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注：當前很多地方和國家到處都在自詡為xx硅谷，但其實很多都只是得到了硅谷的形，而沒有硅谷的靈魂。且看Leslie Berlin在其Medium上的長篇博文是如何對硅谷進行深入的分析的。該文的中文版由天地會珠海分舵編譯。全文貫通歷史、現在和未來，從科技、金融和文化等角度闡述了硅谷之所以獨一無二不可復制的原因，同時也對硅谷面臨的挑戰作出深刻的思考，并對硅谷和世界的未來作出了展望。

“你如果不清楚歷史的來龍去脈，你就不可能知道未來的方向。”

喬布斯對此深信不疑，作為一個年輕人，他當年就曾經花了大量的時間向老一代的硅谷企業家們取經，比如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集成電路發明者之一，仙童半導體公司和英特爾共同創立者之一），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英特爾聯合創始人之一）, 以及 Regis McKenna（喬布斯的指導顧問，曾經設計了蘋果的Logo）。

喬布斯曾經引用德國哲學家叔本華對魔術的一段描述來闡述其對歷史的態度：

一個人的人生，見到過兩代或者三代人的成長，那么他就像坐在表演場上魔術師的棚子里，連續看了兩次或三次相同的表演。魔術師的把戲只看一次才有意思，當人們不再感到新鮮，不再被魔法所欺騙，表演也就沒有效果了。

喬布斯與羅伯特·諾伊斯

歷史，對于喬布斯來說，就是給了他一個機會在商業的魔術出現在他眼前之前先去領略并看透該魔術背后的門道，這樣他就能做到水來土掩、兵來將擋、運籌帷幄了。

2014年，我曾經去拜訪過互聯網和PC界的泰斗人物羅伯特·泰勒（Robert W. Taylor）。泰勒曾經說服美國國防部建立起ARPANET——互聯網的起源。然后他還運作了著名的“施樂帕克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實驗室”并打造出第一臺個人電腦。泰勒的收山之作是最后他又組建了DEC研究中心，研究出了一個異常快速的搜索引擎 -——比谷歌建立還早3年。

當我到了住在硅谷山頂的泰勒的家里的時候，他告訴我最近還有另外一個年輕人攜帶著和當年喬布斯一樣的好奇心來拜訪過他 —— 他就是馬克·扎克伯格以及他所率領的Facebook團隊。

“扎克伯格肯定是曾經聽說過我這個老古董還是有點歷史地位的吧，”Taylor用他那德克薩斯的語調慢吞吞地說道，“他想看看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估計是這樣子的。”

投資未來，必先通曉過去

作為一個專門研究硅谷的歷史學家，我毫不懷疑喬布斯和馬克·扎爾伯格這兩人都非常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硅谷的過去將影響著未來，歷史的教訓將帶來更深遠的創新。當我和其他公司的創始人談及這個方面的時候，他們同樣對硅谷的歷史也是充滿著好奇心的。他們的問題最終會歸結為這兩個：

為什么是硅谷首先冒了出來？

為什么硅谷能夠長期屹立在全球科技核心位置而長盛不衰？

對于這兩個問題，我想我正好都能給出答案。這里我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答案就隱藏在以下這三個歷史里面，就是它們成就了現在的硅谷：

科技史

文化史

金融史

科技史：從威廉·肖克利到仙童半導體

就科技方面來說，硅谷當年多多少少是有著幸運之神的眷顧的。1955年，晶體管的發明者之一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回到了他的家鄉——硅谷附近的帕洛阿爾托創辦公司。威廉·肖克利曾經和同事共同獲得過1956年的諾貝爾獎，他是一個杰出的教師，但同時也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企業家和老板。但正因為他是個杰出的教師，所以他很容易就吸引了大批的青年才俊來為其工作。當他們搞透徹微小的晶體管之后，他們就開始獨自的往半導體電子元件方向開始進軍了。

