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FDD為何猶抱琵琶半遮面？
工信部今日宣布，正式向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發放“LTE/第四代數字蜂窩移動通信業務(LTE FDD)”經營許可。
這張牌照的發布，很快引爆了積蓄已久的情愫。在急于知道這張牌照到底會給參與者帶來如何影響之前，更需深挖一下這張牌照為何如此難產？
3G時代，聯通電信對移動發動強勁攻勢：聯通以“C+W+186”戰略對移動的高端商務用戶（代表案例就是iPhone的“圈地運動”）、電信利用其在政企市場的優勢進行挖角。因為網絡和終端的問題，這種高舉高打的攻擊讓移動十分難受和被動，甚至移動的內部員工都在懷疑公司所堅持的“國家使命”會把公司推向何處。
場景轉換到當下，2014年，從年頭喊到年尾，FDD牌照硬是只憋出了個屁，移動在自己的4G 專場徹底撒了歡。中國移動2014年全球合作伙伴大會上，中國移動的統帥傲嬌地拋出自己的成績單：建成70萬個4G基站，占全球TDD 4G基站的80%。至2015年年初，移動亮出閃閃金牙：4G用戶數突破1億。而那廂是，電信的用戶流失蔓延到移動終端，上半年累積流失534萬移動用戶，聯通建立起來的3G優勢也已消耗殆盡，多個月份用戶發展數量創新低。
路線之爭，FDD牌照注定難產
3G和4G時代將通信標準對運營商生存狀況起決定性意義的問題推至水面，而國內運行商發展環境的大轉換，背后的邏輯是通信標準的國家戰略爭奪。
第一代移動通信，發端于美國1990年代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最早由AT&T和摩托羅拉公司開發，基本標準也是美國所標定，美國因此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摩托羅拉、朗訊等通信設備制造商成為彼時全球最頂級的通信公司。
第二代移動通信發展初期，日本、歐洲等開始發力，希望擺脫美國對通信標準壟斷控制的同時，樹立自己的標準占領本國市場，并向全世界推進以取得更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美國開發了CDMA,日本樹立自己的PHS標準（也就是俗稱的“小靈通”），歐洲成立了GSM協會，通過行政力量，整個歐洲范圍不允許使用GSM外的任何其它技術標準。加上對中國市場的攻克和所建起的全世界兩張最大的GSM網絡，GSM成為全球的主流標準，愛立信、諾基亞、西門子等歐洲通信企業迅速崛起。
第三代移動標準開始征集時， PHS技術未被廣泛采納，日本基本被甩出通信標準制定陣營，臺面上只剩下美國和歐洲兩強爭斗。美國選擇支持中國TD-SCDMA標準，既契合了中國急于施展自己通信標準的抱負，在獲得中國對美國CDMA2000標準的支持的同時，更實現了對歐洲標準的戰略打擊。另一方面，囿于移動通信產業的積累不夠和長期在通信標準領域的話語弱勢，由大唐電信從西門子購買的TD-SCDMA標準因為技術上的劣勢（TD的下載速度峰值不到200K且延遲時間較長，而WCDMA很早就超過700K），所以并未獲得國際上的多大支持，也就是說，不用太擔心TD-SCDMA會像日本標準那樣侵占國際通信市場的蛋糕。如此，最初確立了全球的三大3G標準：美國的CDMA2000、以GSM延續的歐洲WCDMA標準、中國的TD-SCDMA標準。日本進入WCDMA陣營，三星帝國就發軔于強勢參與到CDMA2000陣營。
還有個不可忽視的橋段是，在美國，高通獲得克林頓時代的民主黨政府支持，基于2G時代Cdma的Cdma2000順勢成為3G標準。而等到小布什的共和黨政府上臺，憑借與共和黨的深厚關系，英特爾領頭推動的WiMAX技術獲得美國政府的強勢推動，甚至在3G標準征集已過去9年的2007年，WiMAX竟成為全球第四個3G標準。但實際上，WiMAX無法滿足高速(≥50km/h)下的網絡無縫鏈接，移動性有著先天的缺陷，加上面臨的產業鏈不完善的境況，最后WiMAX商用以徹底失敗而結束。
而國內吵得沸沸揚揚的FDD和TDD又是怎么回事？
FDD和TDD是獲2012年ITU審議通過的LTE-A這一國際4G標準的兩個分支，一般用FDD-LTE和TD-LTE來區別兩種不同的系統模式，其技術差別在于：FDD在分離的兩個對稱頻率信道上進行接收和發送，依靠成對的頻率來區分上下行鏈路，稱為頻分雙工；而TDD則是采用單個信道，只是把信息的發送和接收的時間間隔開來，稱為時分雙工。TDD-LTE脫胎于TD-SCDMA，屬時分雙工，而WCDMA可平滑升級至FDD-LTE，都是頻分雙工。
雖然全球接近350張LTE商用網絡中絕大部分是FDD-LTE，但這絲毫掩蓋不了中國羽翼漸豐的國產通信標準。積累了3G時代的研發能力和失敗經驗，如華為、中興等漸次晉升為全球領先的設備制造商，加上屬于LTE技術的同宗，中國移動還聯合起包括印度Bharti、日本軟銀、歐洲Vodafone、美國Clearwrie等在內的運營商發起“全球TD-LTE發展倡議（Global TD-LTE Initiative，簡稱GTI）”，4G時代終于不再是閉門獨唱，全球市場更加認可：全球已有42個商用4G網絡選擇TDD-LTE標準。
路線之爭，FDD牌照注定難產。移動在3G時代的窘狀是擔當配合國家通信標準發展戰略的結果，換做聯通或電信估計都難于存活到新一代通信標準到來之時，而且國家通信標準顯然無法獲得如此強勁的動力。如今4G牌照的窗口期，實際上更應該歸為國有通信標準發展的紅利。
反過來，棄用FDD倒也不現實。移動4G用戶的加速增加，以時間換取TD-LTE發展空間的戰略開始奏效，用戶逐漸接受移動從3G時代元氣中傷里恢復過來，國有通信標準發展也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并獲得一定的加速度。
而若說工信部是有意偏袒移動，倒也看不住這種必要。科學的fan看來，FDD牌照的遲發可能有兩個考慮：
1.對移動給國有通信標準發展貢獻的一定“獎賞”，但也僅限于恢復移動用戶的信心，推動移動網內用戶向4G平滑遷移，并無對聯通電信用戶的強制轉移之意。3G時代，TD幾乎沒有可用的3G終端，更勿論如iPhone之類彼時的頂級智能終端，傳統移動用戶的體驗被作為國有通訊標準發展的“必要的痛”，包括移動員工在內的輿論對移動的信心大打折扣，此舉創造TDD窗口期更像是為收復對移動喪失的那些信心。
2.最重要的是，FDD在全球范圍內依然保持強勢，加上那個老生常談的專利對通信產業鏈的意義問題，過早開放FDD的背后，是國家通信標準發展和產業鏈的基礎侵蝕，這顯然不符合國家利益的需要。
正是這兩個考慮，我們看到的是，工信部對聯通電信曖昧的溫柔：分配給FDD有限的頻譜資源，批復給聯通電信更多的TD-LTE/LTE FDD混合組網試點。從這個角度來說，FDD牌照的下發對聯通電信縱然是重大利好，FDD也因頻譜分配歷史而占據主導地位和更好的抗干擾性能，但更高昂的基站設備成本、更依賴于越來越緊張的頻譜資源，后發的聯通電信像3G時代依靠牌照的逆襲毫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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