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題為《別讓華為跑了》的文章,勾起了中國百姓心中的痛。對于高房價的痛恨,對于中國制造業前景的擔憂,對于自身命運的焦慮,匯集到一起,讓那些一向對經濟不大關心的普通百姓,也參與到此消息的傳播和討論中來。
按理說,一家企業搬遷到哪里,完全是其根據自身戰略和成本作出的選擇,為什么華為和中興要搬離深圳的消息會引起如此強烈的沖擊波呢?人們憂慮的原因主要來自兩個邏輯推理:
首先,華為是中國創新能力、盈利能力最強的企業之一,如果華為都扛不住高房價帶來的成本壓力,那么其他制造業企業該怎么辦?
同時,深圳是中國環境最寬松、經濟活力最強的城市,如果這樣的城市都沒有制造業企業的容身之地,那么其他地區制造業企業的處境豈不會更加艱難?
人們所擔心的問題,正是中國經濟中最棘手的難題。拋開這個兩難問題,換一個角度考慮一下產業轉移的問題,或許可以找到解開中國制造業困局的辦法。
第一個問題是華為、中興搬遷是誰的機會?還好,華為搬遷的目的地是東莞,中興要搬到河源,畢竟都還沒有離開中國。只要華為、中興沒有搬到國外去,就說明制造業企業在中國還能找到比深圳更適合的發展空間。找到像華為、中興這樣有實力的企業,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是很多城市夢寐以求的機遇。恰恰是華為和中興的搬遷,給這些城市創造了承接產業轉移的機會。如果像華為、中興這樣的企業一直待在深圳,中國的經濟格局就會固化,甚至會出現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局面。地區間的經濟不平衡就會加劇,甚至會出現兩極分化的結果。
據深圳市官方透露,近期遷出深圳的還有超過1.5萬家企業。這些企業都會去哪里?和深圳相比,其他地區的地價和房價因素一定非常有誘惑力。華為旗下公司2015年在東莞拿下兩塊商住用地,建筑面積分別達20萬平方米和11萬平方米,其中一塊地花了7億多元,樓面每平方米均價2000多元,“在深圳,再加個零,也未必能拿到。”對于華為員工也是如此,他們如果在東莞松山湖廠區買一套同樣的住房,成本只有不到深圳的1/3。企業買得起地,員工買得起房,是企業最基本的選擇,但并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在正常情況下,深圳產業和經濟的外溢效應最先應當發生在深圳周邊,比如東莞和河源就是這樣的受益者。但情況也有例外,比如富士康就在河南鄭州、河北廊坊等多地都有布局,并且已經考慮到印度建廠。從習慣和適應環境的角度講,哪里和深圳的相似度越高,企業就更容易選擇哪里。
第二個問題是誰會成為未來的深圳?深圳是企業的樂土、企業家的樂園,深圳不僅產生了華為、萬科、平安等優勢企業,也產生了騰訊、比亞迪、大疆等新興企業。從30多年前的一個小漁村,發展到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排名第一的城市,深圳所依靠的主要是制度成本優勢。巨大的流動性是深圳有別于傳統城市的顯著特征,更多的移民、更多的年輕人,還有一個非常“弱勢”的政府,讓深圳充滿了激情、活力和夢想。下一個深圳,一定會有著和深圳同樣的創新基因、移民基因、服務型政府基因。
現代制造業是人才和知識密集型行業,只有能留住人才的地方才能留住企業。北京的一家金融機構在準備外遷時,因為遇到了一兩百名中層一起要求辭職的尷尬,只好暫時作罷。因此,除了企業所需要的物流、金融、產業集群等硬環境外,對于地方政府更大的考驗是,以有限的財力達到發達城市的公共服務水平,解決好人才在就醫、子女入學、文化娛樂等方面遇到的難題。深圳對于制造業企業吸附力下降,并不單純是由地價和房價猛漲造成的,同時也體現在大城市病和老城市病上,比如戶籍政策、限制外來人口政策等。對于那些把深圳作為樣板的城市來說,這類問題都是需要統籌考慮和謀劃的,不能重復走深圳的老路。
第三個問題是如何產生更多的深圳?深圳曾經是中國最有效率的增長極,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須有更多新的增長極。產業的梯度轉移是一種正常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企業總是要尋找那些成本更低的地區,以保持企業的競爭力。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世界經濟分工的調整,沒有發達國家制造業向外轉移,就沒有中國近30年的發展機遇。和歐美發達國家不同,中國既有著廣闊的物理空間,又有著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并且不同區域間有著足夠的級差,中國企業完全有可能像華為、中興一樣,實現在本國不同區域的布局轉移。這為新增長極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美國和中國非常不同的一點是,其大企業并沒有集中在紐約、芝加哥、洛杉磯、華盛頓等少數大城市,而是分布到不同的地區。包括英特爾、IBM、微軟、通用電氣等跨國公司,其總部都建在一些小鎮上。中國的大公司愿意在大城市里扎堆,和政府公共服務資源的過度集中、分布不均衡有著很直接的關聯效應。城市白領一方面享受著大城市一流的公共服務,另一方面也被長距離的時間成本和交通壓力搞得苦不堪言。相對而言,小城市從規劃上更容易實現職住一體化,人際關系更親密,人的幸福感也更高,所欠缺的主要是發展機遇。如果像華為、中興這樣的企業能夠把小城市作為總部,情況會有根本性的改變。可以說,企業和城市之間互為因果,既是深圳誕生了華為、中興這樣的優秀企業,也是華為、中興等一大批企業讓深圳變成了一座現代化大城市。
按照深圳官方的說法,河源作為深圳對口幫扶地區,深圳市政府以財政資金入股的方式,一手操辦了部分制造業向河源轉移的大戲。在深圳,提高工業用地容積率是一個硬指標。華為所在的龍崗區,把新型產業用地容積率的上限定為6.0。這么高的容積率,是高樓林立的CBD模樣,制造業企業無法達到這樣的容積率。制造業退出深圳,不止是制造業企業的無奈選擇,也是深圳產業升級和高度化的結果。
近些年,美國等最早剝離制造業的國家和地區已經后悔,開始反思其產業政策,千方百計地創造條件,吸引制造業向本國回流,以解決產業空心化和就業等難題。深圳會不會有后悔的一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