前面說過威廉·肖克利其實是個非常糟糕的企業家和老板，很多人來到他的公司之后都迫不及待地想離開并為其他公司進行工作了，這里說的其他公司往往最終指的就是他們自己另外創立的公司。其中威廉·肖克利的8個員工就在1957年一起創立了非常著名的仙童半導體公司（由母公司Fairchild攝影器材公司投資），該公司被公認為是硅谷第一家具有現代化意味的初創企業。當仙童在60年代末左右分崩離析的時候，其旗下的員工（包括前面提到的那8個人）又開始創建了無數的新公司，包括著名的英特爾， 美國半導體，AMD等。80年代初出版的著名暢銷書《硅谷熱》（Silicon Valley Fever）寫到：“硅谷大約70家半導體公司的半數是仙童公司的直接或間接后裔。”

威廉·肖克利曾經怒不可遏地罵這8個人為“八人幫”（The Traitorous Eight)，本文題圖展示了“八人幫”的風采。

可以和硅谷的未來的重要性等量齊觀的一個事實就是：威廉·肖克利教會了他的員工們如何打造出晶體管。我們現在的現代化技術革命相關的所有技術和硅谷的輝煌基本上都可以追溯到晶體管的誕生。

大家可以把晶體管想像成就是形成硅谷這顆珍珠的那一粒最原始的沙子。該沙子變成珍珠的下一步就是，人們后來將這些晶體管和其他如寄存器、電容器等獨立元件放在一塊硅片上集成在一起形成一個完整的電子電路，而這塊硅片就成為了我們的微型集成電路。跟著就有人根據該集成電路弄出一個可以編程的芯片，這樣微處理器就出現了。史前的第一款便攜式計算器就是在這些微處理器的基礎上發明出來的。緊跟著又有人發現可以將這些微處理器和其他如屏幕等元件給集成起來，這樣一個計算機就出現了。人們開始為這些計算機編寫代碼來操作這些計算機，操作系統就出現了。人們開始在這些操作系統上編寫應用程序，Facebook等就誕生了。人們開始意識到我們應該可以將一些東西進行虛擬化，將一些內容存放在云上而非計算機內部，同時也意識到可以將保存在不同的計算機上的內容進行搜索，然后網絡計算機的概念就出現了——保留著屏幕、鍵盤、鼠標設備（現在主要就是手指了）——打造出平板電腦和掌上電腦大小的計算機——智能手機就出現了。然后大家就開始為這些智能設備編寫App了……

這里大家應該已經注意到，上面描述的這些改變都是緊跟著摩爾定律的步調向前邁進的。

在形成珍珠的過程中，在剝掉沙子的每一層時所沉淀下來的技術都是該產業下一代技術所形成的基礎。以常常被標榜為自成一格的標桿的蘋果公司為例子，蘋果早期的關鍵員工是為英特爾，雅達利（Atari），或者惠普工作過的。蘋果的風投支持者們不是曾經投資過仙童就是英特爾，或者說曾經在它們中工作過。著名的麥金塔計算機，有著友好的用戶界面，層疊的窗體呈現，鼠標，而它們都是因為喬布斯在1979年拜訪參觀施樂帕克研究中心（XEROX PARC）所獲得的啟發而誕生的。換一句話說，蘋果公司其實是硅谷這個歷史環境和科技根源的產物。

文化史：牛仔精神

下面我們就開始看看催生現今的硅谷的第二大力量支柱：文化。當威廉·肖克利在1955年為硅谷帶來晶體管和那批青年才俊的時候，硅谷這片土地其實大部分還是以農耕為主，所以威廉·肖克利所創立的這個本地產業可以說是已經非常的高端（或者按照當時的人的說法就是：太空時代的）的了。當時雇員最大的就是國防承包商洛克希德（Lockheed）公司；IBM也正準備在硅谷開一個小小的研究機構；本地土著公司惠普當時也只有十多歲而已。

