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作者 Joseph Steinberg 是 SecureMySocial 的 CEO，針對蘋果與 FBI 之爭，他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及這件事對于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有和影響。

蘋果與 FBI 的爭端來源于去年一次槍戰。2015年12月，兩名恐怖分子在加州圣貝納迪諾市發起襲擊，造成 14 人死亡，22 人受傷，兩人在槍戰中被警方擊斃。案發中，警方在恐怖分子 Syed Farook 的汽車上發現一部 iPhone 5C 手機。執法機構想利用手機上的數據協助判定在案發期間是否有他人參與一同作案。如果這種方法確實有幫助，人們可以認為檢查手機上的數據不僅可以幫助 FBI 找到其他恐怖分子，也可以預防未來的恐怖襲擊行為，從而保護無辜的美國公民的生命安全。

2月16日，洛杉磯地方法院法官做出裁決，要求蘋果必須提供 “適當的技術協助” 來幫助調查人員解鎖兇手的 iPhone 手機。2月17日，蘋果公司 CEO 庫克在致用戶的公開信中稱，蘋果已向 FBI 提供了相關信息，但是不會按照 FBI 的要求，為蘋果軟件預留一個 “后門”。

庫克說他和蘋果的同事 “尊重 FBI 的專業性，我們相信他們的意圖是好的。” 但是科技公司會盡一切努力反對這樣做，因為在他們心中，如果屈從于這種要求，“將會危害我們的政府想要保護的自由和民主。”

去年，我寫過一篇文章《為什么我們都應該反對政府削弱計算機和智能手機的保密性》我在里面提到的原因依舊是正確的，我的觀點依舊沒有改變。

然而，圣貝納迪諾的 iPhone 案件更加復雜。

毫無疑問，FBI 想獲取兇手手機上的信息，問題是政府是否應該監視美國公民？美國公民的含有加密性的設備是否應該有 “后門”？人們是否接受這種不正當的間諜行為？執法機關在獲得法官的認可后，是否應該獲取那些已經犯罪的罪犯的數據信息？當然，我們有理由相信執法機關會這么做。

此外，圣貝納迪諾的 iPhone 事件中的法院判決中，我們相信在特定的設備中可能會有一些時效性的信息，這些信息可以幫助相關部門進行調查，找到重大犯罪案件中涉及的其他參與人，包含美國公民不再遭受其他恐怖襲擊。這種情境下與一般的間諜行為是非常不同的。

我們也應該知道存在問題的設備屬于國家政府，這種設備可以獲取數據，但是這次針對的是犯罪人本人的設備。

主要的擔憂以下問題：

FBI 需要蘋果公司創建一個新的包含后門的 Apple iOS 版本，讓 FBI 避開大量的安全性能，蘋果公司將新的操作系統安裝進 iPhone，這樣 FBI 就可以查看設備的內容了。據推測，FBI 無法自己做這件事，因為 iPhones 使用的技術只允許安裝經過蘋果公司批準的軟件，這種安全特性減少了蘋果用戶使用惡意軟件的情況，但是也削弱了執法機關的能力。

然而，蘋果公司的 CEO 意識到創建此類的操作系統就像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庫克說：“這種軟件（現在并不存在）可以解鎖任何人的 iPhone。” 顯然，他是正確的，一旦創造出這樣的軟件，就無法保證只使用一次。如果允許此類軟件的繼續存在，之后出現此類的情況都會拿來使用。

一旦出現這樣的技術，誰說在沒有法院許可的情況下政府就不會濫用？誰說其他人不會找到使用后門的方法？此外，政府在信息安全方面沒有完美的記錄，犯罪嫌疑人或者國外政府會不會在政府機構內使用此類軟件？

這可能會存在一個諷刺的效果：加入蘋果公司開了后門，犯罪嫌疑人就可以使用第三方加密 App 防止數據被讀取，無辜的美國公民將會受到監視。

誰是正確的？蘋果還是 FBI?

這個問題可以歸結為：

FBI 和法官將法庭指令看作一種需求，科技公司有能力幫助執法部門調查 9.11 之后的恐怖襲擊，并在未來阻止傷害美國公民的事情。他們聲稱該法令只會應用于這種特殊的情況下，理論上來說，蘋果公司創造的任何技術都可以只用在這種 “很容易接受的獲取數據” 的案件中。

另一方面，蘋果和提倡保護隱私權的人，包括電子前線基金會，認為這個法庭指令在很多領域都是高度危險的。

它需要公司創建一些并不存在的產品，而這個產品對該公司的用戶來說沒有價值，而且可能會傷害到他們。這種法令有前例嗎？另外，如果發明出破解蘋果公司加密技術的技術，很多聰明的人可能會認為所有的 iPhone 將不再安全。這會對蘋果公司產生嚴重的影響。

它需要蘋果公司開發一種危險的技術，任何擁有此項技術的人可以破解所有的 iPhone 加密信息。就像庫克所說：“一旦開發出這樣的技術，這種技術將會在任何人的設備上一遍又一遍地被重復使用。” 電子前線基金會副主任 Kurt Opsahl 寫道：“美國政府想讓我們相信他們不會濫用這種技術。但是我們可以想象這種技術可以被使用的多種方式。即使我們相信美國政府，一旦創建了這樣的萬能鑰匙，各國政府肯定會要求蘋果公司提供這項技術，這同樣也會危及其他國家公民的安全。”

這就為政府干預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政府可以要求公司以這種方式設計他們的 “鎖”，而政府拿著 “萬能鑰匙” 嗎？用庫克的話說，政府 “可以打開上億的鎖，從飯店到銀行，再到零售店，再到個人的家嗎？沒有人會覺得這種做法是可以接受的。” 此外，這種方式也為其他國家政府打開了一扇門。庫克說: “政府可以拓寬他們侵害隱私的范圍，要求蘋果公司開發監控軟件攔截你的信息，在你不知情的情況下，查看你的數據記錄或者財務數據，跟蹤你的位置，或者監控手機上的麥克風或者照相機。”

簡而言之，他們認為這個法令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要求開發一種可能造成很大的嚴重危險的技術。

Securonix,的首席科學家 Igor Baikalov 告訴我：“很明顯，這是一個很敏感的話題。”

他說：“圣貝納迪諾案件是一件很容易解決的事情，但是當問題涉及到一個又一個問題但是對事后沒有任何益處時，這個問題就變成了在哪里劃定界限，以及誰來劃清界限的問題。”

如果過去十幾年內政府部門沒有那么多的監視行為，或者大量的政府 IT 系統沒有被黑客攻擊，人們可能對政府的信任度會高一點。又或許不會。

此外，人們一定會想：法庭有沒有試圖找到別的方法，例如讓蘋果公司幫助 FBI 拆卸手機，然后作出一個復制品，這樣能不能破解密碼呢？雖然這也是一種入侵行為，但是這種破壞能力比創建后門小得多，而且別人又不能輕易地利用這種做法。如果手機上可能具有其他恐怖分子或其他國外恐怖組織的信息，FBI 為什么不尋求美國國外情報監視法庭的法令，這樣就可以讓法令流傳到公眾視野里了。

這這個案件中，毫無疑問這則法令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我相信關于創建一個威脅安全的操作系統的討論之前已經討論過更多的方案了。法院允許蘋果公司在 5 個工作日內提起上訴，蘋果公司肯定會這樣做。我們希望隨著蘋果公司對于此事件爭執的不斷升級，會形成并建立一個更好的機制，通過獲取必要的信息聲張正義，拯救生命，保護無辜者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