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章作者對華為、任正非本人的了解，您將從此文中找到華為總裁任正非關于世界、以及中國未來30年的“思想痕跡”：關于未來的技術變革，他的判斷是萬物互聯的信息技術、新材料、基因技術的全面融合將使人類步入下一個“全新的、令人激動和恐懼的新時代”；而中國迎接和戰勝恐懼，唯有堅定不移的“市場紅利+法治紅利”，以及以教育為本，重振鄉村教育、職業教育，提高教師待遇，重視普遍教育，以人才為發動機去推動下一個30年的變革。
華為的“網紅”任正非
“全球化分工”成就了前30年的中國
1970年，一位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出版了一部專著《未來的沖擊》；10年之后的1980年，托夫勒的另一部影響更為深遠的著作《第三次浪潮》面世，由此發端的過去30多年，人類幾乎以分毫不差的姿態和節奏演繹和印證著這位美國學者關于“未來”的預測：計算機革命，互聯網，無圍墻大學，日益解構化的組織，全球化……
1974年，30歲的任正非第一次接觸計算機，聆聽一位剛剛訪問過美國的中國科學家吳幾康所作的關于什么叫計算機、計算機未來的應用前景的學術報告，“兩個小時，我一句話也沒聽懂……”但卻改變了青年任正非一生的命運。
1979年，中國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禁錮的歷史閘門終于打開了，10億中國人從此走上了一條千軍萬馬謀發展的不歸路。欲望、激情、創造精神、冒險沖動，伴隨著焦慮、痛苦、艱辛、汗水與淚水，以及無數人的犧牲，30 多年，在改變大多數個人、家庭命運的同時，也再造了一個東方古國的重新崛起。
命運垂青中國。中國的改革開放與20世紀80年代的全球新技術革命踏在了相同的節拍上。美國一批戰略家所倡導的“全球產業分工論”，給中國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機遇，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在覬覦13 億人口的大市場的同時，也紛紛將資本、設備、技術以及管理等向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轉移，盡管這幾十年，我們也付出了環保、資源掠奪性開發等巨大代價，但不能不承認，國家和民族畢竟走到了強盛的邊沿，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仍然有差距，也存在諸多深層次矛盾與問題，但中國的國際地位、經濟實力、戰略自信已非舊時可比。
多年后的今天，人類又一次站在巨大轉折的門檻上。如果說前30多年以計算機為核心的技術革命是建構在傳統工業社會，甚至部分國家仍然是在農耕文明基礎上的話，那么，新技術時代則有本質性的不同，這即是，無論是美、歐、日等西方發達國家，還是中國等次發達國家，以及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整個人類都已經被深刻而廣泛地卷入到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中，而正是互聯網在知識和技術的分享方式、人際交互模式、商品和資本的交易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改變，將整個世界變平了，從而給予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不同制度背景下的個人與國家參與全球化進程的機會。
20世紀80年代，美國戰略家關于“全球產業分工”的頂層設計，恰恰在最關鍵的地方忽視了“上帝有意留下的空白”，這即是，互聯網發端于美國，又是互聯網終結了西方國家在高端產業鏈的壟斷地位。傲慢而過度樂觀的部分西方戰略人士，在30多年前絕對意想不到，以中國為代表的一些發展中國家，順應和把握信息技術和全球化的潮頭，孕育和成長出了華為、聯想、海爾等一批世界級的高科技制造企業，以及騰訊、百度、阿里巴巴等互聯網公司。
未來二三十年的人類會怎樣？在有中國參與的世界各大思想論壇、技術論壇上，以達沃斯論壇為標志，美歐中以及其他國家的成千上萬的政治家、戰略家、企業家、科學家、學者們在共同、持續、充分開放地勾畫著人類的下一步，數千萬個人尤其是年輕人，也在通過互聯網關注和討論著人類未來二三十年將會出現的“奇點”。
