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擁堵是城市發展中普遍面臨的“城市病”。自1984年第一次出現嚴重擁堵后，北京交通問題逐步凸顯。本市采取了一系列加大交通供給和加強需求管理的措施，有效延緩了擁堵加劇勢頭。但交通擁堵“城市病”絕不是“疾在腠理”，而是已“深入骨髓”，總體惡化趨勢并未得到根本改變。交通擁堵問題已成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出行問題。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京考察時的重要講話，既深刻指出了“功能太多”這一問題根源，又從戰略和戰術層面開出了治理“城市病”的良方。針對交通擁堵“癥狀”和“病因”，應以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為指導，并充分借鑒世界其他城市先進經驗，加強頂層規劃設計，按照近、中、遠三個階段開展系統治理。

第一步“消腫止痛”。根治交通擁堵，絕非一日之功，但決不能坐以待斃，必須積極主動作為，確保到2015年以前基本遏制擁堵加劇勢頭，為根治手術奠定堅實基礎。一是“鎮痛”，重點加強維護疏導。通過高峰交通勤務、應急交通勤務等警務創新機制，優先保障群眾高峰時段出行及緊急就醫、求助等基本通行需求，最大限度贏得社會理解支持，努力讓群眾做到路堵、心不堵。二是“溶栓”，重點優化交通組織。依托緩堵三級會商機制，對斷頭路、瓶頸路、施工道路等城市血脈栓塞，分別采取疏堵工程改造、調整信號配時、開通潮汐車道、實施單行單停、嚴查違規施工等措施，疏通擁堵節點，暢通“毛細血管”，提升路網通行能力。三是“消炎”，重點強化嚴格執法。以生態文明和城市環境建設為契機，對電動(燃油)三輪車、貨車渣土車、機動車亂停車、自行車步道等突出“炎癥”，組織開展集中攻堅，特別是強化源頭治理，采取“禁、限、管、罰、扣、拘”等手段，帶動群眾遵法守法，實現以有序保安全、促暢通。四是“活血”，重點在加強需求管理。通過提高車輛使用稅，征收排污費、擁堵費等價格杠桿以及科學的交通預測預報，輔之削減占路停車位、提高占道停車收費標準等靜態交通管理措施，控制機動車過度使用，進一步提高交通運行效率。

第二步“刮骨療毒”。北京目前的城市結構，與“宜居”相去甚遠。面對“病入骨髓”的身軀，必須實施“刮骨療毒”，確保到2020年左右交通擁堵有效緩解。“瘦身”，突出功能疏解。對建材家居、商品批發等不屬于首都核心功能的一般性產業，盡快組織外遷，并鼓勵大型國企、高等院校、醫療機構等優勢資源建立分部、遷址辦公，帶動功能和人口向周邊省市遷移。“刮骨”，突出布局調整。在中心區劃定城市增長邊界和生態紅線，同步實施功能布局優化調整，構建“兩軸-兩帶-多中心”城市空間新格局，實現產業向郊區轉移，解決城市中心集聚問題。“通脈”，突出交通發展。以軌道交通作為突破口，加快城市交通建設，形成涵蓋點、線、面的運輸體系，并完善接駁換乘系統，推動軌道交通與地面公交、機動車、自行車緊密銜接，力爭使不同交通工具換乘距離控制在合理步行范圍內。“益腦”，突出智慧建設。充分運用電子車牌、物聯網等新技術，掌握車輛運行軌跡，同時利用首都科研院校、科技人才富集的優勢，加強交通科技創新，構建“大數據”應用體系，加強交通信息多維數據關聯分析，為居民出行提供優質高效服務。

第三步“固本培元”。治理，既要“治”，更要“理”，以政策、法律、制度等方式鞏固成效、調理生息，確保到2030年左右全面實現交通運行有序順暢。一要“固本”，即固化疏解效果。建立完善城市服務保障體系，滿足市民生產生活需要，遏制一般性產業滋生土壤。堅持“適度超前”理念，科學規劃城市布局，注重分散城市功能;提倡短時交通，鼓勵近業擇居，實現居住、就業、醫療一體化，盡量避免“職住分離”、“跨區擇校”。二要“培元”，即培養規則意識。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從幼兒園開始設立教育課程，傳播文明理念，普及法律知識，并運用道德、文化等傳統力量，在全社會形成一種信仰規則、尊重規則、敬畏規則的法治文化。三要“強心”，即強化交通立法。探索建立具有首都特色的法規體系，將交通政策、規劃、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權利義務等納入立法，并完善處罰規則，提高違法成本，促進交通建設發展。四要“健脾”，即健全管理體制。改革體制機制，實現城市交通規劃、建設、管理一體化，形成與國家首都和現代化大都市功能相匹配的管理模式。

治理交通擁堵，是推進城市管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是確保城市持續健康發展的客觀需要，是智慧與現實的較量。只有拿出勇氣、智慧和韌性，發動全社會共同參與，聚合攻堅克難的強大合力，才能早日根治交通擁堵，建成和諧宜居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