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商務部4月16日決定，禁止美國企業7年內與中國中興通訊開展任何業務。這是繼中興通訊2017年3月被處最高11.9億美元罰金之后，再次遭遇處罰。中興的生產狀態一度陷入休克，直接扼住了生命的喉嚨!
國外一個很小的隱形冠軍企業如果不供應相關材料，就可以讓中國萬億級的產業癱瘓，這是我們面臨的殘酷現實。這次的中興芯片事件，為中國科技敲了一個警鐘：用妥協來維護自己企業的發展，永遠是治標不治本。
這就讓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國電子信息產業之父，共和國四機部(電子工業部)首任部長王諍將軍60多年前，是如何力排眾議，堅持發展半導體技術，堅持對標國際先進水平，堅持軍方必須同步裝備，通過10多年的常抓不懈、嘔心瀝血，使得我國的半導體技術，緊緊跟上了國際先進水平。否則的話，我們的電子工業技術，很可能還停留在電子管的水平上。那么，王諍將軍當初是如何在西方國家一致制裁我國的情況下，在計劃經濟的大背景下，一步步抓住機遇，統一思想認識，把我國的半導體技術給搞上去的呢?
首先，是決策層面的高瞻遠矚。早在1956年，王諍就多次在領導面前談到半導體發展的問題，但是進展不大，特別是推廣應用沒有打開局面。這一方面是當時的半導體技術還不夠成熟，另一方面是，當時部隊的很多領導，因為不是專業出身，對這一領域的世界發展趨勢，把控不好。直到1962年，王諍擔任四機部首任部長之后，主管全國的電子工業，可以名正言順的主抓這個事情了。他首先在部黨組會上反復強調：半導體化，現在已經到了非定下來的時候了，不能總是議而不定，喪失時間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有人說半導體不可靠，電子管技術穩定。我們對于得失大小要權衡清楚，任何一件新事物，在開始的時候，總不會十全十美，有一個完善的過程，半導體化的機器，一開始，你也不能把很多的功能要求都壓上去，要求太多，它就出不來了。對更高一級的領導，王諍介紹美國、日本發展以半導體為代表的微電子技術之后，遠遠地把西歐各工業強國甩在了后面，我國雖然和日本在半導體技術方面有差距，但還有機會，如果我們成立全國的半導體專業委員會，舉全國之力，估計3年能走出自己的路來。這樣反復的宣講協調，中央最后終于下決心，從宏觀層面進行了決策。
其次是專業層面的目光獨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國際學術界對半導體技術分為兩派，歐美科學家認為是電子工業未來的方向，蘇聯科學家抱有懷疑態度，認為電子管的小型化是方向。因為半導體元器件初期性能不穩定，質量差，高頻、大功率器件無法形成產品。蘇聯科學家的觀點在當時中國對蘇聯“一邊倒”的情況下，是非常有影響力的。但是王諍目光獨到，他堅決反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技術上的一邊倒，對資本主義的成就熟視無睹”。他認為，沒有半導體技術的發展，就沒有電子技術的發展，就沒有計算機、紅外、激光、遙感、遙測、空間通訊、工業生產自動化等新技術的發展，這是事關富國強軍的大事，如果現在不做，不全力支持，可能要影響我們20年，甚至半個世紀，所以電子工業半導體化是唯一可行的道路。王諍強調，一定要堅決破除“思想上的懶惰保守，工作上的官僚主義”。
再次是怎么做通“關鍵少數”的思想工作。半導體技術的研究推廣，在當時，軍隊是關鍵，軍品是關鍵，而通訊兵部科技部，更是關鍵的關鍵。1963年下半年，王諍專門找通訊兵部科技部副部長李硯田談話，要求通訊部現在就要從裝備體制上定下來。李硯田認為有困難，因為近期團以下電臺半導體化，一是怕性能不穩定，經常出故障，二是怕價格太高，軍費不夠。王諍聽完后，耐心給他講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況，實踐證明，誰掌握了新技術兵器，誰就能取得軍事上的優勢。如果軍隊不去支持新技術的發展，就是自殺政策。后來，王諍又找通訊兵部科技部部長李兆吉談話，明確指出這是發展方向問題，不能馬馬虎虎，要認真對待，否則要耽誤國家大事。王諍說，野戰通訊裝備的明天必然是小型化、省電化、牢固化、積木化、標準化，而要做到這一點，半導體化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第四是怎么打開通向市場的大門。當時，我國的半導體技術，只是用來生產一些半導體收音機，而光靠收音機是養活不了工廠的，整機廠養不活，半導體器件廠就沒人訂貨，半導體材料的提煉就會下馬，這樣整個產業鏈就會惡性循環，我國的半導體技術的發展，就會半途而廢。看到這一點，王諍認為，打開通向市場的大門，就是要抓軍品。只有軍隊舍得花錢試用新技術，民品部門是講經濟效益的，在他們沒看到市場效益之前，他們很難花錢支持半導體這樣的邊緣新技術。最后，王諍做通有關領導工作，通訊兵部江文部長明確：一切按王部長的意見辦。科技部立即編擬野戰裝備實現半導體化、小型化、輕型化、省電化的裝備體制報告。全軍團以下15瓦電臺全部換成半導體電臺。