谷歌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預言：互聯網即將消失，物聯網正在興起。在德國，由總理默克爾主導和推動的工業4.0從2013年提出，不到三年時間，已上升為國家級戰略，并得到德國科研機構和產業界的廣泛認同。工業4.0的模式是從下往上走，目的在于提高德國工業的競爭力，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占領先機。美國則是從上往下推進，以互聯網為推手，實現工業生產系統的智能化（機器、數據、人），這種被稱作“工業互聯網”的新事物，被美國產業界認為是自工業革命和互聯網之后的第三次產業革命，牽引和主導這場革命的是GE（通用電氣）、思科、英特爾等企業巨頭，美國政府給予資助。與之同時，材料技術正在出現爆炸性突破，硅時代即將結束，石墨烯時代開始；以基因研究為核心的生物技術也在形成“臨界性”的革命。萬物互聯的信息技術、新材料、基因技術的全面融合，將使人類從幾千年的傳統社會步入下一個全新的、令人激動和恐懼的新時代。
“摩爾定律”代表著科技界和人類精英們的集體強迫律。當全球各地的一批戰略“瘋子”們在仰望星空、臆想和設計未來社會的理論架構、思想架構、系統架構時，一批一批的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們在資本和人才的驅動下，加速馬力啟動起逼近未來藍圖的戰車。
阿爾文·托夫勒等卓越的未來學家們處于今天的時代是幸運的，因為他們關于未來的預言，絕大部分在他們的有生之年可以被兌現。
以進一步市場化、法制化、全球化迎接未來沖擊
一位叫福山的美國政治學家曾經斷言：西方的民主制度、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和生活方式，也許就是人類社會文化演進的終點……福山以一本《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得到了“15分鐘的名聲”；25年后，在他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他顯然不再認為，西方體制是放之四海皆準的一劑良藥，書中有大量的篇幅在反思美國民主制度和福利制度的缺陷，書的扉頁引用美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名言：“對于一個好政府來說，執行力是第一位的……不管一個政府基于怎樣的法理基礎，如果缺乏執行力，它都是壞政府。”
中國以30多年的疊加速度走完了西方國家耗時200年左右的工業化進程，這和這個國家在正確方向下的強大的執行力息息相關。毋庸諱言，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也積累了諸多的社會與經濟病變，但同樣依賴執政黨和國家的社會動員能力、自我批判傳統與糾錯機制，中國正在朝向市場化與法治化的軌道艱難而快速地轉型。正如一位英國觀察家所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三中全會《決定》”）和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四中全會《決定》”），涉及改革面之廣之深，出臺如此之迅速，在西方的決策體制下是不可想象的。
企業是國家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唯有企業個體、族體以及整個產業鏈的強大，才能鑄造國家的強盛。當今中國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個領域的話語權，正是奠基于千萬家企業在30多年間為國家所積累起來的國民財富之上的。但其根本前提則是：改革釋放了民族歷史上最大的紅利。
必須清醒地看到，雖然經過30多年的追趕，我們已經逼近下一個大時代變革的起跑線，但發展的內外部環境也發生了劇烈變化，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已不可持續，制造業在互聯網等多種因素的沖擊下普遍陷入困境，企業家群體的短期逐利行為成為潮流。某種程度上，對中國各行各業的企業來說，挑戰遠大于機遇。
未來二三十年的沖擊顯而易見。在中美歐三大競爭板塊中，美歐的民主制度和福利主義顯現出了“制度疲勞”，而中國的問題在于，上一個30多年的改革邊際紅利正在大幅度銳減，必須有新的、更具根本意義的變革，牽引企業、社會與各階層的人群一起走出“國家的疲勞”。“兩個決定”（“三中全會《決定》”和“四中全會《決定》”）正逢其時，它們將會持續而全面地釋放出國家的能量，如果進一步深層次的改革不發生“顛覆性錯誤”（國家主席習近平語），中國有可能在三大板塊的競爭中率先突起。
經濟領域的進一步市場化，會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各方面的潛在活力，最有效地在全球范圍內調動和配置資本、人才、技術等各類資源，尤其會大幅提升企業家和創業群體的信心指數，正如凱恩斯所言，在經濟前景并不明朗時，投資家和企業家們的“動物精神”，即樂觀的情緒所催生的勇氣或冒險精神，在相當意義上決定著經濟景氣擺脫低迷、步入再度繁榮的走向。
