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幸應邀去深圳參加平安集團召開的第一次科技大會，專家們圍繞智慧城市建設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會議期間，平安集團正式加入中國智慧城市聯盟，這是平安集團董事長馬明哲先生直接推動的結果。有了幾次和平安的全新接觸才了解到，平安集團已遠不是我過去心目中的具有全牌照的金融控股集團，而一個“金融+科技”的面向未來的金融科技綜合服務集團，并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智慧技術領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優勢。到目前為止，平安集團已經持續投入了500多億元用于科技研發，形成了由20000多名科研人員組成的研發隊伍，一些關鍵領域具有世界一流的研發團隊，目前每年1%的營業收入用于科技研發。恰恰是基于自身強大的智慧技術實力、大數據、人工智能場景應有、綜合金融等優勢，平安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和優勢的智慧城市解決方案，讓人耳目一新。馬明哲對智慧城市的研究和理解，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問題是，馬明哲作為一個金融家，為什么如此癡迷于智慧城市建設和發展呢？根據我和他的交流，根本原因是他本人對我國城市化發展大勢的深刻把握以及作為企業家的敏感回應和積極參與。

首先從大勢看，我國仍處在城市化快速發展期。目前我國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為57.4%，在13.7億總人口中，有7.9億人生活工作在城市地區。到2020年，我國總人口將達到14億人，城市化率將達到60%左右，屆時會有8.5億人生活工作在城市地區；到2030年，我國總人口將達到約15億人，會有10.5億人生活工作在城市地區。因此，未來還會有約3億人進入我國的城市和城鎮工作生活。這些城市常住人口主要將分布在20個左右的城市群地區，主要分布在現有的7個城區人口超過1000萬的超大城市、9個人口在500萬-1000萬的特大城市、124個人口在100萬-500萬的大城市、138個人口在50萬-100萬的中等城市、380個人口在50萬以下的小城市和20117個建制小城鎮。目前看得見且難以改變的趨勢是，城市會越來越大，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的數量還會進一步增加，城市規模也會進一步長大。不僅如此，現有300多個鎮區人口超過10萬人的特大鎮，很多還會成長為新生中小城市。

其次是城市的增多和長大，給城市治理和管理帶來了諸多挑戰。城市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給人類帶來的美好生活，但也帶來了諸多挑戰。一些特大、超大城市的管理者甚至由于懼怕城市繼續長大，不惜采取措施限制人口的流入，企圖控制城市的進一步長大，但從世界各國的經驗看，這一企圖鮮有成功的。這一方面是市場規律的結果，另一方面是技術進步的支撐。實際上，18世紀和19世紀帶給我們的蒸汽時代和電氣時代，使鐵路和電力得到普遍使用，火車、汽車、電梯等工具的應用，使城市變得更大了也更高了，這方便了市民、提高了效率，但也帶來了巨型城市和高密度城市需要解決的新問題。面對城市越來越大、密度越來越高帶來的新挑戰和新問題，特別是人們津津樂道的“城市病”，我們還有新辦法嗎。人類值得慶幸的是，技術進步給了我們新的解決問題的出路，這個出路就是智慧城市建設，因為信息技術、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智慧技術等領域的快速進步，特別是深度學習算法、計算能力和大數據之間的相互促進和相輔相成，使得人工智能越來越從專用技術演變為通用技術，可以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廣泛領域深度融合，這一技術進步為智慧城市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手段支撐。一批類似于谷歌、阿里、華為、科大訊飛的科技公司，已經在不同城市推行其智慧城市解決方案。

我猜，這或許就是馬明哲先生所看到的大勢，他一定認為，平安集團目前的廣域經營優勢、智慧技術積淀和場景應用實效，已經具備在智慧城市建設領域大顯身手的能力和優勢，特別是作為一個大集團所具備的整合所有技術資源的優勢，這是一個企業家本能的判斷和決策，我們難以對此做出評價。

如果說平安集團對智慧城市建設的興趣和參與，更多體現的是一個企業家的眼光的判斷。從政府和制度政策層面，該如何看待智并把握慧城市建設的要義、維度和意義，并對智慧城市建設加以引導和推進呢？我認為，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把握。

首先要把握以人為本的基本核心，堅持以市民為核心。智慧城市建設的根本目的是服務全體市民、方便市民，普惠、開放、包容地服務于所有市民，智慧技術在城市發展和治理中的廣泛應用，不能只滿足于方便政府管理和城市治理，還要為市民更包容地參與城市發展、參與城市治理、交流城市精神、討論城市議題、分享城市體驗提供支撐和服務。

二是要以解決問題為根本導向，解決城市發展面臨的痛點。要針對不同規模、不同類型城市在發展和治理過程中面臨的各類突出問題，影響城市美好生活的各類難點無問題，運用智慧技術整合各類公共資源和管理資源，形成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使城市運行更有效率、生存環境更加友好、市民參與更加便利、城市發展更可持續。

三是要關注城市發展的多個維度和全面可持續發展。智慧城市建設和智慧技術的應用，應該立足于促進智慧技術與城市發展多領域的深度融合，推動城市多維度全面和可持續的發展，這至少要包括：

