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鏡門”事件之后，斯諾登成為知名度僅次于奧巴馬的美國人，然而，在斯諾登掀開幕簾之后，信息安全領域何以缺乏普遍的反省依然故我？一個重要原因是存在技術屏障和信息控制認識差異。

揭開美國信息監控黑洞的前情報人員斯諾登，已避居俄羅斯一年了。7月31日，斯諾登再次向俄羅斯提出延長停留期的申請。

按照俄移民法規定，外國公民可申請難民、臨時庇護以及政治避難；獲臨時庇護的可申請在俄為期3年的暫時居住權并領取暫住證。法律上講，斯諾登留俄并不困難。鑒于美俄關系再度因烏克蘭東部事務趨于緊張，斯諾登獲得俄羅斯的庇佑順理成章。

但隱身的斯諾登拋出的關于信息安全的炸彈無法隱身。事實上，在斯諾登掀開幕簾一年后，從國家與國家之間到企業與用戶之間，沖擊波還在蔓延。最新的例子是，美國與德國因為信息監控問題導致外交關系驟降，德國已在醞釀歐洲版的信息安全標準。與此同時，蘋果被迫承認其設備上留有信息泄露后門。盡管蘋果強調不會與政府部門合作，但人們的憂慮沒有因此減少。

在斯諾登掀開幕簾之后，信息安全領域何以缺乏普遍的反省依然故我？一個重要原因是存在技術屏障和信息控制認識差異。因為技術落差，因此信息安全技術落后的一方無法撼動強勢者的技術優勢，國與國之間如此，個人與權力之間也是如此。因為存在信息控制和安全的認知差異，因此對于已經顯現的信息霸權，組織不起有效抗衡。

但是，這種狀態并不正常。在信息控制及安全已成為國與國競合的重要工具，成為社會形態的主要組成部分，成為全球最活躍市場的今天，信息安全不能只適用叢林法則。如果技術強權是這個領域的通行法則，那么風險因素還會進一步上升。

尋求國際信息安全的合理規則，與追求更合理的國際金融秩序同樣重要。因此，一方面，需要盡快建立起國家信息安全的邊疆。在這個層面，德國發起的歐洲版信息安全規則值得借鑒。清晰界定外部信息監督在域內的法理性，有助于國與國之間建立起相對對等的關系。另一方面，內部信息監督也需要更高層級的制度規范。這種規范的建立過程，本身就是信息安全倫理的建設過程，這是政府應有之義。此外，企業不能置身事外。

D1Net評論：

很明顯可以看出，在互聯網領域，網絡信息安全并不是一個人的事情，既關系國家利益也關系個人利益。斯諾登式的“深喉”的出現，最有價值的提醒是，政府和企業都當更有作為，無為而治的思想是非常不合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