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0日凌晨,國家發改委針對高通公司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實施排除、限制競爭的壟斷行為做出處罰決定,按照2013年度我國市場銷售額的8%處以罰款60.88億元(9.75億美元),并責令高通公司停止相關違法行為。高通宣布將不就發改委的行政處罰決定提起復議或起訴,還將對其中國市場的運營政策進行修改。據悉,此前發改委與高通公司先后溝通28次,處罰決定是雙方都能認可的結果。這也意味著國家發改委對高通公司為為期14個月的發壟斷調查終于落下帷幕。
結果一經公布,立即引起各界關注。有媒體分析,處罰決定公布后高通的核心商業模式將不得不發生變化;也有產業界人士指出,高通在華運營政策的調整將大大利好于中國的智能手機和芯片制造產業。結論果真如此么?
在詳細閱讀了發改委發布的高通一攬子整改措施和高通公司披露的有關情況后,我認為高通在華運營政策確有改變,但不足以撼動其核心的商業模式,這也是高通接受處罰意見的重要原因;相關調整確實會對國內智能手機和芯片制造產業產生影響,但方向和程度還有待觀察,最終不會是皆大歡喜而是幾家歡喜幾家愁。
也許您對上述結論存有質疑,那就讓我們分步驟看看高通公司過去是怎樣賺錢的、哪些行為受到反壟斷法上的批評、整改措施改變了哪些行為、高通公司以后怎樣賺錢、產業界會有啥連鎖反應。
高通公司過去是怎樣賺錢的?
高通是二十多年來運營最成功的一家美國技術公司,靠無線通信技術起家,曾經對CDMA技術標準貢獻巨大,擁有大量2G、3G、4G標準必要專利和非標準必要專利以及雄厚的研發實力和技術儲備,至今在全球通信產業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綜觀高通的歷史和現實,我覺得可以用“兩個板塊,三個角色”來概括它的業務構成和產業地位。也正是這種相輔相成的業務構成和不可或缺的產業地位,寫就了它財源滾滾的生意經。其中,“兩個板塊”是專利許可業務和基帶芯片設計制造業務;“三個角色”是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者、中高端基帶芯片提供者、產業專利秩序安排者。
高通擁有大量的無線通信技術標準必要專利,任何設備商按照標準生產手機等無線通信設備都無法規避這些專利,高通作為專利權人當然就可以收取許可費。但在全球范圍內收取專利費有兩個難題:第一是收費的手段,訴訟固然可以作為一種手段,但過于激烈、周期長、成本高、不確定性強,加之各國法律環境各異,取得訴前禁令的難度也越來越大,顯然不是一種最優的選擇;第二是出貨量難以統計,許可收費沒有參考基礎。
為了解決這兩個難題,高通公司利用強大的技術實力創立了自己的基帶芯片設計和制造業務,并且迅速壟斷了高端基帶芯片市場,在中低端基帶芯片市場上占據了半壁江山。市場研究機構StrategyAnalytics的數據顯示,2014年第一季度高通、聯發科與展訊在手機基帶芯片的市場份額分別為66%、15%與5%,分列前三名,而聯發科和展訊的產品主要是中低端基帶芯片。壟斷了基帶芯片市場,高通公司便找到了許可收費的有效手段和計數方式。設備商如果不能跟高通達成專利許可協議,高通便不向其供應基帶芯片,設備商也就生產不了中高端手機。同時,高通的基帶芯片出貨量也將成為專利許可收費計數的重要參考依據。在許可上,高通的做法是將標準必要專利和其他專利打包一起許可給設備商,許可費用按手機整機價格的一定比例收取。
簡言之,高通將基帶芯片業務和專利許可業務相捆綁,利用基帶芯片市場的支配地位找到了收取專利許可費的捷徑。在兩大業務板塊中,基帶芯片業務主要是作為專利許可業務的后盾而存在的。高通2013年財報顯示,許可業務收入與基帶芯片業務收入比例大約是1:2,但貢獻的稅前利潤比例將近9:1。這便是高通公司的兩大業務板塊和前兩種產業角色。
兩個模塊的配合并不是單向的,設備商愿意購買高通的基帶芯片除了考慮到基帶芯片功能優、質量好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可以避免其他設備商的專利權追訴。高通盡管有大量的標準必要專利,但并不擁有全部的標準必要專利,從以往的情況看其他標準必要專利主要分布在不同的設備商手中。也就是說,一個設備商向高通繳納了許可費之后,還可能面臨被其他專利權人主張權利。為了應對這種情況,高通在許可合同中設置了“免費反向許可”條款,要求設備商A繳費獲取高通專利許可的同時,必須將自己的專利免費反向許可給高通。設備商B購買了高通的基帶芯片后,按照“權利用盡”原則,設備商A便無法再就其專利向設備商B主張權利。于是,買了高通的基帶芯片便解決了所有的專利問題,等于花錢買了平安,這反過來又促進了高通基帶芯片的銷售,而能買到高通基帶芯片的前提是繳納許可費并提供免費反向許可。由此,高通又獲得了第三個角色——產業專利秩序的安排者。
這項生意便在閉合的鏈條中延續下去,循環往復、生生不息、財源滾滾。
哪些行為受到反壟斷法上的批評?
