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信息超載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已經挾裹著眾生的生活。戴維·溫伯格《知識的邊界》所嘗試的，恰是在大數據時代，如何認知網絡下的知識與科學。因為，不管確定“互聯網＋”，還是定義“互聯網－”，都要面對今日“事實不再是事實”，而“專家隨處可見”的現實。

顯然需要理清思路，理性面對這一切。你要學會像戴維一樣，冷靜地打著比方，包括以轉述的方式，向自己的見解緩步、輕松而去——

美國出版公司蘭登書屋的創始人之一貝內特·瑟夫出版的一本書里就講過這么個奇聞軼事：

一天，《哈波斯》雜志的卡斯·坎菲爾徳在編輯部接待一位長相甜美卻個性堅決的婦女。這位女同胞很想討論她自己正在創作的第一本小說。“一本小說應該是多長的篇幅？”她問道。

“這個問題沒有確切的答案，”坎菲爾德解釋道，“一些像《伊登·弗洛姆》這樣的小說，大概只有4萬字。而其他的小說，如《飄》，卻可能達到30萬字。”

“但，普通小說的平均長度大概是多少字？”婦女堅持問道。

“呃，我覺得大概是8萬字吧。”坎菲爾德回答。

婦女跳了起來，并歡呼著。“感謝上帝！”她喊道。“我的小說完結了！”

戴維轉述這則逸聞并不是讓大家簡單地笑上一笑。戴維想說的是，面對太多的信息而無法全部知道的事實，其實我們的戰略一直是建立一個知識的停止點（stopping points）系統。這是個很有效的方法，很實用于保存和交流知識的紙質媒介。

戴維列舉的另一偉大實例同樣能說明問題。1836年，達爾文從“小獵犬號”航行歸來，完成了將促進他進化論理論的觀察。1838年，達爾文對自己的理論有了清晰的想法。1842年，他用鉛筆寫下了35頁的“骨架”，但沒有公開。1844年，他寫了189頁的手稿，沒有公開，但指示妻子，如果他死了就將手稿出版。接下來的15年，他研究了藤壺，出版了8本書，生了9個孩子，并且經常和同事通信往來討論。他還開始了實驗科學。但他就是沒有出版自己的進化論。他似乎在等著什么？有一天他收到了年輕的博物學家阿爾弗雷德·羅素·華萊士寫來的一封信，此后華萊士又寄給了達爾文一份20頁的文稿，里面提到的理論和達爾文的進化論基本相似。達爾文萬分驚訝，他想成為這個理論的最早提出者，但不想欺騙華萊士，或者怕更為糟糕，讓自己看起來是竊取了華萊士的觀點。在聽取兩位親密同事意見后，1858年7月，倫敦林奈學會安排宣讀了華萊士的一篇文章，以及達爾文的兩篇文章。林奈學會在自己的雜志上刊發這些文稿后，達爾文才開始在科學家圈內引起關注。這個鼓舞，讓達爾文經過13個月的寫作，完成了不朽的《物種起源》。達爾文和華萊士的故事，后世有多種解讀。紙質出版模式靜靜地塑造了科學，這是一個例子。同時，那個停止點，格外清晰。

傳統的知識是紙的意外產物。沒有什么時候，我們對紙的認識這么明確過。紙上的知識，紙上的科學，曾經是一種出版的類型，它們經過層層過濾，才能在紙上“行走江湖”。但今天，紙質悄然換作網絡。在此背景下，如有達爾文和華萊士的故事上演，恐怕要重新演繹，且絕不會如此安安靜靜，按部就班，起承轉合。

能夠明確的是，權威在網絡化時代仍然會是一個停止點，但“權威已經不再是一個主要由有資質的人所構成、專門生產特級產品的特殊階層了”。相反，權威更多地是由功能性來定義，如你的體驗一般：權威是你在無數連接中訪問的那個最后一個頁面——是你決定不再繼續去點擊其他鏈接的那個頁面。

正如戴維所打的比方一樣：當知識變得網絡化之后，房間里最聰明的那位，已經不是站在屋子前頭給我們上課的那位，也不是房間里所有人的群體智慧。房間里最聰明的人，是房間本身：是容納了其中所有的人與思想，并把他們與外界相聯連的這個網。換句話說，互聯網作為知識的基礎設施，本身并不擁有創造知識的實體要件，知識不存在于書籍之中，也不存在于頭腦之中，而是存在于網絡本身。

以下事實正越來越清晰：傳統的圖書在表達觀點的方式和呈現形態上，是將思想擠壓到一條狹長的小徑上，驅使讀者沿著這條小徑行進。網絡化時代，從最為純正的網絡意義上，它的開放姿態，決定每個人都遭遇了網絡所帶來的心理顛覆——豐富性、鏈接、無需許可、公共性、未決性，但網絡化的知識和科學，會讓我們更加接近關于知識和科學的真理。但就在這浩若煙海之中，我們一樣要找到知識的停止點，在心里給它個飛吻。

網絡，如尼古拉斯·卡爾說的那樣，重裝了我們的大腦。在信息洪流之中，眾生得以不必焦慮，并能輕松自在地在網絡之上“笑傲江湖”的方式，或許是找到那一個個知識的停止點。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要再回看一下本文開始時戴維·溫伯格轉述的故事，大笑三聲，一起釋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