企業商用市場;進攻新興市場和全球個人消費市場。
在這套戰略下,聯想軍團分成四大板塊:按區域,聯想副總陳紹鵬統轄新興市場,范杜爾領導成熟市場;按品牌,劉軍的IdeaPad針對個人消費業務,主攻新興市場,奧沙利文的ThinkPad針對企業商用業務和高端個人消費業務,堅守成熟市場。(2010年奧沙利文退休,劉軍統領IdeaPad和ThinkPad兩大品牌。)
這種部署背后的邏輯是,外國高管更熟悉西方專業的供應鏈、市場,更適合穩住成熟市場和商用業務,而執行力更強的中國高管,更適合進攻新興市場和消費業務,兩者各取所長,優勢互補。“中國本身就是發展中國家,因此在新興市場復制渠道的時候,是在復制聯想以前在中國做的事情。”柳說。
俄羅斯市場屬于陳紹鵬統轄的新興市場,在這里聯想成了名副其實的攪局者。2008年,聯想剛進入俄羅斯時,宏碁和華碩進入俄羅斯都超過15年,兩者合起來占據了65%的市場份額。兩年過后的今天,俄羅斯市場格局巨變,宏碁和華碩總共的市場份額已下跌到不到30%,而聯想從之前的2%上升到5.5%。
2009財年,聯想銷售業績增長42%,超過市場平均17%的增長率,超越所有對手成為增長最快的廠商。這其中,成熟市場增長0.2%,算得上防守穩健,而新興市場則猛攻下54%的增長率。
縱然經歷了并購之前的猶豫,和并購后過山車般的業績跌宕,但若回溯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史,柳傳志對于行業趨勢的掌控不得不讓人折服。
當年,TCL并購湯姆遜,拿到先進的CRT技術,但隨后LED迅速取代CRT成為市場主流。聯想并購筆記本電腦的標桿IBM電腦,一腳踏準了筆記本電腦取代臺式機的潮流,而國內一批諸如方正、同方這樣的企業卻在這股潮流中掉了隊。
當年,明基并購日薄西山的西門子手機,結果被捆在一起窮途末路。而并購之前的IBM電腦雖然虧損,但是因為IBM多元化分攤成本過高,而專注電腦的聯想集團則可以通過協同效應、規模效應大幅降低成本,況且IBM電腦的22%毛利率比得上戴爾的兩倍。
這才是柳傳志反攻個人消費業務、進軍新興市場能迅速取得戰果,能在9個月內扭轉乾坤的根本原因。
然而,對于振作起來的聯想,記者又一個疑問是:聯想仍是一個營銷驅動型企業,研發與創新一直是聯想的短板。在電腦產品同質化的今天,聯想憑什么與惠普、戴爾爭鋒?
在柳傳志看來,未來PC廠商的新角色分三類:一是以IBM、惠普為代表的云計算;二是以宏碁為代表的移動終端設備商;三是以蘋果為代表的內容服務商。
聯想的突破選擇了第三條路——在極具潛力的移動互聯網產業中,處于價值鏈最高端的內容服務商。2010年5月,聯想推出樂Phone,柳傳志公開放言:誓與iPhone背水一戰!半個季度后,樂Phone銷出10萬臺。另外,樂Pad也呼之欲出,以對抗蘋果風頭正健的iPad。
支撐著這一切的,是聯想研發的三角進攻體系——北京研發中心主攻IdeaPad相關的產品;日本大和實驗室主攻ThinkPad的具體細節性的工程研發;而美國羅利實驗室則專注于戰略性的技術創新。三個實驗室分別結合了地域優勢,各有側重、互為補充。
一份最新的全球市場數據顯示:從2010年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排名前三的惠普、戴爾和宏碁業績分別下滑了6.3%、1.2%和6.2%,而聯想集團的業績則增長18.6%。
當初并購IBM電腦業務時,在聯想內部網絡上,一名客戶經理問柳傳志: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全球范圍內干掉戴爾,踩死惠普,讓聯想來做老大,您也是這么想的嗎?