近年來,日本、韓國、歐盟相繼對高通展開過反壟斷調查,韓國還對高通公司做出了處罰決定,高通不服處罰決定提起訴訟,目前案件還沒獲得最終裁決。除政府調查外,產業界對高通在專利許可上的做法也多有批評。綜合來看,各界認為高通可能違反反壟斷法的行為主要包括以下幾個癥結:
第一,在價格上專利許可費過高。具體包括以下幾方面的批評:一是將標準必要專利與非標準必要專利捆綁進行許可,以整機價格作為計價基數;二是既銷售基帶芯片又按整機價格(已包含基帶芯片價格)為基數收取專利許可費,存在重復收費嫌疑;三是許可計費方式復雜,包括門檻費和累計收費,有按國別復合費率和單一費率兩種方式,綜合許可費率過高;四是將部分過期專利也計入收費范圍。
第二,免費反向授權條款濫用權利、顯失公平。要求被許可人免費將專利反向許可給高通而拒絕抵扣任何費用的做法,等于剝奪了被許可人的專利價值,使得擁有不同數量專利的被許可人處于弱勢的不公平地位,屬于權利濫用。高通的做法也使得大量專利權人無法向實施者主張權利獲取利益,否定了他人從事創新的價值。
第三,許可條件和費率差異涉嫌違反“公平、合理、無歧視”原則。在韓國,有人舉報高通對于是否使用其基帶芯片的設備商進行專利許可上的差別定價(使用高通基帶芯片的,收5;反之,收5.75%),高通則強調這恰恰說明自己基帶芯片內的專利不存在重復計費問題。還有人指控高通對于不同基帶芯片采購量的廠商給予了不同的專利許可費率上的有條件折扣,高通則答辯稱根據采購量的折扣折讓是正當商業行為。又有人指控高通不向部分其他芯片設備商提供標準必要專利許可,以便提升芯片銷量和專利許可收入(按整機價格為基數計算,許可收入會增加)。
第四,高通濫用基帶芯片市場支配地位,強行要求設備商接受不合理條件達成專利許可,是捆綁銷售行為;同時,在基帶芯片領域和專利許可領域之間存在交叉補貼。
本次國家發改委的反壟斷調查指出,經調查取證和分析論證,高通公司在CDMA、WCDMA、LTE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許可市場和基帶芯片市場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實施了以下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
一是收取不公平的高價專利許可費。高通公司對我國企業進行專利許可時拒絕提供專利清單,過期專利一直包含在專利組合中并收取許可費。同時,高通公司要求我國被許可人將持有的相關專利向其進行免費反向許可,拒絕在許可費中抵扣反向許可的專利價值或提供其他對價。此外,對于曾被迫接受非標準必要專利一攬子許可的我國被許可人,高通公司在堅持較高許可費率的同時,按整機批發凈售價收取專利許可費。這些因素的結合導致許可費過高。
二是沒有正當理由搭售非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許可。在專利許可中,高通公司不將性質不同的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與非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進行區分并分別對外許可,而是利用在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許可市場的支配地位,沒有正當理由將非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許可進行搭售,我國部分被許可人被迫從高通公司獲得非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許可。
三是在基帶芯片銷售中附加不合理條件。高通公司將簽訂和不挑戰專利許可協議作為我國被許可人獲得其基帶芯片供應的條件。如果潛在被許可人未簽訂包含了以上不合理條款的專利許可協議,或者被許可人就專利許可協議產生爭議并提起訴訟,高通公司均拒絕供應基帶芯片。由于高通公司在基帶芯片市場具有市場支配地位,我國被許可人對其基帶芯片高度依賴,高通公司在基帶芯片銷售時附加不合理條件,使我國被許可人被迫接受不公平、不合理的專利許可條件。
整改措施改變了哪些行為?