斯坦福大學當時在嘗試建立其物理和工程部方面非常的活躍。教授弗里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同時也是斯坦福1955年到1965年的教務長）當時非常擔心斯坦福大學的人才流失這個問題，畢竟相對來說，美國東岸那邊存在著更多的工作機會。所以他就聯手當時的校長華萊士·斯特林（J.E. Wallace Sterling）一起打造了特曼所稱的“技術學院社區”，通過這個社區，學院人才的培養和產業人才的需求的紐帶就形成了。這也就意味著大量的半導體-微芯片類型的公司的誕生已經是萬事具備只欠東風了，因為技術人才方面斯坦福大學已經為你準備妥當了。

喬布斯與沃茲尼亞克

這股加速的東風最終是隨著人口大爆發的過程而出現的。在1950年到1970年間，圣克拉拉（硅谷所在地）的人口翻了3倍，從原來的大概300,000常住人口一下子暴漲到100萬。也就相當于在這20年時間內，每隔15分鐘就有一個人搬進圣克拉拉。這些新來的居民總的來說比起原居民更年輕，受過更好的教育。最終硅谷的主流人群從一幫漸漸老去的農民蛻變成一幫擁有著高等教育文憑的20多歲的博士們。

所有這些高學歷高技術的人才涌向了硅谷，意味著硅谷已經有能力打造出一個適合各種新公司出現的新環境了，且因為人才的多樣性，這終將使得這個環境能夠進行自我延續。比如：可以成立專業化的律師公司、招聘公司、原型設計公司、股票公司；建立專門針對高科技的大學園區來為公司輸送特定的人才等。

在最初的時候，硅谷的企業家們都覺得自己和東岸企業家恰恰相反。西部人都把自己看成是牛仔和先鋒官，在前線上打拼。這里的人們都非常勇于快速地進行學習和實踐，就算面對失敗也不覺得是一種恥辱，而是認為僅僅是一個重大的教訓而已。到了70年代，隨著反主流思想的興起，硅谷的企業們也開始以其松散和著裝簡樸的文化而著稱于世。但是，他們所提供的產品，比如電玩游戲和個人電腦，卻是給“其他人”帶來了超前的技術享受。

金融史：始自聯邦政府

促使硅谷誕生的第三個關鍵因素就是資金！有如一顆種子長成參天大樹需要土壤、陽光、水份一樣，上面我們看到硅谷這個種子有了，技術這個陽光有了，文化這個土壤也有了，缺的就是資金這個雨水了。

在非常關鍵的時機中，硅谷在聯邦投入的資金中啟動了起來。無論是因為國防部全盤收購了硅谷的那些企業所有的微芯片，還是惠普和洛克希德當時將產品直銷給軍隊，又或者是聯邦研究資金涌向斯坦福大學，硅谷都因此從冷戰中的恐懼感中進行獲利，因為國防部和聯邦政府在此期間非常的愿意將幾乎所有的資金投向這種尖端的電子和電子系統產品。所以，聯邦政府，可以說是硅谷的第一個投資商！

緊隨而來的第一批風投公司成立的浪潮是在70年代沖擊硅谷的。紅杉資本和KPCB（凱鵬華盈）這兩家世上數一數二的風投公司都是于1972年在仙童校友會上成立的。他們之間就共同投資過亞馬遜、蘋果、思科、Dropbox、美國藝電公司、Facebook、Genentech、谷歌、Instagram、Intuit和LinkedIn——而這些還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這種一代企業家成功了然后轉過來為下一代的企業家提供資金和管理經驗的支援的模式，其實是硅谷得以持續成功的最重要但卻鮮為人知的秘訣之一。羅伯特·諾伊斯將這形容為：“我在這個溪流釣走了魚，那么我就有責任對這個溪流進行相應的回饋以便里面的魚能可持續生長。”而喬布斯，在他非常著名的“喬布斯2005年斯坦福大學畢業演講”里面，將這種模式形容成是在一個持續進行的接力賽中的接棒行為。

