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在貴陽舉行的“2017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的一場論壇上，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發布了一份《智慧城市與社會治理：參與式指標制定指南》。

隨著物聯網、大數據和云計算的技術日益被應用在公共管理層面，“智慧城市”的概念在中國迅速落地；其中，中國的安全治理等方面的經驗，還成為一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城市取經的對象。不過，“智慧城市”的概念固然為城市管理者提供了更高效的工具，但這個概念的另一面─公眾參與，卻往往成為城市治理中被忽視的關鍵環節。

5月26日，在貴陽舉行的“2017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的一場論壇上，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發布了一份《智慧城市與社會治理：參與式指標制定指南》。

這份指南指出，智慧城市能利用高科技手段收集并共享信息，從而有助于實現社會發展目標及環境可持續性，建成包容宜居的城市。不過，僅憑智慧策略還不夠。指南認為，要達到“實現社會發展目標及環境可持續性”的目標，還必須通過活躍的公眾參與，保障全體居民享有對城市發展、治理方向、政府績效的發言權。

在城市治理方面，不少該論壇的與會者認為，中國和歐洲存在不同的治理模式。德國國家科學工程院院士Otthein

Herzog向財新記者表示，“這其中的原因在于，很多歐洲國家的城市市長，他們的權力往往沒有中國的市長大。所以他們一般無法指定某個技術，并通過該技術來主導一個項目的發展；相反，他們要等待技術被企業推進后，才能進行引導。”

長此以往，中國的“智慧城市”建設，更多采取一種“自上而下”的模式；而歐洲城市則更強調公共參與的“自下而上”模式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可持續城市和氣候變化政策專家安莎莎（Samantha Anderson）表示，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在向公眾推廣某一項技術時，往往缺乏足夠的事先評估，對技術是否有效也不太清楚。她以目前運用得十分廣泛的實時地圖為例，她說，實際上，并未有證據表明地圖上顯示的堵車信息，有利于于交通的改善。

安莎莎表示，要解決這一問題，關鍵是讓公眾參與進來，“這里所說的公眾涉及不同層面的，包括普通公民和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士等。”

據安莎莎觀察，與歐美國家相比，中國在進行“智慧城市”建設時，政府部門間的協調能力還有待改善。不過，中國也有不少城市做得不錯。安莎莎舉例，比如在北京和成都，市民可以直接通過手機應用向政府反應亂扔垃圾、破壞公用設施等行為，政府會據此做出反應。

“這些項目取得成功的關鍵并不在于技術本身，而是技術背后工作人員，花費了大量時間進行不同部門工作的協調。”

談及“智慧城市”建設中的政府角色與政企關系時，北京騰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崔曉波表示，目前中國政府的思路是“太想管了，什么都想管”。“我覺得政府是賦能的角色，應是一個支持者，而不是去管理。”崔曉波認為，真正到要做決定時，政府本身其實缺乏專業性知識，管理起來也有心無力。“最好的選擇是：政府搭臺，企業唱戲，讓企業的主動性發揮起來。”

出席這場論壇的浙江省義烏市政府副市長方剛坦承，就創新來看，政府其實是落后于創新、追著創新跑的，“政府更多是做好服務，對接好企業，給企業提供更好的運營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