國家發改委提到,高通公司主動提出了一攬子整改措施,滿足了發改委的決定和整改的要求。高通公司也在第一時間公布了其與發改委達成一致的、在中國市場的運營政策調整方案。下面就讓我們結合雙方的表態,看看這些整改措施對高通的運營行為有哪些改變。
首先,發改委強調,這些整改措施是針對高通對某些無線標準必要專利的許可;高通公司進一步指出了“某些”的范圍只適用于3G和4G標準的要約。
其次,發改委強調,高通對為在我國境內使用而銷售的手機,按整機批發凈售價的65%收取專利許可費;向我國被許可人進行專利許可時,將提供專利清單,不得對過期專利收取許可費;在進行無線標準必要專利許可時,不得沒有正當理由搭售非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許可。
高通公司確認了上述內容,進一步說明將獨立提供涉及3G和4G技術的中國標準必要專利許可,對于使用高通3G和4G標準必要專利在中國銷售的產品,高通將對3G設備收取5%的許可費(含3G/4G混合設備),對4G設備收取3.5%的許可費(包括3-modeLTE-TDD設備),許可費計算的基數為設備銷售額的65%。高通公司還提出,從2015年1月1日起,將允許已經簽訂許可協議的被許可方選擇是否對其中國產品的銷售適用新的條款。
有心的讀者可能注意到,上面列出的計費基數、專利清單和專利捆綁問題,分別是整改措施的第(1)(2)(4)項,之所以跳過第(3)項的免費反向許可問題而在此并列,是因為它們都是許可計費規則,放到一起相互印證才能看出許可費是否變化以及有多大變化。
簡單說,許可費是許可計費基數和許可費率的乘積。許可費只受這兩個變量影響,任何一個變量發生變化,許可費都會發生變化。在給定這兩個變量的情況下,是否將專利捆綁許可、專利清單的范圍都只是一種宣誓性的表態,都不會影響許可費的金額,而僅具有導向意義。
根據整改意見,高通的許可計費基數調整為整機批發價格的65%,但高通強調自己按照整體收入計算的計費方式沒有改變,在整體收入的基數上打了一個六五折,沒有實現按照模塊——特別是基帶芯片——收費,并且這只是在中國市場的一種要約。許可費率上,此前高通對3G的許可費率大約在5-6%,此次承諾的費率是5%,幾乎沒有變化;高通在4G上持有的標準必要專利比例要低于3G,此次承諾的費率也低于3G,是3.5%,基本與其比例相適應,而接受調查期間高通宣布“暫不”收取專利費的3模TD-LTE芯片,此次也按照3.5%的比例開始征收。在按整體收入計費方式未變、許可費率沒變、計費基數打六五折的情況下,高通在中國市場的專利許可費可能會降低35%左右。
必須注意的是,高通強調被許可人獲得中國市場內六五折基數計費的方式只是一種要約,被許可人可以選擇是否采用。如果采用了這種要約,意味著在海外市場將需要和高通單獨簽訂專利許可協議,海外的計費基數依然是整機價格的100%,計算方式和費率需要和高通另行協商確定,并不一定是3G、4G分別計價,費率也不一定與國內相同。目前,很多設備商與高通簽訂的是全球一攬子專利許可,在全球范圍內確定一個統一的費率,按照整機售價為基數進行計費,在專利范圍上有將2G、3G、4G捆綁的,也有捆綁后設置綜合費率的。其實在2G時代,中國企業就曾經與高通達成過國別差異費率的專利許可,約定在中國大陸的許可費率是2.5%左右,出口到海外的許可費率是7%左右,而當時高通在全球的統一費率是5%。那時中國企業向境外出口手機的量非常小,使用這種計費方式是合算的,后來隨著手機出口量日益增大,這種計費方式逐漸被全球統一費率所取代。那么,如果設備商在中國市場與高通簽訂了六五折整機價格基數計費的許可協議,也不排除將來要在海外的許可談判中承擔更高的費率。
簡言之,高通在中國市場的許可政策調整只是給被許可人提供了一個選項,可以選擇中國市場六五折整機價格基數計費、海外市場另行協商的方式,也可以維持目前按照整機價格基數計費的全球統一費率許可方式。這需要被許可人結合手機銷量境內外分布、海外專利許可費率風險評估等因素綜合確定。改變并不必然發生,但被許可人畢竟多了一種選擇。
第三,發改委強調,高通不再要求我國被許可人將專利進行免費反向許可。這并不意味著高通放棄了爭取反向許可的做法,而只是放棄了免費反向許可。高通表示,在許可談判過程中如果向被許可人要求中國市場的交叉許可,將基于誠實信用和公平原則與被許可人進行交涉。換言之,高通并沒有放棄通過爭取反向許可成為產業專利秩序安排者的努力。