這，就是為什么硅谷得以誕生的三個原因。但，它又是如何能夠經受起風雨的考驗而得以持續發展的呢？

硅谷可持續發展的秘密

畢竟，如果說硅谷的誕辰是在上世紀50年代的話，那么硅谷現在算來已經快走過70個春秋了。在這70年歷程的三分之二的時間里，硅谷的觀察者們不停地預言著硅谷很快就會行將就木。首先，在上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和能源危機期間，導致了很多生產微芯片的公司面臨倒閉。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成為了硅谷一個非常令人擔憂的競爭對手。上世紀90年代末，互聯網泡沫被捅破。接踵而來的是在世界各地冒起來的其他競爭區域（如中國硅谷，印度硅谷等等），并且互聯網和移動互聯技術讓大家能夠隨時隨地的移動辦公——所有這些加起來被人們認為硅谷的喪鐘已經被敲響了。

雖然面對著諸多的挑戰，但硅谷最終還是熬過來了。現在已經是2015年，這一年硅谷獲得了更多的專利、更多的IPO，涌現了比以前更大量的風投和天使投資。根據《硅谷合資企業近況報告》（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硅谷的就業率連續4年在上升；硅谷是美國薪資最高的區域之一；硅谷是美國高增長、高薪水最大的一個區域。” 大量的企業都正在涌進硅谷，即使他們最開始不是在硅谷發展起來的 -——比如Facebook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那么為什么呢？又是什么原因讓硅谷有著如此強勁的可持續發展潛力呢？答案就是當初在50年代成就了硅谷的各種綜合力量還在一直持續的對硅谷進行反哺，盡管硅谷自身的經濟環境早被證實是有著非常優秀的自適應能力的了。

技術和基礎設施的反哺

時至今日，硅谷其實還是在當年晶體管時代打下的基礎土壤中茁壯成長，這塊土壤所提供的養份既有技術支持方面也有基礎設施方面，來支持那些依賴半導體技術的公司。大家還記得上文珍珠那個比喻吧？這些都是歲月長河將那顆沙子精挑細琢以形成閃耀的珍珠的過程中所沉淀下來的精華啊。除了那些直接和半導體技術有關聯的公司之外，其他那些跟半導體可能沒有半毛錢關系的企業，也一樣在這些已經就位的基礎設施和支持中占盡便宜而如雨后春筍般冒起來，比如生物科技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風險投資的支持

風險投資依然是對那些硅谷的年輕企業進行投資的主力軍。在2014，大概145億美元的資金被投進到硅谷的各個企業中，占到美國43%的總投資金額。其中硅谷超過半數的風險投資公司都將資金投向了軟件行業，同時也正是因為軟件行業的崛起，解析了為什么最近有大量的技術公司遷移到舊金山這邊來。打造微芯片或者電腦或者其他相關的特殊產品儀器這些事情通常是在硅谷這邊發生的，因為這些產業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巨大的裝配操作過程，以及需要特殊的化學和實驗機構，所以這就經常需要用到大量的土地面積。而軟件開發并不需要這些東西，事實上，軟件工程師只需要一臺電腦以及在云端的幾臺服務器就能開始工作了。所以對于軟件企業來說，很容易就能在如舊金山這樣的城市找到容身之所，況且對于軟件企業的年輕員工們來說，他們也更愿意在城市中生活。

文化的支撐

硅谷一如既往的吸引著年輕且學富五車的才俊們來投入其懷抱。在20世紀后半期，一股從全國其他地方遷往硅谷的移民潮就開始興起。21世紀開始，一股來自世界各地往硅谷移民的風潮也開始刮起。這些移民潮對硅谷這個區域以及現代技術產業的重要性是怎么夸張都不為過的。如今在硅谷的人員中，接近37%是在美國之外出生的 -——而其中，又有60%是來自亞洲，20%是來自墨西哥。硅谷過半的家庭說的都是英語之外的語言。在硅谷中從事科研和工程方面的持有學士學歷的人員當中，65%是生自另外一個國家的。

