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桑斯坦認為站在政府監管單位的角度，不能簡單屈就于他叫做“表達型”(也就是情緒化)的全民公憤式訴求。他認為所有政府部門都應該對監管進行量化的成本與效益研究，用事實和數字說話，不要感情用事或者聽信直覺 ]

卡斯·桑斯坦(Cass R.Sunstein)曾是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同事。這位大部分工作經驗在法學領域的專業人士，最值得炫耀的職位是奧巴馬第一屆總統任期內的信息與監管事務辦公室主任。這個辦公室，是白宮管理與預算辦公室底下負責審計各部門監管政策的部門，也就是說，這是個負責監管政府用在監管上開支的算錢崗位，而卡斯·桑斯坦雖然也自稱是個“行為經濟學家”，似乎并沒有正經學過經濟學或者算術，恐怕所有所謂“行為經濟學”知識都是跟同樣來自芝加哥大學的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查德·塞勒私下學來的。作為一名一共只干了四年，且理論上專業不對口的高級技術官僚，桑斯坦對技術官僚主義迷之自信，他撰寫的這本名叫《成本-效益革命》的新書，至少在我看來，不經意間，事與作者愿違地描繪了技術官僚主義中相當一些哲學與實踐弊端。

什么是桑斯坦筆下具有革命性的“成本與效益”分析?桑斯坦認為站在政府監管單位的角度，不能簡單屈就于他叫做“表達型”(也就是情緒化)的全民公憤式訴求。他認為所有政府部門都應該對監管進行量化的成本與效益研究，用事實和數字說話，不要感情用事或者聽信直覺。用最近廣為討論的滴滴順風車事件來舉例，事發之后全民情緒化訴求的直接“成本”是順風車被下線，之后政府監管部門需要花費大量金錢人力對網約車行業進行監管，而需要這類服務的人只能轉而使用另一些有可能更昂貴、更不安全、更難監管的交通方式。與此同時，這些監管成本直接帶來的“效益”卻很難估量。哪怕人們的道德直覺里政府理應傾盡全力監管網約車，很有可能監管成本與收益是不符的。在技術官僚眼里，不先出一份可行性報告，監管恐怕不應該開始。

桑斯坦提供了一種“成本與效益”的計算思路。按照他的算法，一條美國人命值900萬美元。這算法既符合技術官僚烏托邦的思路，又在我們正常人看來很詭異——根據有關部門進行的一些民意調研，一般雇員(比如建筑工人)愿意多拿900美元并接受萬分之一的死亡率。也就是說，理論上如果雇主想要確保沒人遇難，就需要付出900萬美元的代價。桑斯坦管這叫做“生命的統計學價值”，一個抽象概念。回到我們剛才的例子，假設滴滴順風車每年接單一個億，而導致乘客死亡的事件有兩起，那也就是說乘坐順風車的致命概率是5000萬分之一。再假設乘客(或者滴滴)愿意每單多付10塊錢來改善安全狀況，那么確保不死人的“生命的統計學價值”是5億人民幣。這數字看起來直觀多了。你本來在網上把滴滴罵得酣暢淋漓，但如果告訴你，一條命要5個億才能保下來，你恐怕也要想想值不值得，何況你愿不愿意多付那10塊錢，也絕對是個問題。

桑斯坦把這10塊錢的代價叫做“花錢意愿程度”。拿年前我國北方農村的煤改氣政策來解釋他的思路，現實當中很多農民在被告知環保效益之后，依然不愿意出錢改造，因為對他們來說環境問題并不重要。桑斯坦會認為，在民眾花錢改善環境問題的意愿很低的情況下，這一政策是弊大于利，也就是從政府監管機構的角度來看，是“效益低于成本”的。

技術官僚通常喜歡把意識形態甚至本體論哲學問題包裝成概率和統計問題，也就是技術問題。小學生都明白就算你花了5個億，也不可能確保滴滴順風車一定不出人命事故，更何況在“煤改氣”的“效益成本”分析當中，環境改善的得益者與必須花錢的人并非同一個數量級，外加桑斯坦自己也承認，“人民”在各方面都不是完全理性的動物。桑斯坦自己做了個以204個美國人為樣本的調查，問他們是否認同“政府應當對每條人命指定金錢數量——打個比方900萬美元——并把監管成本與監管效益與之相關聯”。調查結果是65個人選擇了“非常不同意”，52個選擇了“有些不同意”，而選擇“非常同意”的一共只有4個人。