1、智能化的經濟產業體系。城市經濟產業體系是我國經濟產業體系的主體，城市經濟產業體系升級的方向也是國家經濟產業體系的方向，這個方向就是智能化。如果說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三五”規劃綱要只看到“互聯網+”的趨勢性變化，那么十九大報告已經看到更前瞻性的演變趨勢，那就是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并正在采取措施加快數字經濟發展和網絡強國建設。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與城市經濟產業體系日益廣泛和不斷加深的融合，對提高供給體系效率、創新模式業態、降低運營成本、提高經濟體系競爭力、更好迎合消費需求多樣化、改進消費者體驗等方面產生的正面影響，具有無窮的想象空間，毫無疑問將成為城市經濟的持續增長動能。

2、智慧化的社會發展模式。人們向往城市除了城市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外，還因為城市有更好的社會事業特別是公共服務。隨著人口不斷向城市聚集，城市教育、醫療、社保、交通、住房、文化、體育、治安等社會事業和公共服務面臨的壓力也與日俱增，智慧化的城市社會和公共服務，有利于更好調度城市社會發展領域的公共資源，使得現有社會和公共服務資源和設施得到更高效率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緩解城市人口增長與公共服務資源和設施方面不足的矛盾。例如，指揮交通體系的建設，可以更有效地調動公共交通資源；智慧教育系統建設可以更好配置城市的優質教育資源，緩解優質教育資源供需不足的矛盾；智慧醫療保健體系的建設可以有利于建設智慧醫院和智慧診療、智慧健康管理和養老服務、智慧流行病預測、加快構建分級診療體系，更好發揮優質醫療資源的作用，提高基層醫療的精準診斷水平，提高智慧醫療保險監管能力等。

3、智能化的公共設施網絡。城市公共設施的分散化碎片化建設和運營，會大大降低城市公共設施的利用效率。最明顯的就是城市不同交通設施建設運營的碎片化問題，使得城市交通網絡缺乏完整性，不同交通方式的連接缺乏效率，給市民帶來很大不便。應該利用智慧技術整合城市公共設施的數據資源，統一調度管理公共設施的運營，這包括智慧能源體系、智慧交通體系、智慧管網體系、智慧環保設施、智慧停車系統等等，這不僅可以大大提高城市公共設施的利用效率，緩解供求關系緊張，還可以更好地發揮城市公共設施的網絡化效應，促進地上地下設施的均衡配置，更加科學合理地利用城市空間，以及地上地下空間的一體化規劃建設和運營。特別是無人駕駛技術的發展和基于這一技術的交通服務模式的改變，有可能對現有城市私人交通加公共交通的出行模式產生顛覆性的影響和改變，讓人充滿想象和期待。

4、智能精細化的城市治理。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城市治理變得更加復雜，這不僅僅是要維護一個安全穩定的城市秩序，關鍵是不能犧牲城市的活力和城市居民的多樣化合理需求。目前的智能技術已經幾乎可以對人的行蹤和言行進行全方位的實時監控和分析，能夠利用智慧技術探測并預測犯罪，利用人臉識別技術鎖定罪犯嫌疑人等，利用智慧技術監視執法人員的執法行為等，甚至可以做到窺探個人的隱私，但需要通過立法防止技術手段的濫用導致的對居民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和個人隱私的侵犯。智慧城市治理應該整合不同城市管理部門的數據資源，構建部門橫向之間相互連通、不同層級政府直到社區單元的智能互動管理平臺，優化政府的管理模式和執行程序，搭建連通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區、政府與居民、社區與居民之間的互動響應平臺，引入城市治理的社會與公眾參與，促進城市社會治理體系的共建、共治與共享，降低城市運營管理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5、生態環境和財務的可持續。城市規模持續擴大后的兩大可持續挑戰就是生態環境的可持續和財務運營的可持續，智慧技術可以幫助城市強化對生態建設和環境治理的智能化管理和監測，對低碳節能建筑進行智能化管理，對環境污染點實施線上實景監測和線下實地監測的一體，增強生態環境管理與執法的有效性。當前，很多城市面臨的困境是城市財務運營的不可持續，不少城市面臨的債務壓力與日俱增，從平安集團的智慧城市解決方案看，平安設計的城市智慧財務管理體系，可以全方位打理城市政府的有效資產和資金調度，并為城市建設融資提供最有效的方案，為基于可持續財務運營的城市建設合理投資規模提供建議，有效監管城市的債務風險，做到防債務危機于未然。

6、完善智慧城市發展環境和制度。智慧城市建設是一個以城市數據為核心的集成管理平臺，技術手段不是障礙，但要真正形成中心大腦加四肢的完整管理運營平臺，面臨的障礙更多是制度性的。因此，實現智慧城市發展的統籌，需要進行多領域的制度改革和建設，特別是要強化數據開放分享和隱私保護的立法，強化分散在不同部門的智慧管理系統的整合與互聯互通。只有這樣才能大大提高城市管理、服務的運營效率，是城市治理真正做到親民便民便企，實實在在地降低城市運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促進城市經濟社會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但所有這一切，需要政府不同部門主動放棄對數據和權力的壟斷，使分散的數據資源更多集合成為公共有效資源，使政府的權力運行和公共管理事務通過智慧管理平臺變得更加公開透明合規可監督。因此，從這個角度看，智慧城市建設不單是一個技術工程問題，而是一個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地地道道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值得引起各方面高度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