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只是我們日常生活產生的垃圾，還沒有把工業廢棄物和農村產生的垃圾計算在內，如果加上這兩大塊兒，這條路估計就能修到南半球去了。”記者鄰座的兩位常委私下交流，巨量的垃圾產生量讓大家瞠目結舌，“我們這個專題重在研討解決突出環境問題，垃圾的問題看似不大，細想起來可真是個十分‘突出’的問題了。”
“這些年我們也做了大量的垃圾分類推廣工作，有些省市做了很好的嘗試，比如北京部分區縣搞的‘互聯網+垃圾分類’，鼓勵大家把垃圾分類回收，賺取積分換食品和生活用品。但是總的來看，我們國家垃圾分類回收處理還剛剛是起步階段，各方面工作比較薄弱，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王會生繼續分析。
“垃圾分類推廣了很多年，但是往往都是一開始大家規規矩矩、分門別類地投放，過不了幾天，綠色的、藍色的、黑色的垃圾桶的‘配餐’就是一樣的了。”王會生認為，歸根到底是制定法律和執行法律出現了問題。“德國聯邦和各州出臺的關于環保方面的法律法規8000多部，而我們國家目前只有500多部，首先在立法上就有很大差距;而有了法律誰來執行、誰來監管、誰來懲戒，都很不明確，政府部門往往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即便是居民按照類型分別投放垃圾，后期的處理精細化程度跟不上，最后還是匯到一個大車拉走，這樣的分類就成了形式主義。”
不僅處理流程不能銜接，目前的相關法律規定也存在斷頭現象。
逐本溯源，王會生認為目前商品的過度包裝問題同樣值得重視。“一盒茶葉半斤茶，外面的包裝重3斤;一盒月餅就兩塊，拆半天才能找到月餅在哪里。這些都是產生垃圾的源頭，我呼吁盡快制定《商品包裝法》，從法律上遏制過度包裝。”
鄰座的委員這回沒小聲附和，而是直接插話了，“關鍵現在還有了越來越多的快遞和外賣，我看過我們樓下的垃圾車，里面接近一半是快遞包裝盒和外賣餐盒，這些包裝細算起來估計數字也很驚人了。”
“常委、委員們反映的問題我感同身受，垃圾分類處理的確是‘老大難’問題，40年前我去日本，當時家家戶戶的垃圾分類就已經做得很好。我們搞了20年分類，如今看仍然是一個痛點，我感覺做好這項工作如同芯片研發一樣，是一個必須攻關下來的問題。”附和回應的還有住建部的與會同志，“目前全國確定了46個重點城市開展生活垃圾分類，到2020年，要求基本建立起生活垃圾分類的體系，取得經驗推廣，國家將采取月通報、季排名等措施大力推進;同時，住建部還會同教育部等部門，開展了垃圾分類進校園活動，希望通過‘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全面提升公民的垃圾分類意識，改變亂投亂放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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