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開啟全球買買買模式。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日本東京研究機構Recof公布最新數據顯示,2018年至今,日本企業已在美國達成177筆并購交易,總支出達420億美元,有望打破1990年前9個月創下的178筆交易的歷史紀錄。
調查公司Dealogic的數據也顯示,今年上半年日本海外并購金額達到1122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日本海外并購做得風生水起,不禁讓人想起上世紀80年代日本發起“購買美國”運動時的情景。
據統計,1985年至1990年,日本企業共進行了21起500億日元以上的海外并購,其中有18起的并購對象是美國公司。到80年代末,全美國10%的不動產已成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本三菱土地公司花13.73億美元的高價收購洛克菲勒中心的14棟辦公大樓,并成為擁有洛克菲勒中心80%股權的控股股東。但好景不長,由于經營不善以及日本泡沫經濟神話破滅,日本企業快速激進的海外擴張僅收獲了苦果,1995年9月三菱公司不得不以低價把洛克菲勒中心賣還給美國人。
此輪日本海外并購潮會重蹈上世紀80年代覆轍嗎?
海外并購潮涌
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近年來日本企業海外并購不斷加碼。2010年至2017年,日本企業年均海外并購金額超750億美元,是2000年至2009年年均260億美元的3倍左右。
今年日本海外并購更是創下新高。調查公司Dealogic最新統計顯示,今年1至6月,日、美、歐企業的海外并購金額總計為3816億美元。其中,美國企業為1751億美元,占總金額的46%。日本企業海外并購金額緊隨其后,達1122億美元,占總金額的29%,高于歐洲的941億美元和25%占比。另外,日本企業并購案數量增加8.6%,達到340起,刷新歷年同期峰值。其中規模達1000億日元以上的并購案有13起,遠超上年同期的7起。
野村EMEA并購業務聯合主管Guy Hayward-Cole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公司治理規則的變革讓日本企業面臨壓力,企業需要提升股權回報率,支出手中的現金,而海外并購是一種迎合規則的更合適的途徑。這一變革也在改變日本企業海外并購的目標國家。雖然亞洲增長型經濟體的許多并購機會長期前景不錯,但初期回報較低,這迫使日本企業尋找具有強大市場地位的成熟公司,成熟標的公司更多出現在美歐。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陳子雷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一般來說,歐盟、美國是日本企業的主要并購目標國家。今年,日、歐兩國簽訂了自貿協定,利好兩國經濟發展。而美國的投資環境、營商環境以及市場前景都被外界看好,再加上美國是日本的同盟國,對日本投資的限制較少。”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盡管日本泡沫經濟神話破滅帶來通縮惡性循環,但是日本企業的海外并購活躍度和實力并沒有像日本經濟一樣出現‘失去的二十年’現象。只是前幾年市場在一個修復期,海外并購存在較大風險,看不清被并購企業的成長性,貿然花錢實際上是替別人買單,因此日本企業海外并購不太活躍。”
但現在,全球經濟環境、創新產業不同了,孫立堅進一步強調,“隨著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等科技創新發展,新的產業趨勢正在成型,日本企業利用安倍經濟學帶來的財富效應和金融資本,把握未來投資的方向,抓緊時間向新產業布局。”
瞄準醫藥、科技
與泡沫經濟時期,日本海外并購大買地產不同,本輪日本海外并購潮不局限于制造業、服務業,將并購目標更多瞄準于醫藥、科技、電信等高附加值領域。
今年5月8日,日本武田制藥同意以大約460億英鎊的現金和股票交易收購愛爾蘭制藥巨頭夏爾Shire,這筆交易不僅成為日本企業迄今為止最大的海外收購,同時也是2000年以來制藥行業最大的一筆收購,僅這一起并購就占2018年上半年日本海外并購總額的一半以上。
9月11日,日本晶片制造商瑞薩電子公司表示已同意以約67億美元的價格收購美國同行集成設備科技公司Integrated Device Technology Inc,這是日本半導體產業有史以來最大的并購案。該交易將使瑞薩能夠獲得IDT在無線網絡和數據存儲用芯片方面的專業技術,而這些技術對于自動駕駛汽車而言至關重要。在車用芯片市場,瑞薩是僅次于半導體公司恩智浦的第二大廠商。
另外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日本電產已確定在今年年底前收購5家生產工業機器人零部件和機床的德國企業,收購總額預計約5億美元。
有分析指出,日本企業利用收購拓展全球供應鏈,并通過設備投資和技術吸納提升生產效率的意圖非常明顯。
競爭壓力驅動
摩根大通在一份名為《2018年全球并購展望》的報告中指出,日本大規模海外并購是因為國內市場飽和以及支持性融資政策疊出。
