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臺是不是傻？天天推薦可能認識的朋友，那么多共同好友我倆為啥還不是好友？你心里沒點數？”
對此段子，受到吐槽的平臺也許真的不一定有數，但我們對于無所不在的大數據，這些年來心里愈發有數。甚至在不少時候，難免有“背后被人偷窺”的感覺。畢竟基于互聯網或者移動互聯網的各類平臺，如支付寶、京東、美團、滴滴打車等，對我們的某些生活、購物、支付習慣，所掌握的數據要比我們的記憶更為翔實。一旦出于某種私利，這些平臺倘若引導或者裹挾消費者選擇它的服務，接受它的定價，乃至別有用心的商家派生一些灰色地帶的用途，這就應當為人所警惕了。
但若就此要個人遠離網絡乃至拋棄手機，用書信通訊，非實體店不入，監管層面草木皆兵，不分良莠一棍子打倒，顯然也是因噎廢食。
大數據作為一個技術“爆款”，對商業機構的好處已經不言自明，但它同時也是一個政府施政的熱點，對于公共治理意義重大，可以促使公共管理結構從封閉轉向開放，這點容易被人忽視。
如同汽車傳感數據用于司機行為評價從而推動了汽車保險業的深刻變革，個人在其職業活動與生活中形成的各種數據，同樣是公共管理數據的重要來源。用最近盛行的共享概念去理解，眾多領域的數據共享是大數據時代的天然特征，當然，也有隱私失控的隱患。
好在技術的使用者是受到人性控制的，技術雖然不具有道德規制的屬性，但人性完全可以通過道德與法律來進行制約，這一點不妨參考成熟國家的做法。
這些國家對于隱私的保護力度本來就在我們之上，但依然關注與數據有關的隱私問題，并發展出基于大數據特點的國際范圍的隱私保護策略，如安全港協議與“隱私偏好平臺計劃”（P3P）等技術保護策略。
管理學早有論斷，組織與用戶往往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實施行動。這往往可能侵害到其他相關者的利益，其中關乎用戶的利益就很可能涉及隱私。進一步說，各相關者的利益多樣性導致的倫理失衡是大數據負面問題的深層根源。
基于對這一根源的理解，明確告知用戶哪些數據被搜集和使用，可能被使用的范圍，數據用途的價值傾向，以及需要承擔的風險，這顯然更符合與道德決策相關的自主原則、知情同意原則。將選擇權回歸個人，也有助于在大數據的應用中減少弊端。
在可行性方面，涉及個人數據的具體操作中，可以以公告或郵件的形式通知個人，同時保留個人拒絕的權力至少是要求匿名的權力，并保證使用數據時語境的完整性，不做曲解和遮蓋。
雖然數據作為一個整體，通過技術進行分析才有用，單個隱私信息對大數據分析而言沒有價值，但當某些平臺或機構行為侵犯到個人隱私的時候，個人應當具有維權意識。在這一點上目前個人還是相對弱勢與被動，但大數據時代調整自己的隱私觀，使觀念與時代相適應，并不斷尋求更能保護自身隱私的行為方式，顯然是大勢所趨。
數據在將來，很可能與水、電、煤一樣，是基礎能源之一。與其將時間浪費在爭論大數據的“出身”、聞數據色變、為數據“壟斷”恐慌上，不如多從法律角度聚焦大數據獲取的合法合規性與創新外延，做到客戶隱私、公眾利益和整合大數據的平臺三方共進，這有可能是最適合大數據發展的路徑之一。畢竟，大數據為我們提供的不是最終答案，只是參考答案。
（作者為基金從業者、財經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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