換個角度來說：在1995年到2005年期間，硅谷超過半數的初創企業當中，每個企業的創始人中至少有一個是來自其他國家的。他們的事業/企業，比如谷歌和eBay，為美國提供了大量的職位和數以十億美元計的收益。硅谷，現在和過去，可以說都是被我們的移民大軍所建立和支撐起來的。

斯坦福大學依然是處于各種行動的中心位置。據估計，從2012年開始，由斯坦福成立的企業每年給世界帶來了27萬億美元的收益，且從20世紀90年代起共創建了540萬個就業崗位。這些數據甚至包括那些主要業務跟技術沒關的企業：如Nike公司、 Gap服裝公司,以及 Trader Joe's雜貨連鎖店等。大家看看由斯坦福所潤育出來的硅谷企業，肯定會令你咂舌不已：思科、谷歌、惠普、IDEO、Instagram、MIPS、網景、NVIDIA、SGI、Snapchat、Sun、Varian、VMware以及雅虎。以致很多批評者抱怨說斯坦福大學變得過于關注大學生創業，我個人對這個論點是抱著否定的態度的，而這在2012年的《紐約客》（New Yorker）的一篇叫做大學“帶你致富”的文章中已經有著清楚的闡述。

破壞性和壟斷

上面描述的主要是支撐硅谷得以持續發展的原因，但是，至于一個技術區域能走得有多遠，變革性的改變同樣是至關重要的。硅谷在幾十年時間里一直在做著自我發明和自我革命的事情，大家看看下面列出來不同時期該區域所盛行的技術潮流的改變就清楚了：

1940s: 儀器

1950s/60s: 微芯片

1970s: 生物科技，消費電子產品(PC，電玩，等等)

1980s: 軟件，網絡

1990s: 互聯網技術，搜索技術

2000s: 云，移動設備技術，社交網絡

以下這些觀念就是硅谷至關重要的靈魂所在：對冒險精神的推崇備至，有如《舊約·圣經》里描述的大衛勇戰巨人戈里亞的勇氣，堅定不移的對失敗是成功之母的堅持。

在最近幾年時間里，一個可以和之前的“淘金熱”以及“西大荒”這些來自美國西部的比喻并駕齊驅的新比喻開始在硅谷盛行起來，那就是“破壞性創新”。“破壞性”這個詞應該最早是基于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1942年的一個說法，說的是，一個小公司的到來（通常是攜帶了更新的技術），將可以重塑整個已有的、看上去雷打不動的產業。如Uber對于計程車行業是具有破壞性的；Airbnb對于旅館產業是具有破壞性的。“破壞性”所描述的一個故事本質上來說和美國西部所流傳的一個傳說是一樣的：一個新的解決方案從天而降，將會對已有的世界進行摧枯拉朽的破壞和重建，讓整個世界變得更美好。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硅谷最近十多年的歷史中，那些曾經高舉“破壞性”戰旗的小家伙們都已經長成巨人，而此時，他們卻舉起了“陣地保衛戰”的旗幟。比如蘋果之前的反壟斷案例。同時你也肯定知道Facebook和谷歌這些硅谷公司每天都會收到人們詬病的反壟斷批評。蘋果在其1984年的麥金塔商業廣告中曾經諷刺IBM是個壟斷的“老大哥”，那么如果現在硅谷的這些企業們自己卻成為了新的壟斷“老大哥”的話，大家又會作何感想呢？

未來的擔憂

在本文中我一直都是把硅谷定義成一個地理區域。而我經常被問到的是，在當今已經是移動互聯的年代，網絡和連接速度只會變得越來越快，那么硅谷這種地域是否還有存在的意義呢？

