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云近來很忙，他至少和7個省政府談了7場戀愛。這位互聯網大佬曾說過一句漂亮的名言：“和政府要只戀愛，不結婚。”
最近的一次，6月27日，馬云的“新對象”是河北省政府。在石家莊，馬云帶著豪華的“親友團”赴約，成員包括銀泰董事長沈國軍、阿里巴巴首席技術官王堅、運營官張勇、集團副總裁何一鳴等。
河北方面，省委書記周本順、省長張慶偉以及相關政府部門的主要負責人悉數出席。如此規格的會面，甚至讓現場工作人員都感慨“真不多見”。
而此前一天，馬云與他的高規格班底出現在河南省會鄭州，與他們見面并共謀合作大計的是另一批省部級官員—河南省委書記郭庚茂、省長謝伏瞻等人。
兩天之內，以互聯網的速度，馬云一行分別與豫、冀兩省政府簽署了云計算和大數據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至此，馬云的阿里巴巴集團（下稱“阿里”）已與海南、浙江等7個省份的省級政府建立了圍繞云計算與大數據的戰略合作關系。當馬云把阿里巴巴的生意做到政府大院里，長袖善舞的他正在撰寫什么樣的政治經濟學章節呢？
7省與馬云談合作
馬云與省級政府談合作，至少可以追溯到2013年6月。
彼時，海南省委書記羅保銘帶著黨政代表團前往“長三角”考察學習。一天晚上10點多，在杭州西子湖畔，羅保銘與馬云初次約見。
首度會晤，兩人聊的話題有些“鄉土”，但又非常實際。比如，怎樣才能把海南的水果蔬菜賣向全國。
這恰好是阿里的強項。羅保銘回去后，沒多久，海南省41家農產品生產企業分批入駐淘寶生態農場。11月，淘寶網聚劃算頻道推出十余種海南特色農產品的團購活動，僅3天便取得2409萬元的業績。其中，椰子飯更是賣掉了全海南島以往線下年銷量的63%。
海南農產品在淘寶上大賣后，羅保銘牽線搭橋，力邀馬云參與海南國際旅游島的建設。2013年12月及今年2月，馬云兩次帶隊赴瓊考察，羅保銘均親自接待。
今年2月27日，海南國際旅游島先行試驗區與阿里簽署了一個總投資50億元的戰略合作協議，內容涉及基于云計算和大數據的智慧互聯港灣項目、淘寶大學海南分院、企業家冬季工作室等5個方面。
一個多月后，4月10日，在杭州城西阿里巴巴西溪園的貴賓會客廳，馬云迎來了又一個省級政府考察團，帶隊的是浙江省省長李強。
“當時，省里很重視，李省長和梁副省長帶了很多人，發改委、金融辦等主要部門的負責人都去了。李省長還說，這是一次合作伙伴間的交流。”一位知情人士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那天，浙江省政府與阿里達成了戰略合作框架協議。該協議由浙江省商務廳帶頭起草，內容包括產業發展、應用推廣、模式創新、信用體系等10個方面。
“不久后，省政府辦公廳又與阿里簽署了關于落實雙方合作的行動方案，將合作細化為若干個項目、若干件事，并迅速明確了具體工作的牽頭單位、責任人、進度安排等。”浙江省商務研究院院長張漢東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在張漢東的印象中，浙江省和杭州市對阿里一直非常關注與重視。近幾年，省市領導經常會下企業進行調研，為之解決實際問題，雙方的交流也持續不斷。“而這次的協議更是把過往的互動提升到了書面的、列清單的高度。”
其實，早在2011年，喜歡身穿西裝、腳著布鞋的馬云曾坦言，作為企業家的他在處理政府及外界關系上比較糟糕。但如今，他和阿里正獲得越來越多政府官員的青睞。
此前，河南省省長謝伏瞻就曾在政府常務會議上掏出手機，花了近20分鐘時間，給與會者宣讀馬云的一篇題為《中國行業發展將面臨大洗牌》的演講稿。
“浙江有這樣一個世界級的企業，而且完全處于上升期，省政府表現出一些姿態是可以理解的。”浙江省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所一位研究員向時代周報記者分析，“而其他省政府中也有不少人非常認可馬云，希望邀請阿里參與當地發展，而他們之間的合作，阿里也處于優勢地位。”