隨后，王諍親自到20多個研究所、工廠組織具體生產，僅僅一年之后，6種半導體電臺陸續定型生產。隨著部隊換裝速度的加快，整個半導體產業鏈進入良性循環，整機廠、研究所、材料廠，都開足馬力生產，產品質量逐步提高，更重要的是培養出來一大批掌握半導體技術的工程技術人才，小型化的半導體計算機研制出來了，小型化的太陽能電池研制出來了，紅外激光技術也應用到了各個領域。我國的電子技術，真正跨上了一個新臺階。在這一過程中，王諍既有工業全局的宏觀大略，又有組織生產的微觀細節，絲絲入扣，可操作性極強，令人敬佩。
第五是如何抓住機遇，一舉突破。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美制U2飛機屢屢深入我領空進行偵察，王諍將軍代表軍委負責運用電子對抗手段，和二炮部隊一起先后打下了5架飛機，其中飛機上的通信電臺，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全半導體400瓦短波單邊帶航空電臺。王諍利用這次送上門來的高科技機會，親自組織消化吸收，試制任務由南京無線電廠承擔，王諍指示：“不要死搬硬套，要結合我國實際，充分利用我國的技術成果和元器件條件;整機廠要與元器件廠、研究所相結合，實行基礎先行，以整機帶基礎，推動全行業的技術進步。”1965年2月，王諍親自趕到南京無線電廠，協調幾十家工廠、研究所攻關，他自己也吃住在工廠的招待所，現場指導、現場拍板，僅僅用了10個月時間，就試制出了國產的第一臺全半導體400瓦短波單邊帶航空電臺，重量體積比電子管電臺減少了三分之二以上，標志著我國的無線電通信技術的飛躍，大大縮短了與世界最高水平的差距。隨后幾年，王諍抓住機會，批量生產，把這一技術廣泛運用到陸海空各部隊、國民經濟各部門。后來我們南極長城站用的1.6千瓦的短波單邊帶航空電臺，與北京一直保持非常好的通訊質量，當時蘇聯的南極站站長看到我們有這樣的寶貝，第一個感覺是不相信，第二感覺是羨慕不已。要不是“文革”的爆發打斷了我國電子工業正常的進程，我們在半導體方面的技術，早就領先世界了。前幾天，日本媒體都在炒作中國半導體產品的“狼”來了，其實王諍將軍就是當年的“養狼人”，他當年在總結半導體產業成功的經驗時，著重指出：“必須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只能一盤棋，不能幾盤棋，軍民必須結合，中央地方必須結合。大中小必須結合，土洋并舉。尖端必須加速突破，常規還應加強。科研、生產必須結合。”
國防科工委的老同志回顧當時的情景曾說過：飲水思源，如果沒有王諍同志在1963年這一具有遠見的戰略決策，若不是他極力促進這一新生事物的發展，那么我們在這一領域的落后，將不是10年、20年。若是在那樣的情況下再起步追趕，其難度之高，代價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回望這次”中興芯片事件“，正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所伏。美國禁售芯片給中興，雖然給了中興通訊以致命打擊，但國內普遍認為這實際上可能是中國發展自己產業的一個很好的機會。就像劉強東在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上發表的看法：“中興事件給整個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家和IT行業的所有企業家重重打了一個耳光。希望這個耳光能把整個中國企業都打醒，認識到如果我們不能掌握自己核心的知識產權的話，那么命運終究是攥在別人手里。”60多年前，王諍將軍他們老一輩的創業人能夠在那樣艱難困苦的條件下，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今天，我們新時代的“芯片人”，是不是應該從中得到一些啟發教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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