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攜手國家工商總局開啟多方協作社會治理新模式”，在網上看到了這么一個標題。因為最近一直在研究互聯網+社會治理這個問題，也和上海一些地方管理機構有過探討和學習，所以看到這個合作，有些想法倒是不吐不快。

互聯網+政府的三個境界

這些年，“互聯網+”的概念大行其道，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向就是“互聯網+政府”，許多的政府職能都通過互聯網的技術手段來做到更美好的實現——這不僅是商機，也是政績，最著名的當屬貴州要打造大數據樣板，甚至計劃出臺全國首部大數據地方法規《貴州省大數據發展應用條例（草案）》。

當然，在這波浪潮中，政府和互聯網企業有很多不同的合作，但細細看來，大體包括三個層次：互聯網+社會服務、互聯網+社會預測、互聯網+社會治理。

先來說互聯網+社會服務這塊。其實這個不是新鮮玩意兒，很早就有“電子政務”這個說法。只不過這兩年阿里和騰訊都在全力啟動“智慧城市”項目，讓這個概念家喻戶曉，你可以在支付寶或者微信中查違章、婚姻登記等等，這個一站式入口的體驗比傳統分散在各個委辦局官網的業務的確要好很多。

在這塊業務上，雖然阿里和騰訊風頭正勁，但我要說：這是政府主導推動的領域——而且核心是簡政放權，“互聯網+”只是表現形式。

因為你看到的入口和相關技術應用不過是最表層的東西，后臺最關鍵的是當地政府愿意開放，同時愿意通過改變內部管理方式，打通橫向縱向緩解，減少不必要的審批，從而實現“省時省力省錢”。在這一塊，可以參考《經濟參考報》此前對貴州這塊領域報道的基調，大體反應了實質：

相比于其他省級公共服務中心，貴州最大的亮點是運用大數據、互聯網＋公共服務這樣的技術創新，既實現公共服務從各自為政、相互封閉的動作方式，向跨部門、跨地區的協同互動和數據資源共享互認轉變。記者采訪了解到，中心不僅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務效能，而且“省時省力省錢”效果明顯，切實將權力運行裝進了“數據鐵籠”，群眾滿意度高。

再來說互聯網+社會預測這塊，也是近年大熱——最著名的案例莫過于多地政府搞的交通擁堵預測。

比如比較典型的案例是去年浙江省交通運輸廳公布了一項新的試點項目：將高速歷史數據、實時數據與路網狀況結合，基于阿里云大數據平臺，預測未來一小時內的路況。根據報道，這項目還不錯，實時路況監測成本下降了90%，未來路況預測準確率在91%以上。

不過，這塊其實更多是看著比較美，因為這一方面依賴政府對數據的大面積和深度開放，同時也依賴于應用者的深度挖掘。而根據復旦大學數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在其2015年公布的《中國開放政府數據平臺研究框架、現狀與建議》中的分析：

中國開放政府數據實踐存在六個方面的主要問題：數據量少、價值低、可機讀比例低，開放的多為靜態數據，數據授權協議條款含糊，缺乏便捷的數據獲取渠道，缺乏高質量的數據應用，缺乏便捷、及時、有效、公開的互動交流。

當然，在我看來這其實并不奇怪，如果說互聯網+社會服務有電子政務有簡政放權的鞭子抽著推動政府行動，那么在互聯網+社會預測這塊，其實動力有限。這也是為何我最看好第三塊，互聯網+社會治理的原因，因為在這塊上政府有著極大的主動性。

從上海自貿區模式看互聯網+社會治理

要談互聯網+社會治理，我建議各位要高度關心上海自貿區關心上海浦東的相關試點。

去年下半年，曾經聽過上海浦東新區區委書記沈曉明交流上海自貿區經驗，他津津樂道的一條就是浦東新區市場監管局率先運用“大數據”理念，嘗試在網絡訂餐行業實施“互聯網＋信用監管”模式。

這個模式怎么操作？其實很早政府監管部門就有對餐飲企業食品安全量化分級監管信息（俗稱笑臉、平臉、哭臉）的舉措，還會頒發“笑臉”、“哭臉”這樣的評級牌。不過因為這東西店家往往會選擇不起眼的地方懸掛，再加上食客到店后也相信眼見為實，并不太在意這塊。

但是，浦東新區在去年8月于轄下陸家嘴的試點中將信息開放給外賣APP，這樣訂餐用戶對于商戶衛生情況一目了然。

其實，上述聯動的價值，遠不僅于“笑臉”、“哭臉”這樣的衛生檢查。某地的一位街道主任告訴過筆者，其轄區內大量無證經營的商店尤其是餐飲店，雖然當地工商部門知道這些店鋪無證經營，但因為法不責眾、拉動就業等種種因素，這些無證店鋪只能聽之任之。而他作為管理者，很歡迎將相關信息與市場企業打通，一旦無證店鋪無法登陸外賣網站或者其它網上經營行為受限，那么可能就會謀求有證經營，將長期的老大難給解決。

