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擬運營商移動通信轉售業務試點將在2015年年底結束，經過將近2年的發展，擁有不同行業背景的42家獲得牌照的虛擬運營商處于集體虧損狀態，牌照的正式發放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為了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一步進入電信業，充分發揮民間資本靈活、創新的優勢，2013年，工信部發布《移動通信轉售業務試點方案》，并開展移動通信轉售業務試點。
2013年12月, 工信部發放了第一批移動轉售通信業務試點批文，我國移動轉售業務正式落地。
公開消息顯示，截至2015年8月30日，虛擬運營商總用戶約1123萬，而在今年5月底，虛擬運營商用戶數量突破600萬。短短3個月，虛擬運營商用戶數幾乎翻倍，虛擬運營商業務發展進入了快車道。
不過，垃圾短信治理問題、實名制、批零倒掛、碼號資源短缺、ARPU（每用戶平均收入）值偏低、商業模式不清晰等困擾虛擬運營商的問題似乎并沒有太大改觀。
垃圾短信治理到底誰是主角？
9月29日，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就170號段垃圾短信息治理問題，約談了遠特通信、貴州朗瑪、北京國美、深圳愛施德、天音通信、蘇寧云商、分享通信7家虛擬運營商負責人。通信世界網總編輯劉啟誠表示，1000多萬的虛擬運營商用戶中有三分之二的170卡是用來發垃圾短信的。
說到治理垃圾短信，記者采訪虛擬運營商業內人士李濤（化名）了解到，垃圾短信治理基本上包括兩種情況：“一是監控短信內容，這個虛擬運營商沒有；二是根據短信發送行為進行管控，最好是發短信的行為實時管控，虛擬運營商拿到短信話單都是短信行為半個小時以后了，時效性太差，半個小時能夠發出去幾千條上萬條短信，識別出來再治理也是事后了。”
“虛擬運營商只是做用戶，基礎網絡還是基礎運營商負責的，主要還得靠基礎運營商來治理垃圾短信。” 李濤表示。
也就是說，雖然垃圾短信的源頭在虛擬運營商處，但監控還是得靠運營商。不過，“就算基礎運營商集團承認這個問題，垃圾短信管控在各省。”李濤講到，“省里覺得170的號碼不是自己的用戶，甚至數據都不配置，也就很自然地被漏過去了。”
手機實名制要付出的成本有多大？
為嚴厲打擊垃圾短信和手機犯罪，工信部出臺兩項管理新規，《電話用戶真實身份信息登記規定》與《電信和互聯網用戶個人信息保護規定》。規定要求9月1日起，國內用戶在辦理固定電話、移動電話、無線上網卡開戶時必須進行實名登記，這其中包括從報刊亭等社會渠道購買的手機卡也需要實名登記。
騰訊安全云庫的黑號統計分析顯示，170號段中惡意電話占比達8.6%，其中1705號段在抽取的1000條短信中的惡意短信占比高達99.2%。根據“天下無賊”反信息詐騙聯盟的分析，9月1日手機實名制實施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1705號段竟然下降了近25萬個號碼（未實名之前是535396個號碼）。
據了解，騙子之所以選擇170卡進行詐騙主要原因是170號碼資費較低（即ARPU值偏低）。虛擬運營商由于自身盈利能力較弱，短期內難以實現盈利，為了搶占市場，現階段的首要目標是把用戶規模發展上來。但是，限制于利潤空間和盈利模式，出現渠道養卡和違規辦理情況，以至于非實名卡泛濫。
今年初，工信部的暗訪調查曝光，抽查蝸牛移動在浙江地區實體店和網廳各兩家，其中實體店違規率為50%，線上違規率為100%。
據了解，虛擬運營商想要做到手機實名制，其實需要付出的成本是非常大的。于是，對于本來就虧損的虛擬運營商來說主動去規范手機實名制顯然不太現實。
比如，要想做到手機實名制，第一種選擇是要求物流驗證本人簽收，回收身份證復印件。“但是虛擬運營商對于外部物流的控制力度有限，要求必須有自由的物流渠道又不現實。”李濤講到。第二種選擇是自己發展營業廳，更不現實。第三種選擇是對代理商提要求，必須有驗證實名制的身份證讀卡器。但是有身份證讀卡器的代理商收的提成比較高。
投入過大使得虛擬運營商在手機實名制方面很難規范。“虛擬運營商沒有利潤空間可以做這些事，經濟負擔比較重。任何一種方式都會加重虛擬運營商的負擔……”李濤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
事實上，業內專業人士認為，即便是實名制后，由于虛擬運營商ARPU值偏低，渠道養卡的現象也是很難避免的。
虛擬運營商一窩蜂跳坑？
在調查采訪幾家不同模式的虛擬運營商過程中，記者了解到，目前虛擬運營商都沒有實現盈利。一份調查也顯示，虛擬運營商一致認為，轉售業務是一個需要持續投入的業務，大部分虛擬運營商期望在三年左右達到收支平衡。
事實上，移動轉售的門檻非常高，不是誰都能玩得起的。首先，虛擬運營商前期在IT系統建設、人員、營銷、管理等方面的投入都是動輒幾千萬元的級別。除了投入大之外，“ARPU值不高，與運營商之間還存在一個費用結算的問題，也是使虛擬運營商一直處于虧損狀態的原因。”劉啟誠對記者說。
某虛擬運營商高管講，“虛擬運營商相當于創業，相當于從0到1 的過程。這個0相當于從零開始組建一個團隊，從零開始進行產品的設計、規劃，從零開始進行整個IT系統以及流程的建設，每一步都很難。而外部的難則來自于與運營商不平等的商業關系，比如批零倒掛現象。”
上述虛擬運營商高管表示：“移動轉售的游戲規則由運營商、國家來設定，虛擬運營商是被動接受者，這是一個不平等的條款。并不是一個市場化的環境。”
為什么是一個不平等的條款，大家還愿意去接受？該虛擬運營商高管表示：“中國的民營企業從改革開放初，都是從夾縫中生長起來的，任何一個領域的開放，開放之初從來都不是公平的，從來都是帶了很多限制、歧視、不公平的條款等。但是民營企業愿意接受這樣一個機會，是因為民營企業相信中國的改革開放一定會向縱深發展下去，所以它愿意在這個點卡位，它期待未來會朝著市場化、公平、透明的一個環境去演進。如果真的演進到那一步，就證明現在的卡位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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