法治化的要旨之一是財產權和知識產權的保護，這也是美歐等發達國家誕生和締造一批世界級偉大公司的基石所在。中華民族并不缺乏創新的基因，在前30多年的全球技術革命中，一批留學于美國的華裔科技人才是美國科研院所、大企業中的一股中堅力量，在硅谷創業和從事研發的中國人，這些年來，一直以驕人的成果向世人展現著中國人的創新能力。以法律的方式和有效的執行確保公民和法人的合法財產權不受侵犯，知識產權不被竊取和侵占，將會極大地驅動全社會的創新熱情，并在更大范圍內吸引更多的留學生、 科學家、工程師以及企業家們，參與到中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競爭未來制高點的隊列中。
全球化是一場和平時代的“洼地競賽”。30多年前，鄧小平等偉大的改革思想家和戰略家，在中國大地上開掘了一個巨大的“政策洼地”，中國人自身的創造激情被大規模地釋放出來了，全世界的資本、技術、人才也紛紛涌入中國。30多年后的2014年，新一代的領導人，以更具全球視野的智慧，和不亞于上一代改革家們的氣魄所進行的頂層設計，極有可能會在中國形成新的“洼地”，不過這一輪的“洼地”具有鮮明的指向：一切基于法治的框架之下。
教育為本：從“人口大國” 向“人才大國”轉型
中國以30多年的步伐完成了國家和企業的“原始積累”，但我們也付出和正在付出巨大的代價，低成本、低質量、低價格的經濟增長模式所帶來的環境污染、資源過度開發等后遺癥，已成為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長期之痛；上一個30多年我們所擁有的戰略優勢正在逐漸地喪失，甚至有可能轉化為戰略劣勢。13億中國人必須與“狼吞虎咽”的發展模式告別。
未來二三十年，對中國來說，既是難得的機遇期，又可能是繁榮的終結。在這場以人工智能為核心標志的新技術浪潮中，國與國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根本上是人才的競爭。“人口紅利”的觀點值得商榷。上一個30多年，我們充分利用我國豐富的人口資源，并對接全球產業大轉移的機會窗口，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經濟奇跡，但是，今天及以后，“人口大國”將不再是優勢，二三十年內，人類財富創造與實現的方式會加速度走向自動化、信息化與智能化，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消費模式、服務模式以及社會治理模式都將發生根本改變。因此，中國必須從“人口大國”向“人才大國”轉型。
教育是“人才大國”之本。與其增加人口，不如增加教育投入。教育的投入，重在提高中、小學教師的地位與待遇。歷史一再表明，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之路，無不是根植于教育的現代化基礎之上，無論是美歐各國，還是日本、新加坡、中國臺灣等；我國改革開放伊始的高考制度改革，將被“文革”耽擱的百萬青年人招進大學，從而奠定了共和國幾十年各個領域的一大批棟梁之材；然而，在過去20年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中，幾千萬鄉村青年男女背井離鄉，為著改變個人與家庭的生存命運，同時也間接為國家的進步與繁榮做貢獻，但隱形而巨大的代價是：中西部村鎮大批的留守兒童、少年的教育遭到忽視。
重振中國的鄉村教育，關乎著國家的未來。“培養一個孩子，消滅一個罪犯”，這是日本政府曾經倡導的教育觀；同樣，大批農村青少年能夠普遍接受良好的知識與智力訓練，以及公民素質訓練，我們在新的技術革命的競爭中，才會有立于不敗之地的堅實根基。當今中國，有不少的科學家、政治家、學者、企業家等都來自于鄉村， 或者曾經在農村有過歷練。
當然，培養大批的職業勞動者，掌握現代技術本領的工人、種田能手、鄉村醫生等，是我國教育應該格外重視的基礎環節；德國、日本、瑞士等國的職業教育，可以給我們提供許多有益的借鑒。中國社會最缺乏的是工匠精神，總是倡導“顛覆”的文化是無法將整個經濟帶出低成本、低質量、低價格的軌道的。
在普遍教育、職業教育的同時，也要因材施教，鼓勵差異化發展，讓優秀的人快跑。中美教育的一大差別是，中國在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提出和強化“工程師的搖籃”，而美國則注重領袖教育。面對未來的信息化與智能化時代，我們必須在各方面涌現出一批世界級的政治、商業、軍事戰略領袖，和一批具備國際水準的科技領袖、文化領袖。他們既是人類主義者，又是國家主義者。
教育應以教師為本。只有優秀的教師，才能培養出更優秀的人才。過去二三十年，國家和社會在學校的硬件設施投入方面下了大功夫，但對教師尤其是中西部鄉村教師的待遇改善并不明顯，與其他領域的知識勞動者相比，教師的整體收入普遍偏低。中西部教師的待遇如果能夠做到與北京、上海看齊，相信一定會出現大批的“孔雀西北飛、西南飛”，當“靈魂工程師”們成為全社會最有地位的階層時，中國的二次騰飛便有了更多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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