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人類社會的發展，城市承載越來越多的人口。目前，我國正處于城鎮化加速發展的時期，部分地區“城市病”問題日益嚴峻。為解決城市發展難題，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建設智慧城市已成為當今世界城市發展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那么，“智慧城市”究竟意味著什么?未來價值體現需要哪些改進?

現代城市，是工業化的結果;而智慧城市，是信息化的產物。智慧城市是都市的2.0版。在過去，城市的意義在于規模、協同。現如今，智慧城市追求的是集約和智能。對中國而言，幾十年的高速經濟發展和單純追求GDP的惡果已越來越突出，比如說，由此造成的生態污染的問題、工業病、食品安全的問題。這些通常是為了手段而忘記了目的，為了生產服務而忽略了人的本位。換句話講，事情做著做著忘了初衷(意義層面)，難得善終(結果層面)。在這一點上，智慧城市力圖擺脫傳統城市治理的舊習，利用科技新成果，激活城市的稟賦與活力。國外智慧城市投資運營模式可以分享借鑒。

(一)意大利威尼斯：出租信息基礎設施

水城威尼斯一直受到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威脅，2003年威尼斯啟動了摩西計劃，構筑活動水閘阻擋海潮，護衛威尼斯。威尼斯市在修筑防水壩的同時，就將光纖光纜埋設在防水壩內部。光纖光纜敷設完工后，威尼斯市將光纖以芯數為單位出租給歐洲各大通信運營商，每年都會獲得大量的租金。威尼斯市利用這部分租金，開展智慧城市建設。另外，威尼斯市在全市架設Wi-Fi網絡，外地游客連接Wi-Fi網絡時，需要向威尼斯市支付服務費用。這部分Wi-Fi費用被市政府集中起來，用于Wi-Fi網絡的日常維護，并向威尼斯市民提供免費的Wi-Fi服務。

(二)丹麥哥本哈根：采取政府引導、企業為主的建設方式

哥本哈根在過去五年的智慧城市中共投入1.5億元左右，只有1000萬元左右由政府財政出資，其他資金都是由企業出資。在智慧城市前期投入時，政府邀請企業一起來建設，所有權在政府，政府與企業一起運營。

(三)西班牙巴塞羅那：開發了自主知識產權的智慧城市標準體系

巴塞羅那市與企業合作，共同開發和設計了統一的智慧城市標準體系，包括基礎設施的接口標準、數據采集標準、設備采購標準、技術標準等。這套智慧城市標準體系由巴塞羅那與企業共同擁有所有權，如果其他城市要采用這套標準體系，需要向巴塞羅那和企業支付專利費用。巴塞羅那利用專利費用的收入，來維持智慧城市日常運轉和維護。

(四)法國伊希萊˙莫里諾：出租不涉密的公共數據

伊希萊˙莫里諾把智慧城市運行中積累的不涉及隱私的數據租用給企業，政府獲得智慧城市建設資金，企業進一步對數據的潛在價值進行挖掘，發掘其面向市場的商業價值，從而形成新的商機，達成與政府的雙贏合作。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城市正在將他們的數據庫租用給企業，以鼓勵企業重新利用存儲在數據庫中的數據，使企業為自身商業利益，也為公眾從數據中創造出價值。

而對于建設價值，以大數據為例。它能幫助城市治理者更好地聚焦做事的目的，也即價值。用大量的數據為依托告訴領導者、決策者，事實方面有什么，而不用去太在意想象中的為什么。這就是舍恩伯格在《大數據時代》中所說的大數據思維的轉變，從“因果鏈”到“關聯性”。有數據做強有力的參考，政府就可以自然地考慮市民需要什么，而不是想要什么——比如說，過去當在擬定城市建設規劃的時候，事先有很強的主觀規劃性，有很強的人為組織性，安排了很多資源，但是一旦利用價值意義來衡量，它們就是拍腦門決定的，是抽象的為人民服務，或走群眾路線。道理很簡單，它沒有一個專業的系統來校正你做的事是否符合意義。

到了智慧城市發展階段，則有所不同。智慧城市首先要建立一個專業化、數據化支持的意義聚焦系統，也就是建立一個目的和手段鏈接在一起的系統，這便是大數據的價值所在。進一步說，到底我們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么做，為什么要這么做，都是“有據可循”的。由此，人們不會浪費資源在一些決策者以為需要、事實上民眾不需要的事情上，這才有最為扎實的講實話、辦實事，切實有效地為人民服務!

以信息為決策，以意義為導向，以民眾為本位，這便是智慧城市的建設理念。安東尼˙湯森的《智慧城市》無疑在理論和案例范本上為我們引領了智慧城市未來的方向，而如何在互聯網浪潮中有效融合這些歷史性的力量，利用最新技術最大限度造福人類的探索還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