柳傳志回復:是,但是用詞不會這么激烈。后面還加上一個笑臉表情。
其實,柳傳志的內心,比誰都激烈。
多元化的單一信念
一個偉大的公司,有時候可能被太多的機會撐死,而不是被太少的機會餓死。
柳傳志說,所謂太多的機會撐死,這個人就這么一點兒小腸胃,你上去什么東西都吃,尤其是困難時期,肚子里很干燥,一吃就撐死了。
柳傳志的偶像是鄧小平。柳對記者說:“時勢造英雄”,他從來沒看到過,“英雄造時勢”,他倒見過幾回,比如毛澤東創造新中國;鄧小平改革開放。
柳始終懷有“做大樹”的情結,他心底的那個終極目標,需要一個比聯想電腦更強大的平臺來支撐。于是,從2001年開始,他以聯想集團為基礎,開始運作這個承載宏大夢想的平臺——聯想控股。
9年來,聯想控股旗下已經擁有聯想集團、神州數碼、融科置地、弘毅投資和聯想投資這5大板塊。可對于柳來說,這還遠遠不夠。2010年9月12日,聯想控股斥資180億元,在山東棗莊打造煤化工基地。9月15日,又投資12億元控股神州租車。
聯想控股多元化的四面出擊,讓我們想起惠普創始人戴維 帕卡德的話:一個偉大公司更可能被太多的機會撐死,而不是被太少的機會餓死。
外界的質疑也甚囂塵上:煤化工跟聯想的IT主業能扯上關系嗎?投資神州租車投著投著就變成了控股,這不是投資大忌嗎?人們一時認為,柳傳志和聯想控股遭遇了大企業的困惑。
柳傳志究竟如何在太多的機會中選擇?
聯想控股的煤化工項目,最終落腳在“精細化工”上。鮮為人知的是,精細化工的研發和制造技術,基本是控制在歐美和日本企業手里,國內對高端精細化工產品的需求,基本依靠進口。
神州租車成立于3年前,目前是國內市場的龍頭。在國內,這種現代服務業,才剛剛起步。而在國外,美國租車巨頭赫茲已有百年歷史,其租車服務非常便捷,依靠發達的IT系統,租車公司幾乎隨時隨地都可以為顧客提供服務。
——這兩個由聯想控股直接投資的企業,跟聯想投資、弘毅投資的財務投資不同,它們是聯想控股的核心資產,層級上跟先前5大板塊一樣。聯想控股的目標是通過投資構建核心資產,用5~7年時間來上市。
其實,在柳的心里,把這些產業串聯在一起的,并不是上市,而是一種共性。
26年前,國內的電腦完全依靠進口,柳用20萬元創立聯想,通過“貿工技”打造出中國人自己的全球化品牌。這種共性,其實就是一個單一的信念——產業報國。
柳傳志的實業之心
柳傳志是一個什么樣的企業家?
至今還活躍著的中國第一代企業家已經鳳毛麟角沒剩下幾個,柳傳志是其中之一。與他同時代的、曾經商界的風云人物,如牟其中、褚時健、倪潤峰、周冠五等都已經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那是一段“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走市場經濟道路”的艱難歲月,柳傳志一路走來,亦是累累傷痕。
聯想早期在深圳辦了一個工廠,要通過深圳海關發貨出境。一次,由于罰款過重,柳傳志就到北京海關總署評理,結果海關總署裁定不讓罰款。這一下可把深圳海關得罪了,此后凡是聯想的貨車都要被反復檢查,檢查完了重新排隊,整天的時間就這樣被浪費。
當年聯想推出漢卡,由于不懂制造成本的估算,海淀區物價局認為價格嚴重超標,要罰聯想100萬元,當時聯想一年的利潤還不到100萬元。柳傳志不得不到物價局去求人,結果在門口站了整整兩個小時也沒人理他。
時代造就了企業,卻又容不下企業家,就是中國第一代企業家的悲劇宿命嗎?