據時代周報記者了解，阿里目前與不少地方政府都處于“戀愛蜜月期”，并和海南、浙江、貴州、廣西、寧夏、河南和河北7個省份的省級政府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而阿里與市縣級政府的合作更是不計其數，僅杭州市就有40多個政府項目跑在阿里云上。
政務改革與阿里的機會
6月26日，浙江政務服務網上線。這是阿里與浙江省政府開展戰略合作后，落地的第一個項目。
“很早之前，省里就提出過這樣的理念，希望將政府的對外窗口做成一個網站，提供一站式的政務服務。”張漢東說。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結束后，浙江省省長李強牽頭啟動新一輪的政府改革，核心內容是建設“三張清單一張網”。
所謂“三張清單”，即企業項目投資負面清單、政府權力清單和政府部門專項資金管理清單；“一張網”，則指省市縣三級聯動，集行政審批與便民服務于一體的全省網上政務大廳。同時，它也是展現“三張清單”成果的平臺。
“看上去，這些似乎只是技術手段的改變，但實際上是政府運用互聯網思維改革行政體制、推動職能轉變。”浙江省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潘毅剛向時代周報記者分析，“因為首先，‘三張清單’明確了政府的權力和職能，‘一張網’又實現了政府權力的公開透明化，如此有利于輿論監督，以及政府部門之間的監督。”
與此同時，阿里也在“下一盤很大的棋”。今年2月，馬云在發給員工的一份內部郵件中寫道，未來10年，阿里的戰略目標是成為DT（Data Technology，即大數據技術）時代中國商業發展的基礎服務商。
“過去，我們也是購買IP設備做自己的數據中心，但后來，淘寶每年的增長極快，如果繼續做傳統的IP架構，阿里每年的利潤恐怕都要交給別人了。”阿里巴巴數字娛樂部公關負責人張啟告訴時代周報記者，2009年，阿里開始發展云技術，2011年嘗試對外開放云業務。2013年以來，阿里云迎來較快的業務增長，目前已有100多萬客戶—一些爆紅的APP，比如曾經的瘋狂猜圖，前不久的臉萌，都跑在阿里云上。
“發展云計算就像建設一座電廠，我們在滿足自身需求之余，希望向中國所有的政府部門、企業機構以及科研單位供電。”張啟說。
目前，阿里與7個省級政府的戰略合作均以云計算與大數據為基礎。“在此之上，還有一些展開的內容。”阿里集團公關總監顧建兵告訴時代周報記者，“當然，在云業務之前，阿里與地方政府有過合作，但沒有像現在這么大的戰略層面的合作。”
浙江政務服務網是浙江省政府與阿里進行戰略合作后的一項成果。在今年6月25日的網站開通儀式上，浙江省政府副秘書長王曉峰表示，這是全國首個搭建于公有云平臺（阿里云），省市縣三級采用一體化模式建設的網上政務服務平臺。
通俗地說，這就是一個“政務超市”，提供浙江省、市、縣三級政府上萬個行政審批事項以及預約結婚登記、診療掛號、高考成績查詢等便民服務，網民可以像平日逛淘寶購物一樣在網站上辦事。
對于將政務平臺架設于云端的好處，張啟認為，“正是阿里云的海量數據處理能力，使得‘政務淘寶’成為可能，并保證了網站的訪問速度；其次，這種方式可以為政府節省80%以上的IT成本，減少數據中心的重復建設；再次，只有通過云計算，政府才能真正運用大數據手段提升服務質量。”
據時代周報記者了解，雖然都是基于云計算的合作，但阿里與各個省份的合作又從當地的改革發展情況出發，側重各有不同。比如浙江的重點是發展電子政務，行政審批一網搞定。在海南，阿里的任務是發展智慧旅游，實現馬云的“一部手機玩轉海南”的構想。而在河北，雙方的意向是打造“智能藥監”，開發涵蓋藥品、化妝品、保健食品和醫療器械安全監管的綜合業務平臺。
馬云的“野心”
從電子商務起家，一路蓬勃發展。而今，經過10多年的成長，阿里已不再是一家簡單的電子商務企業了。