陳子雷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由于國內少子化、老齡化問題嚴重,日本企業對國內的投資前景不太看好。”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總務省9月17日發布的人口統計結果顯示,日本人口老化情況加劇,截止9月15日,70歲以上人口達2618萬人,占總人口的20.7%,是有統計以來,首次超過20%的比例。
此外,陳子雷分析,目前日本股市業績較好,企業利潤達到歷史新高,剩余資金較多。“近年來日本企業、銀行運營機制較健全,資金、利潤達到歷史較高水平。從企業資產負債角度來看,日本企業的資產增長達到泡沫危機以來歷史新高。所以在國內投資前景不佳的情況下,借著美元升值,日本企業選擇將資金投向海外。”他說。
根據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上市公司的手頭現金截至2017年度末達到約120萬億日元。按500家主要上市公司計算,公司手頭現金占總資產的比率達11%,高于美國的7%。
為了實現增長目標,即使價格偏高,日本企業也會選擇尋求外部市場、產品和創新,為其國內業務經營提供補充。
摩根大通分析指出,“要重新獲得全球聲譽,日本企業必須通過進入新的市場或增長領域來獲得市場份額,僅僅依靠內部研發和國內市場的并購成長已不足以實現其增長目標。”
值得關注的是,2012年開始實施的安倍經濟學推波助瀾了此輪海外并購。
日本央行一直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連續數年保持低利率,降低了企業的融資成本。9月19日,日本央行結束了為期兩天的貨幣政策會議,決定繼續維持現行的超寬松貨幣政策不變,使短期利率和長期利率分別維持在負0.1%和零左右。
孫立堅表示,安倍經濟學給很多大企業輸送了大量金融資源,提供了金融資本。“大企業在海外有商業市場和機遇,他們非常擅長用這些錢進行資本運作。日本本土的股票市場也在安倍經濟學的帶動下產生了較強的財富效應,使日本企業有充足的資金布局未來經濟。”
日本政府也一直鼓勵日本企業戰略性對外投資。日本建立了包括日本政策投資銀行、日本創新網絡公司和日本國際協力銀行等國有金融機構來支持企業進行國內外的收購兼并。
Guy Hayward-Cole分析,當日本企業需要為并購活動籌集額外資金時,日本銀行市場的融資利率極具吸引力。由于日本銀行擁有大量存款、相對較小的貸款規模和健康的資本狀況,因此企業從銀行借錢既簡單又便宜。銀行也在尋找機會把存款投出去,日本銀行現在主要投資于日本國內債權市場,這種投資方式回報率較低,而且會帶來利率風險敞口,所以日本銀行更愿意將錢借給有并購需要的企業,這將帶來更高的利息收入。所以,日本的企業在并購時能以更低的成本融資。
會否重蹈覆轍
上世紀80年代,日本曾出現一輪瘋狂的海外并購。
當時由于日元升值,出口受挫,日本大量過剩資本流向股市、地產市場和海外市場。在這過程中,美國成了日本的主要海外并購目標國,許多標志性的美國公司被日本收購。
除了日本三菱土地公司購買洛克菲勒中心外,索尼公司以34億美元的價格購買了美國文化象征之一的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在洛杉磯,日本人掌握了鬧市區幾乎一半的房地產;在夏威夷,96%以上的外國投資來自日本,并且主要集中在飯店、高級住宅等不動產方面。自我膨脹的日本人甚至宣稱,“美國正在變成日本的第四十一個縣”。
不過,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日本泡沫經濟破滅,此前收購的海外資產很多都變成了債務包袱,不但不能帶來收入,日本企業想方設法進行擺脫。
洛克菲勒中心無奈被賣回給原主,索尼購買哥倫比亞電影公司的行為也被證明是日本虧損最大的企業并購案。
陳子雷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海外并購與未來市場發展、市場需求、消費者需求和產業發展趨勢未必吻合,但是帶著一種投機的、短平快的、追求投資回報的心態出海并購,往往就會變成‘交學費’。經過上世紀80年代并購潮的教訓,在本輪并購潮中,日本企業海外投資眼光有了很大提高,對產業選擇比之前準確多了。”
陳子雷表示,“近年來這一波并購潮和上世紀80年代的并購潮有很大區別。上一輪并購潮是因為資產泡沫造成的,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從出口大國轉向投資大國,所以日本從貨物出口到走向海外投資,那是個轉型現象,和現在不一樣。此輪并購潮是要擴大全球競爭影響力和海外市場,日本企業通過并購和直接投資的方式實現海外凈資產增加,這是最好的手段。所以目前日本也是擁有海外凈資產最多的國家。”
孫立堅認為,對比兩次并購潮,都是由財富效應導致。“80年代是日本泡沫經濟的財富效應,現在的財富效應來自于安倍經濟學,寬松的貨幣政策帶動股市上漲,尤其日本大型上市公司的估值上升非常明顯,這些大型企業拿著錢去海外投資。”
“兩次并購潮最大的區別是日本當年嚴重高估了自己的購買力和金融實力,利用手里的錢去海外過度收購,不在乎項目的好壞,不看估值,只顧品牌效應,最后發現付出的代價很大,難以回本,很多企業在盲目收購中破產倒閉。而現在,日本企業懂得了等待機會,在估值還沒到位時布局有發展潛力的新產業。”孫立堅說。
哈佛大學長期跟蹤跨國并購的塔倫·赫納教授也強調,并購風險幾乎無處不在,“并購成功的比例通常來說不是很高,而在跨國并購中會更低,這里面存在著文化、語言的障礙,財務報表的差異,公司傳統的不同,跨國并購中會存在一系列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