曾和柳同臺領獎的褚時健,就由于沒有解決好股權激勵問題,最終因貪污入獄。柳對我們說:“我們在那個階段非常的小心,不要踩到線外去,但是又要敢于突破。”
聯想的股權改革從1993年獲批,到2001年真正落實“中科院持股65%,聯想職工持股35%”,再到2009年泛海入股形成“中科院持股29%,聯想職工持股35%,泛海持股29%”的股權分配,聯想控股真正實現獨立運營,歷經整整16年的曲折,但卻終歸風平浪靜。
泛海控股董事長盧志強說,他跟柳十多年交情,對柳的為人非常敬重,合作起來根本不用擔心。同是中科院出來辦企業的漢王董事長劉迎建也告訴記者說:柳給他最大的印象是,為人正直。在樂Phone的研發過程中,劉迎建不惜花大力氣,為其專門制作手寫輸入系統。
柳傳志26年的聯想之路,一路艱辛,一路坎坷,但卻又一路凱歌。那么,他人生的終極目標究竟是什么?
從人的個性、知識和閱歷來近距離觀察柳傳志,我們發現,有一種根本特質在推動著柳傳志的人生,這就是他對人生、政治和社會等方面的終極思考,這種思考反過來不斷地使他產生一種不滿足感,進而使他不斷地對自己、對聯想提出更高的要求。
柳傳志贊同記者的判斷,他說:一直以來,他都把目標思考得很清晰。哪些東西不能觸及,就絕不去碰;哪些目標值得去實現,就堅持不懈地為之奮斗。這是他早在學生時代就培養起來的一種習慣,比如“文革”,一開始他就很清楚這場所謂的運動,所以他一直不參加任何一派的“革命”。
近年來,中國商界一個很明顯的現象是,實業之心漸冷,投資之欲正盛。2009年,投資業務為聯想控股貢獻了約60%的收入。一時間,外界又將柳傳志冠以“投資家”的新稱號。
與柳傳志面對面的我們,很想知道在他心中,實業與投資究竟各自占有怎樣的分量?他內心的終極目標又究竟是什么?
柳傳志向我們引述張瑞敏的一句話:臺風來了,豬都能被吹上天。他用此來比喻當前偏離理性的投資熱潮。他說,非理性的投資熱遲早會摔跤,商業重心終歸是實業。實際上聯想控股的戰略是,用投資賺來的錢注入、擴充實業,這包括作為核心的聯想集團、新近收購的神州租車、以及未來將涉及的農業、能源產業等。
我們問柳:在你心目中,未來的聯想是一個什么樣的企業?
他的回答擲地有聲:“我希望聯想以產業報國為己任,致力于成為一家值得信賴并受人尊重,在每個行業擁有領先企業、在世界范圍內具有影響力的國際化控股公司”。
柳傳志辦公室的墻上,掛著一塊書法橫幅,上面寫著“弘毅”二字。《論語》中,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
這說的,不只是柳傳志,更是所有實業報國的柳傳志式的企業家。
現場實錄———柳傳志說:
下海那年我40歲,研究所給了20萬元。在當時一臺電腦要7萬塊錢,這個數目的資金,做鞋這些生意還差不多,要辦計算機公司,就顯得捉襟見肘。但是上面給了我一個很寬松的政策,一是人事權,他給我們定位為一個處級公司,但是我就要求我們的人不能由所里派,由我們自己定,不能往里面塞人。第二個就是財務支配權,以前工資、待遇什么都定好了,然后按上面說的辦,這次我的要求是希望把給所里上交的交了,其他的由我們自己分配,到底哪些作為獎金,哪些留為發展。
聯想怎么了
妥協并未換來聯想集團的長遠發展,反而坐失戰機。
早在并購之前,身經百戰的柳傳志和老聯想團隊就預見到,這個行業即將發生的變化——一是臺式機向筆記本的轉換,二是商用客戶往消費類客戶的轉化。
收購IBM電腦業務后,聯想集團一腳踏進了“筆記本時代”。但與此同時,聯想集團在阿梅里奧的統領下,卻踩空了第二股潮流,錯過了2005年—2008年消費市場的黃金發展期。
