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聽證會略顯“雞肋”的交鋒，看上去似乎Libra并不會掀起太大的波瀾，這可能也體現出數字貨幣作為一種創新現象，監管者本身仍然欠缺與之相適應的監管知識和能力。接下來的問題便是，Libra究竟帶來了何種創新性變革？其對各方的真正挑戰又是什么？事實上，兩場聽證會并非沒有針對Libra提出關鍵問題。美國懷俄明州區塊鏈聯盟聯合創始人Caitlin Long在遞交給聽證會的專家證詞中，提出了Libra潛藏的隱私風險以及對于現行銀行體系的沖擊這兩方面影響，則可能掀開了Libra面紗的一角。
一方面，Libra的隱私風險不僅僅意味著包括Facebook在內的私有公司可能掌握更多用戶數據（基于平臺業態而非Libra本身），同樣也意味著政府有可能要求公司分享數據而出現更為普遍的數據監控。后者對于掌握技術和業態優勢的發達國家而言，更是如此。另一方面，或許是Libra可能帶來的更大影響，則是對于現代銀行體系的沖擊。
現代銀行體系經歷了從自由銀行業到清算所協會再到中央銀行制度的歷史演變進程，確立了中央銀行作為最后貸款人的角色和作用；但另一方面，央行作為最后貸款人卻使得金融風險社會化，而貨幣創造的相應收益卻由私人銀行所享有，風險與收益的錯配使得央行與其他金融機構之間存在“道德風險”問題。由此便構成了央行的兩難困境。2008年金融危機便是央行這一兩難困境的集中體現，危機之后的規制改革雖然加強了金融監管，卻并沒有從根本上做出改變。
但事實上，解決兩難困境的途徑早在1930年代就已提出。大蕭條時期，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提出了“芝加哥方案（Chicago Plan）”，要求將部分準備金制度轉變為100%的全額準備金制度，從而終止私人銀行的貨幣創造功能。該方案下，存款從銀行轉移至央行，央行的資產與負債轉變為都具有良好流動性的國債與存款，并形成只承擔支付業務的“狹義銀行”體系。此時，銀行擠兌風險不再存在，因為央行以國家信用為保證承擔了公民的存款負債。相比之下，其他銀行業務則演變為“廣義銀行”體系，通過發行長期債務或資產抵押以開展短期借貸并實現套利，但其同時也獨自承擔低流動性資產負債表所伴隨的金融危險。
盡管“芝加哥方案”實現了貨幣的公共化，但卻從未被真正實踐過，其原因可能可以從兩方面得以解釋。一方面，建立在“存-貸”利率差基礎上的銀行商業模式，決定了100%的存款準備金制度的不可能，狹義銀行與廣義銀行的分離難以實現；另一方面，從技術實現而言，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不可能向社會公開開放，其要維系的數據庫過于龐大且風險過于集中。但這兩方面因素在Libra身上得到了一定的緩解。首先，Libra正是實行100%儲備制度，而作為發起方的Facebook等公司，其利潤并不來源于Libra本身，而更可能來源于基于平臺的衍生業務——這也正是互聯網企業所慣用的商業模式。再者，區塊鏈帶來的分布式記賬技術極大地分散并降低了清算成本，此時不再需要維持一個龐大的集中數據庫以完成交易驗證，而僅僅只需搭建基于分布式節點的開放網絡便可實現狹義銀行功能。
這一變化趨勢已經可以從部分實踐中窺見一斑。英國中央銀行行長Mark Carney在6月20日宣布將向科技公司開放隔夜存款賬戶，并提供支付系統，從而打破了僅向銀行金融機構開放的舊例。類似的，Caitlin Long在其證詞中，同樣呼吁美聯儲采取類似改革，將Libra納入。值得注意的是，2003至2013年間擔任英國中央銀行行長的Mervyn King在其所著《金融煉金術的終結》一書中，同樣針對央行兩難困境提出了“全天候典當鋪”的設想，要求對貨幣創造方式進行改革。將Libra納入央行體系，同樣可被視為貨幣創造方式改革的一種思路。
在理解Libra所帶來的真正變革的基礎上，其對各方的治理挑戰也可能自然浮現。首當其沖的便是Libra如何融入現代銀行體系，其大規模的應用之后究竟會對現代銀行體系造成何種影響，仍然是需要研究的重大議題。另一方面，考慮到Libra設計100%儲備金制度是建立在Facebook等相關利益體可以開放平臺而獲得衍生收益的基礎上，那么此開放平臺的治理問題將同樣凸顯。當前已有評論提出，類似于劍橋分析公司之于Facebook的問題，Libra開放平臺同樣要面臨如何解決惡意利用平臺數據的開發者所帶來的治理問題。考慮到Libra本身的去中心性質在內的更廣主體的共同推進。Libra的未來究竟將如何暫且不得而知，不過技術的發展可能的確又打開了制度創新的空間和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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