對技術創新來說，我堅信地理區域將會繼續扮演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還是有很重要的存在意義的。創新，并不是說你可以在大家都閑下來的時候排期開個視頻會議就能達成的。當然，我不反對很多重要的需要動手去做的事情可以通過遠程來完成，但是，很多具有突破性的創意其實都是在人們的面對面的交流中不經意的就產生了的。發生的地點也許就是在當你在走廊碰上某個人閑聊的時候，或者在咖啡廳侃大山的時候，或者在某個宗教儀式當中，或者在和朋友去健身的時候，或者在和朋友一起在球場邊看著我們的孩子們打球的時候。所以說，創新是不能排期的！

也正是因為地域性依然對硅谷是至關重要，所以硅谷面臨的最大威脅應該是本地和國家政策的挑戰。

硅谷的經濟環境依賴于它能夠將世界上最靈光的頭腦都吸引過來，這就形成了硅谷不停的自我更新和自我革命的動力源泉。

如果硅谷再也沒有了對這些人才的吸引力的話，那么我相信硅谷，乃至整個國家的經濟，都將會受到嚴重的威脅。比如以下這些情況如果出現的話，硅谷的吸引力必然會受到嚴重的打擊：

周圍學校的教學質量開始下降從而導致硅谷的小孩們不能獲得更好的教育；

房價繼續快速飆升以致一半的人都買不起一個中段價位的一手房；

移民局讓高科技人才移民到硅谷異常困難。

其他一些值得大家憂慮的還有：

硅谷中出現的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

中低技能打工人員的薪資水平持續不見增長；

在同樣的技術學識背景下男人比女人拿更高工資這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得不到解決。

根據“合資企業”的報道，在當今的硅谷中，身處最低收入組織的員工的收入比身處最高收益團隊的員工的收入少70個百分比。所以就算硅谷一直以平等主義自我標榜，它也只能說是有一部分人比其他人更平等而已。

硅谷的另外一個威脅是來自聯邦政府對硅谷基礎科研的資金支持正在逐年遞減。風險投資商對開發產品和開公司來說是異常重要的，但聯邦政府依然是國家基礎科研的主要資金來源，而硅谷卻又是非常高度的依賴著這些基礎科研的——“沒有基礎科研就沒有iPhone”，這是來自美國最近的一篇關于研究與開發的報告文章的我最喜歡的一個標題。

如今，美國對研究與開發的投入力度在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中排到第十位。這個投資排名是以占有GDP的百分比進行計算的——也就是在2.5％到3%這個幅度。而這相比10多年前下降了13個百分點。反觀中國的投入力度，在未來10年時間內中國在這方面的投入將會超過美國。

硅谷不能復制，成功可以學習

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想在自己的國家或地區打造一個新硅谷，但是從來沒有人成功過。

而這事實上也不可能成功，因為包括2015年的硅谷自己在內，這些地方都不能再次重現當初形成硅谷的那些得天獨厚的特殊因素：學術研究；技術；反主流文化思潮；以及吸引大量勇于冒險的青年才俊到來的舊金山特有的“淘金熱”這個口碑。這當中既有時間的大浪淘沙的成份，也有那些成功的企業家對硅谷進行反哺的原因，還有那些大量涌進來的想淘金的年輕人們的貢獻。綜合而言，硅谷的這種文化已經形成了一個能夠自我延續的有機體。

也許想打造出另外一個硅谷最終確實是行不通的，但這對于其他地域有這種想法的人來說并不一定就是壞事，因為你不一定非要按照硅谷的這種模式進行運作。高科技經濟本來就不是一個零和游戲。21世紀的全球經濟是非常廣大和復雜的，足夠在我們的地球上容納多個不同地理位置上的技術區域，并得以一起繁榮發展——這當然也包括硅谷在內了，如果前面提到的這些威脅都能夠得到足夠的重視和解決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