在海外市場發展消費類客戶,需要巨大的投入。然而,“過于職業經理人”的思維模式,讓阿梅里奧只顧及當期利益和財報數據,把重心放在原有的商用市場,而忽視符合行業趨勢的消費市場。而他的戴爾系帶來了戴爾公司獨門絕技——直銷模式,雖然可以精準打擊到企業公司、政府機構這類商用客戶,但在個人消費市場,它卻無能為力。
當惠普和宏碁轉攻消費市場,甚至以商用為主的戴爾也開始轉向時,聯想還在阿梅里奧的統領下,在商用市場以戴爾的直銷模式對抗戴爾。甚至當上網本這種具有產業革命意義的產品出現時,聯想竟然毫無反應。
2007年全球電腦行業的戰局已經悄然改變,隱退中的柳傳志開始著急了。
對外界,柳傳志表現出一種還在厲兵秣馬的安穩姿態:“中國團隊還沒有整個展開,培養還要有一年兩年三年的具體過程。”但實際上,老帥已經開始策動兵馬。
2007年10月,停職期滿的劉軍從美國學成歸來,正式建立全球消費類業務事業部,直指阿梅里奧一直忽略的全球消費市場。在此之前,楊元慶親自把聯想針對個人消費市場的交易型業務模式帶到德國、印度等地區的市場,在德國聯想的消費類業務增長40%。
然而金融危機突如其來,各大企業削減開支,商用市場迅速萎縮,商用業務占到60%、消費業務還未成氣候的聯想集團遭遇致命一擊。面對2008財年第三季度虧損9700萬美元的財報,阿梅里奧束手無策。
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或許是一記警鐘和一個契機,讓聯想不至于“溫水煮青蛙”般地被行業潮流殘酷拋棄。
一位聯想高層回憶:當時的聯想集團,不是需要一個追求財報的職業經理人,而是迫切地需要一個真正的主人、真正的靈魂。
現場實錄———柳傳志說:
我們的目標就是堅定不移地辦一個自己的PC品牌公司。這個中間,有很多的誘惑,比如倒騰外匯、倒騰批文,賺錢的程度遠大于做別的市場。當時中關村就有做這種的公司。就這樣我們拿不到批文,他們就把我逼到了香港,帶了30萬港幣,在香港辦了一個香港的聯想,在那里搞生產,還在臺灣辦了一個12個人的小作坊,實際上就是在香港做代理掙錢,同時又開始做生產制造。
閑場實錄——柳傳志說:
我從辦公司以后,梳理自己的方法論,把突出目的性放在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做任何事之前,我會把到底為什么要干這個事剖析得很清楚,而且梳理出來作為公司的方法論。比如在后來93、94年這個房地產大潮來的時候,中關村的企業幾乎全都進到這里面,聯想進去一下,但立刻就退出來了。當時我們研究我們干嗎要做房地產,后來得出的結論是,必須堅定不移地按照原定目標前進。現在我自己也會想到,比如現在我干嗎還要繼續干這個活兒,我圖什么。
現場實錄——柳傳志說:
在聯想的最高層,我堅決不希望他們是職業經理人,因為他們就是公司的主人,他們必須得把自己當成公司的老板。就像我一樣,我現在只占百分之二點幾的股份。我在員工中分了三層,普通員工他們要有責任心,你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好,公司就給你較好的物質待遇,這是一層。第二層,當你做了中層的經理以后,除了有責任心以外,還要有上進心,你不能天天老埋怨,你想掙更多的錢,就得有一點犧牲精神。但是到了公司核心層這塊,除了這兩心,包括外國人在內,我還要加一條,就是事業心,聯想的事業就是你的事業,企業要給你長期激勵,要給你成就感,絕不能經常來不來就跳槽或者什么。所以一個公司的長期發展,要有鐵打的營盤,最高的核心層,打死了都是公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