但我們必須看到,高通的反向許可條款在安定產業界專利秩序上的作用本身也在降低。反向許可條款是一種交叉許可,前提是專利權人是設備商、需要使用高通的標準必要專利,才會和高通簽署交叉許可協議。目前,大量擁有專利的諾基亞、愛立信等公司都已經不再生產手機,不需要使用高通的標準必要專利,也就不會和高通達成交叉許可,其持有的標準必要專利就可以向設備商收取費用。愛立信和小米在印度的訴訟就是因此而產生的,面對這種局面,使用了高通的芯片也沒轍,反向許可也無能為力了。
最后,發改委強調,高通銷售基帶芯片時不再要求我國被許可人簽訂包含不合理條件的許可協議,不將“不挑戰專利許可協議”作為向我國被許可人供應基帶芯片的條件。高通也表示,將不再要求基帶芯片用戶簽訂含有發改委認定的不合理條款的許可協議,也不再要求基帶芯片用戶不得對不合理條款提出異議。
同時,高通進一步強調,這并不意味著高通必須向包括非被許可方在內的所有用戶銷售基帶芯片,同時該條也不適用于以下情形:基帶芯片用戶拒絕根據專利許可合同的要求向高通報告被許可設備的銷售額。
也就是說,高通只是改變了強迫基帶芯片用戶接受發改委認為不合理的許可協議條款(比如交叉補貼,對芯片采購量大的用戶給予專利許可費率上的折扣)和禁止提出異議的做法,并沒有改變將達成專利許可協議作為向其供應基帶芯片的前提的做法,并繼續要求被許可方報告被許可設備銷售額,同時將基帶芯片出貨量作為參考依據。這項措施的實際影響多大,還有待對許可合同條款細節變化的進一步觀察。
綜上所述,整改措施使得高通在中國的運營政策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對中國手機和芯片產業將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突出表現在:對3G、4G標準必要專利分別計費,按照不同費率獨立進行許可;設備商增加了在中國境內按照整機價格六五折計費的選擇權,是否選擇這一要約取決于企業的銷售狀況和對海外許可談判形勢的評估;否定了免費反向許可的做法,“公平、合理、無歧視”原則成為反向許可的原則,被許可人的專利價值和創新工作得到肯定,但反向許可在業界的作用正在降低,專利實力弱的企業依靠購買高通芯片而在專利領域一勞永逸的局面恐怕將一去不復返;基帶芯片用戶在簽署專利許可協議時可以提出異議,并拒絕接受發改委認定的不合理條款,但需要爭取專利許可才能獲得芯片供應的局面并未改變。
高通公司以后怎樣賺錢?
其實通過上面的分析,整改決定雖然讓高通公司的“生意經”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在兩大業務板塊、三種產業角色以及讓彼此連接的關鍵環節和主要方式上并沒有發生傷筋動骨的變化。從直接效果看,高通公司以前怎么賺錢,以后還是怎么賺錢。不過即便如此,本次事件對高通公司商業前景的影響依然不能小覷,應當從短期具體后果和長期趨勢影響兩個方面加以分析。
一方面,在短期具體后果上對高通公司影響有限。高通公司按整體收入計費的方式在中國沒有發生變化,只是在整機價格上打了一個六五折,并沒有實現它最害怕的按模塊計費;專利許可費率也沒有明顯變化;計費方式的變更只是一種要約,經過評估后未必會被所有設備商所選擇。除了中國市場的許可收入將產生35%左右的降幅以外,高通擔心的災難性后果并沒有發生。免費反向許可被否定,但反向許可依然可以在“公平、合理、無歧視”的原則下開展,高通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起到安定產業專利秩序的作用?;鶐酒c專利許可捆綁的做法并沒有發生顛覆性變化,對交叉補貼等不合理條款的修改只是局部的。從總體上看,高通在中國的業務收入并不會受到實質影響。如果考慮到中國通信市場規模的擴大和之前始終沒有解決的4G專利許可問題,高通在中國的業務收入甚至有可能進一步增長。