一個像桑斯坦這樣的技術官僚主義者會對此表示詫異，是因為技術官僚意識形態不僅是一門商學院或者法學院里高價出售的現代經濟學或者政治手藝，而且是傳承已久，從約翰·洛克、約翰·斯圖亞特·穆勒、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那里來的一套英美實用主義哲學的當代變體。他們不能理解，為何很多人不像自己一樣追求終極理性。早在19世紀，胡塞爾就對穆勒口中的理性崇拜癥提出了批評，認為這種理想化的“邏輯”不過是人類思維方式當中的一種，還并非最科學的一種，只能在邏輯規范完全封閉(比如解數學題)的情況下才能當作科學方法使用。而真正的“思想”，則是一系列人類心理活動的復雜集成。胡塞爾的心理主義后來發展成了以個體經驗為本的現象學與存在主義，而穆勒的邏輯主義演變成了觀念至上的英美市場經濟和技術官僚主義。不管你個人傾向于哪一種哲學，有一點都應該正視，那就是“實用主義”這概念本身是理想化后的純抽象概念，而不是真的“實用”，更不意味著省錢(畢竟請些技術官僚來進行成本與效益研究也是需要花錢的)。而僅僅因為一個業余愛好行為經濟學的前白宮技術官僚愿意寫一章書，討論在商品包裝上貼生產地或卡路里標簽這樣看起來雞毛蒜皮的事情，也不等于他是你接地氣的鄰居老王，因此對老百姓(60.180, 0.38, 0.64%)的所有需求都非常了解。這背后有一套哲學思想的指引。

雖然桑斯坦反復重申《成本-效益革命》不是本哲學作品，它花在討論哲學概念上的時間遠超過做算術或者提出實用方案。桑斯坦討論了什么是福祉(不管成本還是效益都無法定義)，什么是非理性(桑斯坦詭異地指出，一個人通常在用外語做決定的時候比用母語更為理性，但并未就建議所有人學習一門外語作出成本效益分析)，食品標簽上寫“含××”與“不含××”會帶來什么認知行為區別(因為無法從桑斯坦的書里得到準確結論，我只能認為應該因人而異)。

我并不是說成本效益計算對政策制定者來說不重要。很顯然，任何預算有限的監管部門，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計算自己部門投入的成本與生產的效益是否匹配——比如小派出所的警察如果被要求調查該區域所有網約車司機的套牌情況而拿不到一分錢加班費，那這項工作很可能根本不會展開。這不但談不上多么有革命性，連老生都懶得常談。桑斯坦的醉翁之意顯然并不在此，他是個把自己包裝成技術官僚的意識形態斗士，真正的意圖無非是讓監管部門少監管市場，多監管自己——回到穆勒或者洛克的哲學，這是那種用一根筋的政治邏輯而非政策手段治國的方法論，與美國法制系統至今以1787年寫的憲法為基本依據的傳統一脈相承，也照應了當代技術官僚主義最大的弊病——紙上談兵。桑斯坦自己也承認，除了進行規模永遠有限的民意調查之外，并沒有計算一些復雜社會問題之成本與效益的好方法。你沒法真的算出“人民”的需求(因為人民的需求因其心理狀況各異而各不相同，這點實用主義哲學家們總有理解困難)，而現實本身的不穩定更直接導致大部分政策的成本既不可控，也不可能在執行之前得出明確結論。所以最終，少監管、不監管對各大部門來說肯定是最為可行的方法，一如特朗普上臺后要求各部門每出臺一項新監管政策必須扔掉兩項的簡單粗暴。

某種意義上說，技術官僚主義是一套極為自戀的思想，這在大數據時代愈演愈烈。與過往其他自戀的政治邏輯不一樣，技術官僚主義是舉著“民主”大旗的，因為在他們眼里沒有比大數據更能了解“人民”的東西了，哪怕這大數據樣本經常(因為成本問題)小得難以置信。有了大數據，什么政治說客，什么民粹主義，什么行賄受賄，這些不和諧噪音在政策領域均無立足之地。回到民主社會的現實，技術官僚的地位至今仍然不高。真正引導政治話語與政策方向的恰恰是情緒化、非理性、大部分時候雞同鴨講的人民，投票的時候不僅有時候會涂錯，還經常反悔。桑斯坦自己也承認，他的想法即便在偏技術官僚主義的奧巴馬政府的政治打手們眼里，也被認為小兒科，無法給政府帶來公關效益。在如此混亂的世界里，仍然有桑斯坦這樣堅定的穆勒擁躉，不得不說，正證明了一切不可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