是的，互聯網+社會治理，本質上是各級地方政府有動力去推動的一個項目。

為什么互聯網+治理核心是IT巨頭們

互聯網+社會治理，各級政府有意愿推動，這是從政府層面；而從企業角度，對類似BAT這樣的IT巨頭們，也是切入互聯網+政務的最佳試驗場。

為什么這么說？回看此前提到的三個境界，第一個是政府為主導；第二個可以政府為主導，配合方固然可以是商業企業，但也可以是高校，企業在大數據應用上未必是不可或缺的；但惟獨在大數據+社會治理上，商業企業卻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這個問題，就要回到去年7月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運用大數據加強對市場主體服務和監管的若干意見》，里面明確提出了：

有利于加強社會監督，發揮公眾對規范市場主體行為的積極作用；

“公眾對規范市場主體行為的積極作用”，這句話請結合上海自貿區的例子反復咀嚼。這意味著未來“互聯網+社會治理”的一個重要思路就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通過政府公開信息→商業主體利用數據影響公眾消費決策→最終來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

這就意味著，一個商業主體針對公眾的影響力越大，在這個互聯網+社會治理的蛋糕中可能分到的蛋糕越大。而BAT等巨頭們有著先天優勢。且讓我們看看各家可能和已經做的。

先來看騰訊，拼接QQ和微信，騰訊無疑是眼下社交類互聯網服務的頭把金交椅，但在我看來，這反而限制了其在互聯網+社會治理上的價值。無論QQ還是微信，絕大多數是熟人社交，當一個熟人給你推薦某件商品的時候，你基于信賴，往往不太需要政府信息參考，大量政府監管部門公布的數據并無太大的用武之地。

再來看阿里系，淘寶、天貓、螞蟻金服，陣地廣泛，可干的事兒的確不少。最近阿里系比較漂亮的一個案例就是螞蟻金服對“老賴”的限制：

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專線將“老賴”名單(即失信人執行名單)共享給芝麻信用，“老賴”們的失信違約記錄實時同步到其個人芝麻信用。……“老賴”們將無法通過淘寶、天貓平臺購買旅游、度假產品、保險理財產品，也無法在螞蟻小貸等公司申請個人貸款。

當然，作為電商巨頭，其實如果淘寶天貓能夠和質檢部門進行數據共享，一旦質檢發現有問題的商品，淘寶天貓上相關商品自動被搜索降權或者出現質檢問題提醒，那么對于避免消費者上當大有好處。不過暫時，似乎沒有看到天貓淘寶有在類似問題上探索的計劃，不如螞蟻金服來得積極。

BAT三巨頭中，本文開首就提及的新聞源頭百度，也許可算是互聯網+社會治理的急先鋒了。記得早在去年10月，百度就和北京市工商局宣布就企業信用社會共治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未來將全面推動企業監督工作的變革和發展。

而隨后百度就上線了“百度信譽”的新產品，百度搜索中出現的企業，點擊后可以查看V1到V3的信譽檔案，而在檔案中即時呈現工商行政處罰、司法監管、稅務監管、財務監管各方面信息——要知道，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上述部門的監管信息除了極少部分通過媒體進行一次性傳播外，絕大多數時間內是到達不了普通受眾的——但百度的這個工具至少讓政府機關的數據可以直接到達最終用戶，而這意味著相關數據的殺傷力也因此驟增，如果一個網站因為工商行政處罰曝光而使得搜索引擎用戶敬而遠之，你還認為他們會對工商行政處罰敬而遠之？這就是“公眾對規范市場主體行為的積極作用”的實現啊。

至于這次，顯然是百度和工商系統合作的升級，從北京一地升級到全國，具體內容則是“全國電子商務網站監管服務系統”，以訂制化的“工商行政管理垂直搜索引擎”為核心技術基礎，主要包括“全國電子商務網站主體監管服務子系統”、“全國電子商務網站客體（商品、服務）監管服務子系統”、“全國電子商務網站行為（違法經營線索）監管服務子系統”三大子系統以及相配套的應用管理功能。

其實從業務定位來看，百度的搜索引擎提供的信息，往往是搜索者對信息最陌生的情況下，也是政府公開數據輔導指引價值最大的場合，如果百度能夠接入更多的政府數據讓網站資質、信譽明朗化，這對中國的政府治理和網絡環境，倒是真的雙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