另一方面,從長期趨勢影響上高通正面臨來自全世界的反壟斷監管壓力,中國的反壟斷執法成果將對其他國家的反壟斷執法產生影響。高通表態性地承諾了不將標準必要專利和非標準必要專利捆綁銷售,同意給出專利清單,這些看似對具體結果沒有實質影響的措施,其實說明了反壟斷執法的發展趨勢。在專利范圍上反對“捆綁銷售”的做法,未來可能動搖將整體收入(無論是否打折)作為計費基數的法理基礎。而這一做法如果進一步推廣,就可能否定芯片與專利許可之間的捆綁銷售,那便會傷及高通專利許可收費得以實現的根基。而基于“公平、合理、無歧視”原則,基于保護市場競爭、促進技術創新和發展、保護消費者利益的反壟斷法精神,諸如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濫用訴前禁令、交叉補貼等壟斷行為,將在各國受到更多地關注和限制。
當前,高通的生意經已經收到來自各國產業界和監管層越來越多的抵制和反彈。IEEE(美國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學會)剛剛調整了知識產權政策,削弱專利持有者對技術標準的影響,對其利益構成沖擊。按照新政策,“標準必要專利”必須要以“公平、合理、無歧視”的方式授權給其他企業使用;許可費應當按照“最小可售單位”收取,IEEE建議以相關芯片的價格為基礎收??;不鼓勵專利持有者通過申請法院禁令向相關廠商支付專利費施壓。包括英特爾、蘋果和微軟在內的眾多公司一直在施壓IEEE調整章程,努力推動專利變革,以確保5G技術走上不同于3G和4G標準的道路,高通不會形成專利霸主地位,進而降低專利許可費。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司法部也不顧高通的反對,表態支持IEEE的這項政策調整提案。這反映了各國監管機構對高通壟斷問題的關注和態度的趨同。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IEEE知識產權政策中的變化才是高通的軟肋,一旦被其他標準化組織廣泛接受,高通將面臨致命的威脅。
產業屆會有啥連鎖反應?
透過上面的分析,我們也不難看出手機和芯片制造等產業界將發生的一連串變化。這種變化是在不同的方面和方向上發生的,各自的影響很多能相互抵消,最終的程度和效果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一是手機廠商向高通繳納的專利許可費支出可能會出現下降,下降幅度不會超過35%。這并不是必然發生的,不同的廠商可能根據自身情況和海外專利談判前景作出選擇。針對高通的許可費下降,不一定帶來整體的許可費成本的下降。即便許可費成本整體下降,也不一定會影響到手機的市場零售價格。手機零售價格歸根到底是供求關系決定的。
二是免費反向許可被否、反向許可條款作用下降,有可能導致手機專利秩序重構,終端廠商“幾家歡喜幾家愁”。對華為、中興、聯想等持有大量專利的企業是重大利好。他們可以在跟高通的交叉許可中獲得更大的折扣,從而使創新工作的價值顯性化、貨幣化,進一步刺激企業的研發動力。對小米等專利實力暫時較為弱小的廠商則是利空,他們將失去遮風擋雨的專利大樹。專利強者們會評估自身專利是跟高通交叉許可獲得的折扣多,還是直接向其他廠商收費獲得利益多,不排除拒絕與高通交叉許可的專利強者向國內其他手機廠家收專利費的情況。那樣,反而有可能在高通專利許可費下降的情況下,出現整體專利許可成本上升的情況。弱小者在專利許可成本重壓下,有一部分將被市場淘汰,幸存者會奮發圖強,通過收購、研發等手段不斷強化自己的專利實力。今后兩三年,手機行業以專利為目標的并購也許會明顯增多。從總體上,中國手機廠商的專利實力在未來幾年內會有持續性的增長。
三是部分基帶芯片制造企業無法獲得高通標準必要專利授權的局面也許有所變化。如果該條款被發改委認定為不合理的,那么高通將不得不按照“公平、合理、無歧視”的原則向其提供許可。果真如此,高通便會失去通過基帶芯片中的標準必要專利而捆綁非標準必要專利的機會,從而動搖按整體收入為技術的計費模式,進而對手機產業鏈的專利成本產生深遠影響。
四是產業鏈各方的市場主體參與和圍觀了一場反壟斷執法,反壟斷法的精神和知識走進公眾視野。無論是最初的舉報者、調查中的配合者,還是圍觀的產業界、媒體和社會公眾,都接受了一次反壟斷執法的教育。長出牙齒后,反壟斷法在市場經濟中的基石作用和競爭工具價值得到進一步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