今年以來，阿里頻繁的投資并購引發極大關注，幾乎每個月都會爆出重磅的投資消息。比如，從年初入股中信21世紀、零售百貨銀泰，到4月與優酷聯姻、收購高德，再到6月鯨吞UC、攪局恒大足球，完全是一種“根本停不下來”的節奏。
而馬云一直強調，他們做的不是生意，而是生態；他們建設的不是公司，而是社會化組織。他們的最終目標是，提供移動互聯時代的“水、電、氣”，建立“無邊界生活圈”，實現“淘寶就是生活”的愿景。
“舉個例子，阿里收購高德后，肯定希望在智能交通上有所作為，而智能交通體系并非一個商業企業可以獨立完成的，必然需要政府的參與和規劃。所以，阿里要參與到與地方政府的合作中去，讓對方了解自己的能力與意愿。”通信專家、飛象網CEO項立剛向時代周報記者分析。
在項立剛看來，阿里如今想做云平臺、想做“供電”的基礎服務商，并選擇與政府合作，為未來爭取機會。這是馬云謀求商業布局轉變的組成部分。
“阿里對自己未來的定位是一家數據公司，如今，它積累了豐富的電商數據，但缺少電子政務以及城市基礎數據，而這些數據能夠幫助阿里為目標客戶提供更好、更精準的服務。”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高級分析師張周平這樣對時代周報記者解釋阿里擁抱政府的動機。
“過去，阿里注重以電商為核心，但2013年以來，一方面，它的資金實力不斷增強；另一方面，圍繞移動互聯網，阿里正在進行新一輪的商業布局，它的視角已不再停留于電商，面對的空間也更加寬廣。同時，協調能力亦不斷提升，包括處理政府關系的能力。”項立剛說。
一位不愿具名的互聯網業內高管則更坦白地說：“過去，阿里純粹做電子商務時，不需要花太多精力與政府打交道，畢竟，這不是一家房地產公司；而今，阿里想在更多方面圖謀發展。互聯網金融需要政府的支持，阿里云又希望獲取各地城市的基礎數據，這些種種都促使阿里與政府走得更近。”
一個巴掌拍不響，阿里所到之處，地方政府也無不歡迎。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在會見馬云時就表示，“我們真誠期盼像阿里巴巴這樣的世界知名企業參與河北發展，為河北帶來全新的理念、技術與發展模式。”
而浙江工商大學MBA學院院長鄭勇軍在接受采訪時曾表示，盡管阿里從創立之初就飽受爭議，比如它創造了就業機會，也摧毀了線下的行業機會。但從打造浙江經濟升級版的角度來說，阿里對商業業態的改善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當下，政府如何關注馬云都不為過。
然而，眉目傳情之間，阿里究竟能從與政府的“戀愛”關系中獲得多少利益呢？
“當下，像阿里這樣的企業，幾乎沒有地方政府會拒絕，談合作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但這些框架性的協議要想變成阿里的實際營收，變成真正的錢，路還很長。就如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他們與政府簽署的智慧城市合作協議可不止7個省份，結果呢？”項立剛說。
潘毅剛認為，“浙江省政府的考慮之一可能在于，他們認為目前是一個發展智慧政務的時期，他們希望通過自身的體制改革倒逼經濟發展。而在改革過程中，他們購買了阿里的服務。”
“而且，這種戰略合作更多是一種姿態，具體項目依然一事一議，走立項、前期研究、公開招標的流程。并不是說，既然我們已結成戰略合作伙伴，相關項目就一定交由阿里對接。”潘毅剛說。
而在張漢東看來，阿里與浙江的合作是基于共同的社會經濟發展目標，“阿里一方更多是執行企業的社會職能，并非謀求‘做一票業務，賺多少錢’。而政府要做的是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關心政府政策、辦事效率等企業關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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