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和建設智慧城市,首先要問問:花很多錢,投入很多心血和精力,這樣做的目的是什么
與前些年的經濟高速發展相似,由于缺乏頂層設計和系統安排,智慧城市建設出現了粗放開發建設、過度依賴投資、硬件與軟件錯位、重形式輕內容等問題。智慧城市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城市能夠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哪些益處?
《瞭望東方周刊》近日專訪了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上海交大斐訊智慧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劉士林。他在國內首先提出了“人文型智慧城市”這一概念,并認為在建設智慧城市過程中也應體現“中國智慧”。
不健康的根源是忽視了人文建設
《瞭望東方周刊》:為什么要在智慧城市建設中突出強調人文主題?
劉士林:規劃和建設智慧城市,首先要問問:花很多錢,投入很多心血和精力,這樣做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城市的本質?
我的理解,就是要提供一種“有價值、有意義、有夢想”的城市生活方式。這需要物質基礎和社會保障,但絕不局限于此。它比物質的、社會的還要“多一些”,這多出來的就是文化和價值。突出強調人文,是要確保智慧城市建設,不脫離和偏離城市的“主題”和“靈魂”。
近年來,城市信息基礎設施投資規模逐年增大、信息技術研發成果層出不窮、智慧產業公司遍地開花,但并沒有使城市運轉“智慧”起來,不知道花了那么多錢,都干什么去了,這是大家的普遍感受。
《瞭望東方周刊》:問題出在哪兒?你覺得人文研究夠解決城市發展的問題嗎?
劉士林:主要是理念和戰略出了問題。把智慧城市建設等同于技術、資金和管理,忽視了“技術”與“人文”、“城市信息化”與“城市有機整體”的協調共生,背棄了“有價值、有意義、有夢想”的城市本質,這是當下智慧城市建設“看上去很美”而“獲得感比較差”的根源。
人文研究主要解決“城市的價值和意義”問題。我們提出“人文型智慧城市”,是要進一步探討“智慧城市的價值和意義”。這是大方向,也是戰略性目標,把這個先搞清楚,才能談科技、市場、資金、機制等。否則,我們就會導致一種新的二律背反——先進技術和市場越發達,城市本身卻更加不智慧。
智慧城市可分為三類
《瞭望東方周刊》:在你看來,人文型智慧城市的內涵是什么?
劉士林:“人文型智慧城市”是我們提出的一個新概念,也是為協調信息化和新型城鎮化這兩大國家戰略而進行的設計。
在理論研究中,我們是從哲學的角度,從“智慧是什么”開始追問。簡單說來,“智慧”分為“真的智慧”、“善的智慧”、“美的智慧”,分別講述“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在學科上對應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三大學科體系,在哲學上對應于馬克思的“物質生產”“人自身的生產”和“精神生產”三種生產方式,在現實世界中呈現為“科技智慧”“管理智慧”“人文智慧”三大應用形態,目標是滿足“物質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三方面基本需要。
有了這個理論基礎,就可以把智慧城市分為三類:一是以數字科技為中心的科技型智慧城市。二是以管理服務為中心的管理型智慧城市。三是以人文科學為基礎的人文型智慧城市。
目前的問題是,科技型占主流,管理型備受重視,而人文型才剛剛提出。正是由于后者的缺失,當下的智慧城市建設,既脫離了市民日常信息消費和使用需要,智慧城市建設也容易偏離城市發展的本質和目標。
理想的智慧城市,是以城市為主體形態、以城市信息化工程為基本實踐手段而展開的城市化進程,同時也是以“真善美”為內在生產觀念、以“科技智慧”“管理智慧”“人文智慧”為主要生產方式而推進的城市信息化建設過程。人文型是智慧城市建設必須補上的一課。
尚無好的人文型智慧城市案例
《瞭望東方周刊》:所以,你認為人文型智慧城市是智慧城市的最高目標,對嗎?
劉士林:當然。對城市而言,文化是城市的本質,文化城市是城市發展的最高形態。《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有兩個重要提法,一是“注重人文城市建設”,二是“推進智慧城市建設”,人文型智慧城市就是這兩大戰略的結合點。
對智慧城市而言,主要是要以“文化輸血”而重獲“靈魂”。地理信息系統、遙感、三維仿真等技術再發達,數字城市、數字政府、數字交通等建得再先進,如果不能和市民,和城市信息“汪洋大海”中具體的“求助者”結合起來,那就既不可能降低城市運行的巨大壓力,也不可能真正提升城市生活的便捷性,最終達到“科技讓城市更智慧”的目的。
一句話,沒有文化,就不可能有智慧;沒有人文型智慧城市,也不會有真正的智慧城市。所以說,人文型智慧城市是智慧城市的最高目標。
《瞭望東方周刊》:有沒有你認為比較好的人文型智慧城市的案例?
劉士林:基本沒有,不管國內還是國際,包括我國信息化水平最高的長三角,也只是一些局部可圈可點,如地理、公交、餐飲、安防、環保等,但都沒有超出“科技型”和“管理型”的框架。
城市建設,規劃先行。可以說,智慧城市建設,需要人文型智慧城市規劃先行。但目前的人文型智慧城市,還只是一個概念和方向。我們寄希望于一些信息化基礎設施良好的城市,能夠率先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